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17军遭敌伏击悲壮解体，军长政委投敌，连长突围终成开国将军

1955年那场授衔仪式上，一颗将星落在了王义勋的肩头。

这年他45岁，履历厚得像本书：走过长征后的三年游击路，在苏中反扫荡里滚过钉板，解放战争时是三野29军87师的政委。

同一时间，湖北大冶乡下，有个叫方步舟的老头，正坐在民政局副科长的冷板凳上喝茶。

再往更偏的那个山沟沟里瞧，还有个叫张涛的老农，正领着一帮社员在地里刨食。

这三个人，这辈子本不该拉开这么大的档次。

谁能想到，这仨人的身份，原本是倒着长的。

把日历翻回22年前，1933年那会儿，在地里干活的张涛，那是红17军的一把手军长；坐冷板凳的方步舟，是红17军的大政委。

当年那个扛着少将牌子的王义勋，不过是这两人手底下不起眼的一个副排长。

论资历、论本事、论起点，那两位甩了王义勋何止十万八千里。

咋最后这剧本全演反了呢？

不少人觉得这是命好或者有人变节。

这话没错，但没说到根子上。

往骨子里扒，这其实是仨人在面对绝路时，心里打的三个完全不同的算盘。

故事的拐点，藏在一个不起眼的岔路口上。

1933年夏天，湘鄂赣苏区火烧眉毛。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跟铁桶似的箍过来，中央大笔一挥，两支独立师捏在一起，红17军竖旗了。

这队伍的班底，那是相当硬。

军长张涛，湘军出来的老兵油子，北伐时就见过大场面。

五千多号人，家伙什齐全，心气儿也高。

上面对这支队伍寄予厚望，指着这把尖刀能把敌人的包围圈捅个大窟窿。

1934年开春，战机到了。

张涛使了个“指东打西”的妙招，把国民党那个指挥官郭汝栋溜得找不着北，紧接着在木石港扎了个口袋。

这一仗，干掉一千多号敌人，缴获的枪支弹药堆成了山。

红17军这下子名声大噪。

按说这时候，红军那就是在刀尖上跳舞，手里攥着胜果，脚底下可不能停。

毕竟敌众我寡的死局没破，郭汝栋虽然栽了跟头，可老蒋的大部队还在屁股后面跟着呢，四周全是虎视眈眈的眼睛。

这会儿，摆在张涛和方步舟面前的，有两道题。

头一道：见好就收，利用缴获补充一下子弹，立马撤，让敌人扑个空。

第二道：停下来，借着当地群众基础好，歇歇脚，招兵买马，把胜果吞肚子里。

这笔账咋算？

两位主官一合计，选了后者。

理由那是杠杠的：弟兄们累散架了，得喘口气；队伍缺员了，得拉人头；这么好的地盘不经营那是浪费。

于是，全军原地扎营。

这一歇，就是整整七天。

七天是个啥概念？

在那个靠脚板丈量地球的年代，七天足够老蒋把口袋阵缝得密不透风，还得打几个死结。

郭汝栋吃一堑长一智，不再蛮干，调集重兵把红17军裹了一层又一层。

可指挥部里，大伙还沉浸在打胜仗、扩队伍的热闹劲里，完全没觉着头顶上雷都要劈下来了。

等到1934年除夕夜。

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那一仗打得叫个惨。

一天一宿，五千多人的精锐，像雪团子扔进火堆，呲啦一下就没了。

最后杀出重围的，也就几百号人。

从1933年建军节竖旗，到1934年除夕销号，红17军这块牌子，没挂满半年。

那七天的安逸，成了这支部队的墓志铭。

但更让人唏嘘的，是这之后人心的崩塌。

队伍散了不怕，只要骨头硬，还能聚起来。

真正把张涛和方步舟推向深渊的，是兵败后心里的那场“赌局”。

先瞧瞧军长张涛。

突围后，他挂了彩在医院养伤。

这时候传来个信儿：副政委叶金波被毙了。

罪名是“通敌”。

说白了，就是那个年代“左”倾路线杀红了眼的冤案，不管你冤不冤，人反正没了。

张涛一听，脊梁骨直冒凉气。

他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我是带头大哥，把家底败光了，本来就要挨板子；现在副手都被宰了，下一个是不是轮到我？

