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利比里亚内战，中国请求避难美国大使馆，美：仅限美国公民

1996年4月的某个夜里，蒙罗维亚的天色刚刚暗下去，城里已经到处是火光。有人在楼顶上看着远处的爆炸，低声嘀咕了一句：“这回，怕是收不住了。”对利比里亚人来说，枪声已经响了七年，可那一晚的密集程度，连老居民都觉得不对劲。

就在这座城市的一角，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馆的灯光还亮着。大使谢志衡刚从北京述职回任不久，行李箱才刚打开，就被接二连三的枪响“迎接”。他曾见过这里的混乱，但这一次，炮弹落在使馆附近，流弹直接打进院子，惊得工作人员一身冷汗。很快，馆内进入紧急状态，所有人集中住宿、限水限粮，一种说不清的压力开始笼罩在每个人心头。

而在不远处，美军陆战队已经在美国大使馆周围拉起钢制隔离带，直升机停机坪随时待命。两座大使馆，两套完全不同的安全条件，很快就交织出后面那段颇具戏剧性的撤离故事。

有意思的是，这一切混乱，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利比里亚的火药味，其实埋了整整一个世纪。

一、从“黑人共和国”到火药桶

利比里亚这块土地，在非洲地图上不算显眼，却有一段颇为特殊的历史。19世纪，美国废奴运动推进后，一部分获释黑人被陆续安置到西非沿海，主要就是利比里亚及附近的马里兰地区。当地原本就有二十多个土著族群，各说各的语言，各有各的首领。突然来了大批“回到非洲”的美籍黑人后裔，身份和观念都大不相同。

这些归来的黑人奴隶后裔在西方人眼里，是“文明人”，会英文，信基督教，穿西装，懂一点现代政治。他们在当地建立起利比里亚共和国、马里兰共和国，之后合并为利比里亚共和国，号称“非洲第一共和国”。听上去很光鲜，实际上却埋下了巨大隐患——外来统治集团和本地土著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等级鸿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籍黑人后裔掌握政权，把土著居民当作“二等公民”。政权的合法性来自美国的庇护，而不是来自当地社会的整合。政治上偏向少数群体，经济上严重依赖美国援助，利比里亚始终没能建立起自主的工业体系。到20世纪下半叶，首都蒙罗维亚甚至电力都十分不稳定，普通人连持续用电都成问题，只有极少数富人自备发电机。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扶持下，利比里亚也曾有过一段“表面繁荣期”。橡胶种植园面积一度冠绝全球，美国大公司在这里获取原料，当地政府获得外汇，看上去一派太平。但繁荣只停留在少数人身上，广大土著的贫困与失落被不断压抑，矛盾被一层薄薄的和平外衣罩着。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种族、贫富、权力分配的矛盾在国内盘根错节，利比里亚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火药味四处弥漫，就差一根火柴”。

1980年4月12日，这根火柴被点燃。出身土著克兰族的军士长塞缪尔·多伊率领16名士兵发动政变，攻入总统府，将当时的总统托尔伯特当场枪杀。随后，他以“开会”为由骗来多名高官，一举处决。多伊上台后，结束了美籍黑人后裔长期执政的历史，自封总统，政权换了颜色，却没换做派。

多伊的统治充斥着个人崇拜和严重腐败。他借“土著当家”之名，行裙带统治之实，贪污受贿、打击异己，几乎把所有反对声音都逼到了绝路。军队、警察、情报部门成了他维持权力的工具，而民众的怨气，在这种压抑环境下越攒越多。

1985年，曾参与推举多伊上台的将军奎翁巴忍无可忍，发动政变。他一度攻占广播电台，对全国宣布多伊政权已经被推翻，大批民众冲上街头庆祝。“多伊倒台”的消息像野火一样蔓延，让人短暂看到一点希望。

然而，多伊并未真正被控制。他迅速调动忠诚部队，从城外杀回首都，与奎翁巴的部队血战街头。奎翁巴最终兵败，被抓进森林，多伊下令枪杀，甚至传出将其尸体肢解“示众”的骇人细节。这样的残酷手段，不仅没震慑住反对派，反而进一步撕裂国家的社会肌理。

