基辛格100岁时坦言：在当今世界上，有3个国家美国没有办法制裁它

1953年7月，朝鲜半岛的战火刚刚停息，板门店停战协定的墨迹尚未干透，华盛顿的一些决策者已经把目光从战场投向账本。军事上暂时收不了场，就转向经济和金融手段，这几乎成了美国冷战时期的一个固定模式：凡是难以通过战争解决的对手，就尝试用制裁去“磨死”。

这套做法后来不断被复制。朝鲜战后长期被封锁，经济发展严重受限，就是典型案例之一。几十年下来，美国对制裁工具愈发熟练，条款越来越细，名单越拉越长，看上去似乎谁都可以拿来开刀。然而，有意思的是，等到基辛格年过百岁回顾一生经历时，却点出一句颇为刺耳的话：这个世界上，有三个国家，美国实际上没有办法真正制裁。

这句话听上去夸张，细推之下却并非脱口而出。基辛格自尼克松时期进入权力核心，从越战到中东，从中美破冰到苏联解体，有些局面他是亲手参与塑造的，也见证了制裁手段从“临时工具”变为“常用武器”的全过程。也正因为走得够远、看得够多，他在晚年谈到美国的制裁冲动时，态度要比华盛顿一些年轻政客冷静得多。

在他看来，制裁并不总是灵丹妙药，甚至有时是误判情势后的“下下策”。尤其是面对某些关键国家时，制裁不仅难以达成目标，反而可能反噬美国自身的结构性利益。这一点，在对华问题上体现得格外明显。

一、中国并不是可以“随意拿捏”的对象

基辛格在中美关系史上的角色，外界评价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几乎没人否认：他是极少数真正长期研究中国、并愿意把研究结果说出来的美国政界老人之一。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通过秘密访华打开中美接触大门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东方大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迟早会让任何国家都无法忽视。

进入21世纪后，中美关系经历起伏。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体量一路上扬，美国部分产业链逐渐向东亚转移，美国国内不适感越来越强。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谁得利谁吃亏”的讨论在美国社会愈演愈烈，一些政客的直观反应就是：用制裁、关税、技术封锁等手段压一压中国。

从表面上看，这些举动声势不小。单说企业名单，就不断有中国科技公司、能源企业、金融机构被列入各种限制清单。芯片、设备、软件许可，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冒出新的限制条款，看上去似乎每一次都“力度空前”。

但从实际效果看，制裁对中国的打击远远达不到一些美国人想象中的程度。原因并不复杂。中国既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节点，又是世界最大消费市场之一，还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人力资源储备。对这样一个体量的国家施加系统性制裁，等于在世界经济结构上动刀。刀捅出去，未必先伤到对手，很可能把供应链、价格体系、资本预期一并搅乱，让全球资本市场和美国盟友一起头疼。

有意思的是，每当某个领域的制裁升级，美国国内往往会迅速出现纠结声音。一边是政治口号的压力，一边是企业界、金融界的现实顾虑。美方内部不时传出类似抱怨：“再这么搞下去，我们自己的生意要没了。”基辛格等一批老派外交人士，也多次公开提醒：中美如果长期陷入对抗，受损的不只是中国，美国自己也很难全身而退。

从这一点看，说美国“制裁中国”不如说是“压制与依赖交织”的复杂博弈。表面上动作频频，实质上每一步都要算计成本。基辛格在晚年谈及此事时，语气相对谨慎。他并没有简单地把中国列入“无法制裁的三个国家”之中，但话里话外已经点明：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个负责任的美国政府敢轻易对中国发动那种全面、极端的制裁战。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摩擦不断，双方仍不得不在多种渠道保持接触。对于体量如此巨大的国家，制裁从来不是可以随意挥舞的棍子，而是动辄牵连全球的复杂变量。

二、以色列：政治与情感交织的特殊存在

在基辛格的论述中，真正被明确点名为“美国无法制裁”的国家之一，是以色列。这一点，并不难理解。

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建国，此后几十年间，中东地区爆发了多次大规模战争。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1967年“六日战争”、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这些节点几乎串起了冷战时期中东的动荡史。在多次重大冲突中，以色列都处在风口浪尖，甚至多次同时面对多个阿拉伯国家的联手压力。

在这些关键时刻，美国的角色极为醒目。无论是军事援助、情报支持，还是外交庇护，美国对以色列的扶持贯穿始终。到了冷战后，这种支持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技术、金融等领域进一步加深。

如果只看军援和外交投票，还不足以解释“无法制裁”这四个字。真正的关键在于，美国国内结构与以色列之间存在一套盘根错节的联动机制。犹太人在西方世界长期移居，各行各业都有相当集中分布。尤其是在美国，犹太裔群体大致在数百万量级，虽然占总人口比例不算太高，但在金融、科技、法律、传媒等关键行业的存在感非常突出。

不少大型科技公司、投行、文化机构背后，都能看到犹太资本或犹太高层的身影。这些人并非铁板一块，但涉及以色列安全、犹太民族历史创伤等问题时，内部立场往往高度一致。试想一下，一旦美国政府真要对以色列祭出严厉制裁，相关商业与舆论力量会做何反应，答案并不难猜。

