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为善回忆父亲胡宗南：有人说我母亲是特工，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1946年春天的重庆，山城雾气还没散尽，一位国民党军中的重要将领正在灯下写信。桌上摊着的，不是作战计划，而是一封寄往杭州的家书。时间本该属于战场，却被他一次次留给远方的那个人。这位将领，就是黄埔一期出身、曾被视为“接班人”人选的胡宗南；而信的那头，则是后来被不少传闻“加工”过的女子——叶霞瞿。

有意思的是，很多年后，人们提起这段婚姻，记住的往往不是他们婚后几十年的平静日常，而是那些带着传奇色彩的说法：有人讲她是戴笠安排在胡宗南身边的“特工”，有人甚至煞有介事地断定，她与军统高层之间有一段见不得人的关系。话传得多了，像是成了“事实”。然而，到了胡家的子女这一代，尤其在长子胡为真、次子胡为善的回忆当中，这些说法被一一对照过细节之后，显得格外站不住脚。

要理解这桩婚姻，也要理解那句“毫无根据”，绕不开三条线索：胡宗南早年的性情与婚事，戴笠与“复兴社”这一脉的政治背景，以及叶霞瞿本人求学、执教、持家的轨迹。这三条线交织在一起，才构成了这段被误读多年的故事。

一、从黄埔教员到“天字号第一门生”

1896年5月12日，胡宗南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普通家庭。家境谈不上优越，但父母仍尽力让他接受系统教育，这在当时的江南乡间已属不易。少年求学时，他的成绩在国文、历史、地理等科目上一直很好，毕业后也曾在地方学校担任教员，教的正是这些课程。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像他这样出身寒门又读过书的人，多少带着一股书生气。讲究纲常，有自己的规矩，对“家”的观念尤重。早年的一桩婚事，让这种性格显露得很清楚。

胡宗南第一次成婚，是与镇海一位梅姓人家二小姐的联姻。坊间流传的版本多少带点故事性：据说这桩亲事并非完全由父母包办，而是胡宗南自己看中了这位梅氏，托人撮合才成的婚。婚后不久，他就因教书离家，在一个假期里与妻子短暂团聚，感情一度极好。

转折出现在一次看戏之事。传说里，胡宗南临行前叮嘱妻子，不要在人群密集处抛头露面，更不要凑热闹去看戏。这种叮嘱，在今天看来也许过于苛刻，但放在当时一个受旧式礼教影响颇深的读书人身上，就显得很符合性格。偏偏那天晚上，戏班下乡，亲友相邀，年轻的梅氏经不住诱惑与闺中伙伴一起去看戏。胡宗南中途折返，发现妻子没有遵守他的交代，从此心里结下疙瘩。

故事后来的描述有些凄凉：梅氏在丈夫日渐冷淡的态度中抑郁成疾，不久香消玉殒。这个细节是否完全符合史实，已难以逐条印证，但有一点可以判断——胡宗南在婚姻与女性问题上的观念，确实带着浓厚的旧式色彩，十分看重“循规蹈矩”。

也正因为此，后来有人说他会接受一个“行为举止出格”的女子，甚至是军统系统中“人尽皆知”的人物，这就显得颇为矛盾。把前后两段经历放在一起看，逻辑上的冲突很明显。

梅氏去世后，家里本想再给他安排婚事，结果反而触发了他离家闯荡的念头。1924年前后，他离开故乡，先在湖州参加别动总队，随后得知广州黄埔军校招生，便赶到南方碰碰运气。因为身高不足一米六，差点被挡在门外。据当时的记载，他在校门口急得落泪，正好遇到时任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廖看他性情耿直，又愿意一试，便网开一面，让他参加考试。

胡宗南的文化基础不错，体育素质也不差，最后顺利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这一步，对他此后的一切都至关重要。黄埔一期的这一批人，后来大多成为国民党军中的骨干力量，而且在蒋介石那里有着极高的信任度。胡宗南比同为黄埔骨干的周恩来大两岁，但资历和“嫡系”身份，却让他在国民党军中一路上升。

进入三十年代，胡宗南成为蒋介石重点倚重的将领之一。蒋在军中和党内都需要一批绝对忠诚的人手。1932年前后，他效仿意大利黑衫党、德国褐衫党，授意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作为一个集政治、情报、组织于一体的特务性集团。牵头的十三人，其后被视为“十三太保”的核心骨干。胡宗南就在其中，而且被看作“天字号第一门生”。

在这套架构里，胡宗南不仅是军事上的掌旗者，也是在政治上与蒋保持密切往来的一员。因此，当他到了四五十岁还未再婚时，党内各派盯上的就不只是他的军权，还有未来可能发生的“联姻”机会。

二、戴笠、孔令伟与一场未成的婚事

谈到胡宗南的婚姻，很多人会第一时间联想到孔家那段没成的亲事。那是三十年代中后期，胡宗南已经是国民党军中颇具分量的军长，长期在西北方向担任重要职务。蒋介石一方面看重他的军事能力，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婚姻，把这位“天字号第一门生”牢牢纳入蒋宋孔陈这条纽带当中。