可以说，从1980年到80年代中期，利比里亚已经从“压抑不满”发展为“血腥清算”。而真正让国家滑入无底深渊的，是1989年爆发的那场全面内战。

二、内战与“两多”：一个国家的失控

1989年，曾任政府总服务局局长的查尔斯·泰勒在科特迪瓦组织“利比里亚全国爱国阵线”，打着“推翻多伊、拯救国家”的旗号，带队入境作战。表面看是政治斗争，实际背后，还有复杂的部族对立和外部势力角力。

泰勒部队一路从边境打向内地，政府军节节败退。多伊面对内外交困，统治根基迅速动摇。1990年，多伊在与西非维和力量谈判时遭伏击，被一支反政府武装抓获，经历残酷折磨后被杀，其遇害画面甚至被录像传播，引发外界震惊。

政权倒了，和平却没来。泰勒并没有迅速统一全国，各路军阀、地方势力、部族武装在权力真空中纷纷冒头，战场从首都扩散到各地。利比里亚从此进入一种典型的“军阀化内战”状态，各方既打仗，又抢地盘、抢资源，普通民众完全成了任人宰割的对象。

有维和士兵后来总结利比里亚的现状时，提到一个颇为形象的说法——“两多”：孩子多，枪多。

孩子多，是因为利比里亚战乱造成医疗、营养极度匮乏，平均寿命一度徘徊在四十五岁左右。生命短、风险大，生育年龄普遍提前，很多女孩十一二岁就怀孕。街上看上去像孩子的少女，转身就会掀起衣服给婴儿喂奶。更麻烦的是，在父权秩序被战争摧毁后，大量孩子根本不知道父亲是谁，家庭结构严重崩解。

这批孩子绝大多数无法接受正规的教育，生存方式就是跟随武装团体，拿着枪，靠掠夺过日子。久而久之，“童子军”“娃娃兵”成了利比里亚内战的一大黑暗景象。暴力被当成唯一的语言，法律和学校对他们而言是遥远的名词。

枪多，则是因为各方武装不断从境外走私轻武器，AK步枪、火箭筒到处流通。街上随便可以看到赤脚少年肩扛步枪，枪口晃晃悠悠，对准谁都说不定。维和人员刚到利比里亚时，每听到一声枪响，都会本能伏地；待时间久了，听到一阵密集枪声，也只是抬眼看一眼，像看烟花一样“习以为常”。

1996年时，内战已经持续七年，利比里亚的国家机器几乎名存实亡。经济全面崩溃，公共服务瘫痪，大批人口流离失所。据多方统计，这场长期内战总共造成超过一百万人伤亡，这在总人口不过四百万出头的国家里，意味着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被战争直接波及。

就在这种长期失控状态下，1996年春天的新一轮激战，把战火又一次烧到了首都大街小巷，也烧到了各国大使馆的大门前。

三、谢志衡的抉择：从绝望，到意外的“搭机”

1996年4月初，蒙罗维亚的局势突然急转直下。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在市区多处交火，重武器频繁使用，炮弹乱飞。4月7日，交火范围扩大到中国大使馆附近，枪声、爆炸声从早到晚几乎没断过。

一些武装人员在街道上一路扫射，顺手抢掠，穷人家里实在没什么东西可拿，他们很快把目光转向各国使馆——那里有发电机，有油，有粮，还有被视为“贵重物资”的汽车、家电、药品。大使馆区，逐渐成了暴徒们眼中的“仓库”。

中午时分，一伙利比里亚武装分子闯入中国大使馆，举着枪，声称要“钱和食物”。馆里工作人员与他们反复交涉，压着情绪斡旋，最后还是不得不交出一部分现金和粮食，对方才肯撤走。这件事随即被上报给利比里亚外交部。

不得不说，利比里亚外交部的“回应”表面上还算体面——派了三名士兵来“保护”中国使馆。但在一个国家机器已经严重瘫痪、军队和武装分子界限模糊的环境里，这种保护形同虚设。不久，馆内人员发现，这三名士兵索性把中国大使馆当成自己的仓库，将各处抢来的物资往使馆里堆，完全不把大使和工作人员的抗议放在眼里。