曾有美国记者形容，谁要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公然与以色列翻脸，那基本等于主动放弃自己的政治前途。虽然这种说法略嫌夸张，但在国会投票、竞选募款、媒体舆论等多个环节上，以色列议题确实具有一种独特的敏感度。很多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期间都会刻意释放对以色列的“友好信号”，并非出于简单姿态，而是清楚自己需要的支持来自哪里。

基辛格对这一结构看得相当透彻。他深知美国政坛的绳索如何被各类利益集团牵动，也了解犹太社群在美国社会的话语能力。于是，他才会说，美国在现实操作中根本不可能对以色列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制裁，因为这种行为将直接触动美国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平衡，甚至会演变成社会撕裂与经济震荡的导火索。

更重要的一层，是地缘政治。以色列对美国而言，不仅是道义与情感上的“伙伴”，还是中东布局里的一颗关键棋子。中东地区长期围绕石油、航道、安全等问题存在层层矛盾，美国需要一个可靠的地区盟友来充当“桥头堡”和“杠杆”。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的存在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一旦美国对其实施严厉制裁，无异于主动拆掉自己布置多年的支点。

在欧洲层面，情况也类似。犹太群体在欧洲历史上的遭遇，特别是二战时期的惨痛经历，让欧洲许多国家在面对以色列问题时格外谨慎。美国如果突然转向强硬，很容易与欧洲盟友在道义层面产生尖锐矛盾。权衡再三，从白宫到国会，都只能在个别政策上给出象征性的“批评”，但真正触及制裁红线的举动，很难出现。

这也就不难理解基辛格的判断：在现有国际政治结构之下，以色列几乎可以确定是美国“无从制裁”的对象之一。

三、沙特阿拉伯：握在手里的不仅是石油

在基辛格列举的三个国家中，沙特阿拉伯同样占据一席。这一判断，与其说基于中东安全，不如说更多源自对石油和货币体系的通盘考虑。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是一段值得反复回顾的历史。在那场危机之前，许多西方国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石油供应一旦出现障碍，其后果会如此剧烈。产油国减产、限供，油价飙升，连锁反应迅速波及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物价指数，甚至引发社会情绪波动。那之后，“能源安全”几乎成了各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一个固定章节。

沙特阿拉伯作为世界重要产油国之一，在这一轮结构性震荡中显露出极其关键的分量。几十年来，沙特不仅是美国石油进口的重要来源国之一，更在所谓“石油—美元”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沙特在内的中东主要产油国，大量采用美元计价和结算，客观上为美元的国际地位提供坚实支撑。

基辛格在回顾冷战后秩序时，多次提到美元结算体系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这是美国全球影响力的基础构件之一。一旦能源贸易脱离美元计价，或者出现大规模“去美元化”趋势，美国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的优势就会受到明显冲击。这不是简单损失几笔订单的问题，而是牵动债务成本、资本流向、金融监管等一整套机制。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沙特的态度就显得耐人寻味。一方面，媒体上不时出现批评沙特人权状况、社会制度的声音；另一方面，涉及武器销售、军事合作、能源安排时，美国政府又保持高度务实。偶尔会有一些象征性的“冻结谈判”“口头谴责”，但真正动用全面制裁手段的可能性极低。

原因非常直接。如果美国对沙特实施严厉制裁，不仅会影响自身能源供应，还可能引发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集体反弹。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在地区政治中的号召力不容小觑。制裁一旦引爆连锁反应，中东局势的复杂程度恐怕会超出任何一届美国政府的掌控能力。

有一次，一位美国智库学者在讨论会中抛出问题：“如果某天华盛顿真要对沙特实施类似于对伊朗那样的制裁，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在场的中东问题专家沉默几秒，只回了一句：“油价会先告诉你答案。”这句话虽然略带调侃，但背后折射出的现实压力不言自明。

基辛格之所以把沙特列入“无法制裁”的名单，正是因为他清楚，美国的全球布局很大程度上系于能源与货币两根支柱，而沙特恰好站在这两根支柱交界的关键位置上。贸然对沙特动用制裁，等于在这座结构上自掘一角根基，不是理智决策者会做出的选择。

四、梵蒂冈：微型国家背后的精神权威

和以色列、沙特相比，梵蒂冈在地理和经济上的“渺小”几乎一目了然。这个位于罗马城中的微型国家，面积仅有四十多公顷，人口数量也极为有限。从传统地缘政治指标来看，它似乎不值一提。然而，基辛格却把梵蒂冈视作第三个美国无法制裁的国家，这一点乍听之下有些出人意料。

要理解这一判断，需要把目光从领土和GDP挪开，转向思想、信仰和舆论这几个看不见、摸不着却极具力量的维度。梵蒂冈作为天主教会的中心，对欧洲、拉美、非洲等地区数亿信徒有着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不体现在军力数字上，而是通过教义、仪式、传统和道德权威缓慢渗透。