当时，主导撮合的，是CC系的陈立夫。陈在国民党内部不仅位高权重，还掌握着中统系统这一整套情报、特务网络。出于政治上的盘算，他将目光投向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伟，想通过这桩婚事把胡宗南与孔家绑在一条船上。蒋介石与宋美龄对此都持默许态度，毕竟这样的联姻符合当时高层政治运作的常规。

然而，这桩婚事最终却停在半途。一方面，据当时接触过孔令伟的人回忆，她的性格相当张扬，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温顺持家的“贤妻”类型。对于受过旧式文化熏陶、性格偏向保守的胡宗南来说，很难产生好感。另一方面，党内派系斗争的暗流也在其中起了作用。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未成的亲事之前，戴笠已经出手，为胡宗南介绍了另一位女子——叶霞瞿。这一段才是真正影响胡宗南后半生家庭生活的关键。

戴笠与胡宗南之间的关系，一直颇受关注。两人同为“复兴社”十三人之一，又都被蒋介石寄以厚望。戴笠负责情报、特务系统，胡宗南握有重兵。两人交往密切，既有政治上的互相利用，也有性情上的相投。戴笠本人出身山中小镇，却沉迷传统文化，擅长书法，对诗文也颇有兴趣，这一点与胡宗南早年做教员、醉心经典的经历相通。

从后来的回忆资料中可以看出，戴笠对胡宗南的态度，远不止普通同僚。1946年3月，戴笠乘机赴北返途中因失事身亡，这件事情在当年的国民党高层引起巨大震动。胡宗南闻讯后非常悲痛，几次提出要到坠机现场查看，最后被毛人凤、沈醉劝阻。这种情绪上的反应，比一般的政治盟友更深一层。

正因为如此，沈醉在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戴笠》《戴笠其人》中，提出了那套“厚黑学式”的推断：戴笠看准胡宗南前途无量，便刻意通过介绍女友的方式，把他纳入自己的关系网，甚至不惜让一个“军统系统中人所共知”的女子走进胡家。他的说法传播很广，也为后来的各种传闻奠定了“模板”。

问题在于，这种推断，只是站在军统系统内部的某个视角上，缺乏对胡宗南和叶霞瞿自身性格、经历的具体考察。换句话说，更像是一种“阴谋论式推理”，而不是基于完整史料的判断。

根据胡家子女的说法，戴笠介绍叶霞瞿与胡宗南认识，大约是在1937年3月至4月之间。当时全面抗战已迫在眉睫，胡宗南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将军长，手握重兵。论军中地位和政治份量，他已经远在戴笠之上。按沈醉的说法，叶霞瞿与戴笠的关系“军统人尽皆知”，那么戴笠是否真的会把这样一位“风评复杂”的女子推荐给蒋介石最信任的嫡系大将？稍微换个角度想一想，就会发现其中的逻辑问题。

再联系胡宗南早年的婚姻观念，就更难合理解释：一个当初因为妻子去看戏而心生嫌隙的旧派读书人，怎么会轻易接纳一个“举止出格”的女性走进自己的家庭？况且，从后来几十年的生活轨迹来看，胡、叶这段婚姻并没有出现传闻中那种“矛盾重重、互相防备”的迹象，反而是另一番情形。

值得一提的是，在孔家那桩亲事的风波之后，胡宗南一度对各种“婚事安排”十分反感。为了堵住外界的猜测，他对外放话：“匈奴不灭，何以家为。”意思很清楚，只要抗战未结束，他就不考虑成家。这句话传播开来，倒是让很多有意撮合的人暂时停止了动作，却也让已经与他订下婚约的叶霞瞿，被迫等了更久。

三、“特工”之说的来历与叶霞瞿真实的一生

说到“母亲是不是特工”这个话题，胡为善在回忆中几次提到，家里这些年听到外界的各种说法，不免也会反思到底哪里出了偏差。结合公开资料和家族内部的记忆，他给出的判断很直接：这种说法，没有事实支撑。

叶霞瞿的具体出生年月没有完整档案，推算大致在1913至1914年间，比胡宗南小十八九岁，出身于一个中学校长家庭。这样的家庭背景，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属于“有读书氛围”的那一类。她从小接受的教育较为系统，思想较早接触到新式观念，这一点，在她后来的求学路径上体现得很明显。

胡为真回忆，母亲年轻时“思想新潮”，初中阶段便离家到浙江丽水住校，之后读高中，再后来进入浙江警官学校。这所学校在当时并不普通，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专业警察学校之一。从1932年起，蒋介石任命戴笠为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学校被逐渐改造为复兴社特务处的人员储备地。

1932至1935年间，浙警先后举办甲、乙、丙以及通讯四期训练班，其中丙班专门招收女学员，培养女特工，这一点在相关档案中有明确记载。也正是因为这个背景，后人看到“浙警”“戴笠”“女学生”这几个关键词，很容易往“女特工”这个方向想。