这种场面，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所谓“政府力量”，已经不再具备维护安全的能力。谢志衡此时给国内发回的报告，语气越发凝重。很快，国内回电明确：尽快组织撤离，保留少量人员坚守。

下一个问题，是怎么走。

利比里亚外交部给出的答复颇为无奈——机场和港口已经落入武装控制之中，交火不断，无法正常使用。想离开，只能走陆路，坐车穿越几百乃至上千公里的危险地带，设法抵达邻国边境再想办法。对一个外交使团来说，这条路几乎等同于九死一生。

在这种情况下，谢志衡把目光投向了美国大使馆。他非常清楚，美国在利比里亚有长期利益布局，美军陆战队在大使馆周边驻扎，装备精良，防御严密。各派武装哪怕再胆大，也不会轻易正面挑衅这支力量。若能进到美使馆区域，一时安全基本有保障。

而且，美国惯有在海外进行撤侨的安排。从利比里亚这种战乱程度判断，美方大概率已经开始调集直升机或军舰。若能搭上这一趟，是相对现实的出路。

这个判断并不复杂，却十分重要。谢志衡当即拨通美国大使的电话，将中国使馆面临的困境如实说明，希望能在美方撤侨行动中捎带中方人员。

美国大使的回复颇为冷静：“我们确实有直升机用于撤侨，但目前只限美国公民。其他国家人员，需要向上级申请。即便获批，你们也必须自己设法抵达美国大使馆。”

一句“仅限美国公民”，摆明美方优先次序。话虽客气，意思却很清楚：能不能带你们，得等华盛顿点头；就算点了头，也不会冒险派车、派兵到城里接你们。

听到这里，馆内有人忍不住小声嘀咕一句：“那我们怎么去？”谢志衡只说了一句：“先想办法再说，总不会坐以待毙。”在那个时刻，“有机会搭机离开”已经是难得的曙光，哪怕这曙光显得有些冷淡。

他决定一边等待维和部队，一边准备转移方案。他联系了驻利比里亚的西非维和力量，请求协助护送使馆人员前往美使馆。然而，现实又给了重重一击——接下来的几天里，维和部队迟迟未现身，通讯线路也时断时续，有时干脆打不通。时间一点点流逝，外面的枪声却越来越近。

4月12日中午，使馆人员正在简单用餐，一名前来“保护”的利比里亚士兵突然冲进来，神情慌张：“武装分子打过来了，你们不能再待在这儿！”大家丢下碗筷，迅速撤离，转移到中国经济商务参赞处暂避。这里相对隐蔽一些，能拖一阵，但没人敢指望能长期安全。

在维和力量迟迟联络不上的情况下，只能另找门路。谢志衡通过当地关系，找到一个熟悉局势的中间人，托他帮忙设法安排护送。钱，在此时成了少数还能起作用的东西。这名中间人不久带来了两个塞拉利昂籍维和士兵和两个当地武装人员，表示可以出钱雇他们护送中国人前往美国大使馆。

这在战时并不罕见——武装者既可能是威胁，也可能在关键时刻变成有偿“保镖”。危险当然不小，但摆在眼前的选项已经不多，用一句当时不少人心里话来说：“咬咬牙，赌一把。”

价格谈妥后，使馆待撤离人员和4名侨民共24人，挤上几辆小车，由这四名持枪者押送，朝美使馆方向驶去。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前行，窗外不时传来枪声。行进过程中，只要有人朝车这边多看两眼，车上的人心里都要“咯噔”一下。

好在这次赌局并未失手。车队在一路惊险中，终于抵达美使馆区域，进入相对安全的防护圈。之后，美方通过自身渠道，确认可以在撤侨直升机上安排一部分座位给中国人员。

第二天，直升机起飞时，24名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和侨民分批登机，离开那片战火连天的城市。几经转机和辗转，他们终于回到国内。那次撤离行动规模不大，总人数远不如后来几次，但意义非常直接——在海外陷入极端危险时，中国人在夹缝中活着走了出来。