留下，八成是个死，还死得不明不白。

跑吧？

那是一辈子的污点，叛徒的帽子摘不掉。

但在保命的本能面前，名声算个屁。

张涛没扛住，趁着月黑风高，溜了。

他这一跑，把之前的赫赫战功全抹零了。

他先是投了国民党混个营长，后来那边倒台，他又回老家当农民。

建国后想归队，组织一翻旧账：当过逃兵，免谈。

再瞅瞅政委方步舟。

他稍微强点，兵败时没在场，受牵连降职去红16师干政委。

虽然官小了，但只要人在队伍里，翻身总有机会。

可偏偏1937年梅田一战，红16师又输了。

省委发火了，撤职，开除党籍。

方步舟觉得冤：敌强我弱是明摆着的，凭啥把锅都扣我头上？

跟上级吵也没用。

紧接着，国民党把他怀着孕的老婆抓了。

对方开的价码太诱人：投降，放人，看病，给官做。

不降，老婆孩子就是死路一条。

这时候的方步舟，这就是个死局。

事业上被自己人踢出局，前途一片黑；家庭上老婆孩子命悬一线；信仰上，接连的败仗让他心里那根弦断了。

他心里的天平塌了。

1937年3月，方步舟带枪反水。

国民党给了个少将虚衔，防他跟防贼似的。

直到1949年，那边大势已去，方步舟看清风向率部起义，回到了人民这边。

陈毅元帅大度，给了个“将功折罪”的说法。

这也就是为啥建国后，他只能蹲在民政局当个副科长。

最后，咱再看看那个不起眼的副排长，王义勋。

红17军散架那天，他在干啥？

他在拼命。

作为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他没资格定部队去留，也没空想那些“被清洗”的高层弯弯绕。

他的任务就一个：带着剩下的弟兄，冲出去。

突围后，他编进红16师当连指导员。

主力长征走了，他留下来打游击。

那三年，比红17军覆灭时还要苦十倍。

没吃的没援兵，钻深山老林，嚼草根啃树皮，搜山队天天撵在屁股后面咬。

真要“算账”，王义勋有一万个理由当逃兵。

太苦太险，还没盼头。

可他没跑。

为啥？

也许是因为他“笨”，没那么多花花肠子；也可能是因为他级别低，敌人懒得给他开高价。

但归根结底，是他没把革命当生意做。

在他脑子里，路只有一条：跟着组织走。

只要还有口气，就接着干。

这种看起来最“傻”的死磕，帮他熬过了最黑的夜。

抗战爆发，他进新四军；解放战争，跟着三野南征北战。

二十多年枪林弹雨钻出来，当年的副排长，终于扛上了金光闪闪的将星。

回头看这三个人的命数，真是有意思。

张涛和方步舟，那是聪明人。

关键时刻，他们都选了当时看来最“划算”的路。

休整七天，是想扩大利益；

张涛跑路，是想保命；

方步舟投敌，是想止损救人。

每一个决定，单拎出来，都符合趋利避害的人性。

可历史这玩意儿最狠的地方就在这，它不看你一时得失，就看谁能站到最后。

那些太精明的人，往往在一次次微小的止损里，把大好的未来给弄丢了。

反而是王义勋这种人，不算小账，只认死理。

他在红17军倒台时是粒尘埃，在三年游击战里是个火种。

但他护住了这火种，最后烧红了天。

1933年到1934年，短短44天，红17军从起到落。

这段往事留给后人的，不光是打仗的教训。

更是一场关于“选择”的终极实验：

当聪明人忙着找退路的时候，那个笨拙地堵死自己退路的人，往往才是最后的赢家。

信息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官网：《193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开始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