在现代社会，信徒并不意味着绝对服从，但在重大议题上，梵蒂冈的立场常常会转化为舆论风向，进而对各国政府的决策产生压力。很多天主教传统深厚的国家，在涉及生命伦理、人道主义、社会公义等问题上，都不得不考虑教会的声音。梵蒂冈的公开表态，有时甚至会成为选举辩论中的重要话题。

美国本身也是一个宗教多元化的国家，天主教徒数量不容小视。虽然美国宪法强调政教分离，但现实生活中的宗教影响并不可能被完全隔绝。若美国政府真对梵蒂冈实施严厉制裁，很容易被广大教徒理解为对信仰象征的攻击，而不仅仅是外交层面的摩擦。

可以想象，一个普通信徒在听说本国政府制裁教宗所在国时，会产生怎样复杂的情绪。政治上的抽象理由，很难抵消信仰层面那种直观的不适感。民意一旦出现这种方向性的变化，任何执政团队都会感到棘手。

对欧洲各国而言，情况更加敏感。很多欧洲国家与天主教会有着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交织历史。梵蒂冈在欧洲社会的象征意义，远非简单的“微型主权国家”能够概括。一旦华盛顿对梵蒂冈采取极端措施，势必遭到欧洲舆论和政界的强烈质疑，跨大西洋关系也会因此蒙上阴影。

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层面，是道义立场。美国长期将自己塑造成“自由世界”的旗手，习惯于用价值观和人权话语指责他国。一旦转而对一个宗教中心实施制裁，很容易在国际社会面前显得自相矛盾。即便从纯粹现实主义出发，这种做法也会削弱美国几十年来苦心经营的“道义形象”。

基辛格深知这一点，所以才会断言，梵蒂冈这个面积不大的国度，实际上拥有一种特殊的“免疫力”。不是因为它经济强大，也不是因为它掌握资源，而是因为它承载着庞大信仰共同体的象征意义。任何国家想要对它动用制裁，都必须先考虑自己在舆论和道义层面将付出的代价。

五、制裁工具的边界与隐藏成本

谈到这里，那句“有三个国家美国没有办法制裁”的评价，就显得更加具体。以色列的“不可制裁”，源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和中东地缘布局的双重制约；沙特的“不可制裁”，来自能源与美元体系之间的深度捆绑；梵蒂冈的“不可制裁”，则隐藏在信仰与舆论之中。

这三种情况表面上差异巨大，往深处看却有一个共通之处：一旦对它们动用极端制裁手段，所触发的后果，将不再局限于双边关系，而是会牵扯到美国自身的根本利益和国际地位。说得直白些，真正被制裁的，反而可能是美国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全球布局。

基辛格晚年之所以不断提醒美国政治精英，制裁不能滥用，也在于此。他敏锐地看到，冷战结束后，美国在缺乏足够对手的情况下，逐渐养成一种惯性思维：凡是不合意的国家和政权，动辄以制裁作为首要选项。这种做法短期内可以制造压力，但长期看会加速对手寻找替代方案，削弱美元和美国金融体系的统治力。

从朝鲜到伊朗，从俄罗斯到委内瑞拉，许多国家在与制裁周旋的过程中，渐渐摸索出一套应对方式：发展本国工业体系，寻找新的贸易伙伴，推动本币结算，甚至尝试绕开美国主导的金融通道。这种变化不会一夜之间完成，却在悄然间改变全球经济的运行路径。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分量尤为突出。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产业链和日益增强的科技能力，使其在全球格局中愈发具有“抗压”能力。美国对华实施技术和贸易层面的限制措施，短期内确实会造成某些行业的不便，但从中长期看，中国通过自主研发、产业升级和多元化合作，逐步寻找替代方案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基辛格在与人私下交谈时，曾用一种颇为冷静的方式描述这种结构性变化。他指出，如果一个大国在面临制裁压力时，能够逐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那么制裁工具的威慑力就会不断下降。反过来说，那些高度依赖某一单一市场和金融通道的中小国家，才是制裁最直接的受害者。

这样一来，所谓“无法制裁”的国家，便不再局限于那三个位于特殊位置的对象，而是一类具备关键影响力和独立韧性的国家集合。从这个角度看，基辛格的那句感慨，既是对以色列、沙特、梵蒂冈三种特殊案例的总结，也是对美国制裁工具边界的一种提醒。

对中国来说，美国的各种打压和限制并不会轻易消失，但中国自身的体量、发展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决定了任何国家在对华政策上都不可能轻举妄动。粗暴的全面制裁，不仅会引发全球供应链震荡，还会直接冲击世界金融和贸易体系的稳定。这种代价，没有哪一届美国政府敢轻易承担。

基辛格百岁之年的那番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位经历过20世纪风云变幻的老外交家，对21世纪权力结构的一次冷静梳理。制裁可以使用，却有边界；权力可以挥洒，却有约束。那些看似“无法制裁”的国家，恰恰暴露出世界格局中那些不容轻易触碰的支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