四、从利比里亚到利比亚，也门与乌克兰：撤离能力的变化

如果把1996年利比里亚撤离看作一次在他国庇护和自身应变之间艰难求生的行动，那么后来的几次大规模撤侨，已经是完全不同的场景。十几年间，中国在海外保护公民能力上的变化，确实非常明显。

2011年，北非的利比亚爆发内战。与利比里亚相比，利比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要高得多，中国企业在那里承接大量工程项目，劳务人员过万。战火刚起时，不少工人还抱着侥幸心理，觉得“以前也闹过事，很快就过去”，直到附近不断传来枪炮声，通讯信号被切断，背着枪、拿着砍刀的武装分子破墙而入，抢劫、扫射，这才真正意识到危险近在眼前。

这一次，中国的应对速度和力度都大不相同。国内启动最高级别响应，大规模调动交通资源。按照当年的公开资料统计，共出动了百余架次民航包机，多艘大型客轮和货轮参与海上接运，还有少数军用飞机和军舰在外围提供支持和掩护。撤离路线既有空中直飞，也有经海路转第三国后再乘机回国，多线同时展开。

短时间内，从战区组织数万人的撤离，本身就是对综合能力的考验。信息汇总、身份核实、交通调度、境外协调，每一环都需要足够成熟的机制托底。可以说，与1996年在利比里亚那种“设法搭别人直升机”的被动局面相比，2011年的利比亚行动已经完全变成主动组织、成体系实施。

2015年，也门局势急剧恶化，沙特等国对也门境内目标实施空袭，地面武装和空中打击交织在一起，不确定性极高。中国方面迅速决定由海军舰艇承担撤离任务，多艘护航舰艇先后抵近也门港口，将中国公民分批接走。

有意思的是，这一次行动中，中国舰艇还顺带撤离了七百多名其他国家公民。这在以往并不常见。对比之下，有的传统大国在这次事件中甚至无法集中撤走本国侨民，只能建议公民“自行设法搭乘其他国家船只”。这种差距，让许多观察者对中国在特定区域的行动能力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时间再往后推，到2022年初，乌克兰局势骤变，大规模军事冲突爆发，大量在乌克兰的中国留学生和企业人员突然置身战区。道路拥堵，火车站挤满逃离的人，各国大使馆都在想尽办法安排撤离。中国驻乌克兰使馆通过电话、短信、网络等多种方式逐个联系在册公民，确认所在城市、人数、健康状况，再组织大巴车队，从基辅、敖德萨等地向周边安全国家转运。

短短十天左右时间，数千名中国公民陆续从乌克兰撤出，通过陆路进入周边国家，再通过临时航班回国。从效率来说，这种“跨国、跨边境、多交通方式衔接”的撤离节奏，已经和传统意义上那些缓慢的危机撤离完全不同。

回头再看1996年利比里亚那一幕：谢志衡站在蒙罗维亚的院子里，一边躲炮弹，一边四处打电话，托维和部队帮忙，又去找美国大使求助，最终掏钱雇武装护送。那种“有祖国撑腰，但手里牌还不多”的状态，与后来这些大规模、有组织、有军力保障的撤侨行动形成鲜明对比。

从历史角度看，这种变化并不神秘。综合国力的提升、外交布局的深化、军力投送能力的增强，再加上制度层面对海外利益的重视，自然会在具体事件中体现得一清二楚。利比里亚、利比亚、也门、乌克兰，只是几个典型节点，但很能说明问题。

1996年的利比里亚撤离，看似规模小、不起眼，却处在一个转折期的前后。前面，是被动依赖他国庇护的阶段；后面，是逐步形成成熟撤侨体系、主动组织大规模行动的阶段。把这几次事件连在一起看，利比里亚那架“搭来的直升机”，在历史链条中的位置，反而显得格外清晰。

对许多亲历者来说，那些在异国战火中奔走、等待、上车、起飞的瞬间，大概终身难忘。它们既是一段个人记忆，也是国家能力在外部世界的一种具象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