不过，简单的线性推理，往往掩盖了细节的差异。按照胡家子女的说法，叶霞瞿虽然在浙江警官学校时是戴笠的学生，但并没有实际从事情报工作。她的优势在于文化底子好，字写得端正又有风格，经常被老师点名书写文件。也正因为这点，才引起戴笠的欣赏，继而产生后来介绍胡宗南的事。

叶霞瞿之所以选择浙江警官学校，还有一个颇为现实的原因。她的父亲虽然是校长，却持有相当传统的观念，不赞成女儿读太多书。付费读大学，更是难以接受。叶霞瞿为此不得不另寻出路，只能报考学费负担较轻，甚至提供津贴的学校。警官学校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这类学校之一，成了她在现实压力下的选择。

从浙警毕业之后，她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系。上海当时是全国学术与文化活动的中心之一，光华大学在民国高校中也算有名气。叶霞瞿在这里继续系统研习政治、法律等课程。大约在1937年前后，她在途经杭州时回校拜访戴笠，恰好胡宗南也在场，二人得以当面相识。

有一件小事颇有戏剧性。早在1930年前后，叶霞瞿在友人处看到过一张军人照片。照片上是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军官，穿着笔挺军装，表情拘谨。友人向她介绍说，这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打过北伐，很快升任师长。那时的她，只是对这位“照片上的人”生出一点好奇，根本想不到，几年后会以订婚的方式与之牵扯在一起。

订婚之后，因为抗战形势恶化，加上国民党内部各种派系角力不断，这桩婚事被一拖再拖。胡宗南那句“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话，对当时的叶霞瞿来说，既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考验。考虑到短期内无法成婚，她决定继续求学，后来更是远赴美国留学。

关于她的留学经历，胡为真提到，她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留学经费的一部分，由戴笠出面予以资助。这段经历的确让人容易联想到“组织对特工的培养”，但从后来的走向来看，她回国后走的却是大学教授的道路，而不是情报系统的隐线。

1944年6月，她回国，在成都光华大学、金陵大学任教，从事的是政治、社会学方向的教学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1947年春，胡宗南在西安兴隆岭举行婚礼，迎娶这位等了自己八年的女子。那一年，他已经五十出头，而叶霞瞿刚过三十出头。这段年龄差距，在当时的高层婚姻中并不少见，但双方的文化背景与性格配合，似乎比年龄更关键。

婚后，胡宗南经常因为战事奔波，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好在双方都有文字功底，通信成了维系感情的主要方式。在留存下来的家书中，胡宗南的语气和一般印象中“古板严肃”的军人有相当差别，字里行间时常透出一种含蓄的柔软。胡为真、胡为善后来读到这些信件，都能清楚感受到父母之间的那种信任与依赖。这与“监视”“防备”式的关系完全不搭界。

1949年后，形势急转直下。1950年前后，胡宗南随国民党军退往台湾，政治上的位置一路下滑，曾经的“天字号第一门生”渐渐淡出权力中心。对他本人来说，这当然是失意之时，不过从家庭角度看，却带来另一种结果——他有了更多时间留在家中与妻儿相处。

即便如此，胡宗南骨子里那股传统劲头没有改变。按道理说，叶霞瞿有留美博士学历，又有大学教职经历，完全能够凭自己的专业养家。但胡宗南坚决不同意她再出去任教，即使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吃紧。这种坚持，倒不像是“利用一位特工妻子”，反而更像是旧式丈夫希望妻子“相夫教子”的一贯想法。

在这样的前提下，叶霞瞿选择了另一条路：在家写作，给报刊投稿，以稿费补贴家用。刚开始时屡屡被退稿，她也曾为此掉过眼泪。但过了一段时间，稿件陆续见报，家中经济压力稍有缓解，这才慢慢挺过那段困难日子。

1962年，胡宗南在台湾病逝。由于成婚较晚，他去世时几个子女年纪都不大，真正承担起家庭重担的，是叶霞瞿。她既要维持家庭日常，又要承担子女的教育问题，在那样的环境下，要想让几个孩子走出一条比较稳妥的道路，并不容易。

在子女的印象里，母亲是个非常要强的人。她对孩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要指望靠家庭背景解决人生的问题。有一次，她专门把几个孩子叫到一起，讲到台湾当年一件轰动一时的案件——原国民党将领黄伯韬之子黄效先因谋杀案被判死刑，社会上流传说黄夫人拿出青天白日勋章想换儿子一命。消息传开，引起不小争议。

那天，叶霞瞿看完报道，把孩子们找来，语气异常严肃：“你们绝对不可以犯类似的错误。如果真到了那一步，就自己去承担。我不会拿你们父亲的勋章去换命。”短短几句话，态度却十分决绝。这样的家庭教育，与所谓“军统背景的特工家属”印象中那种处处依仗关系的模式，几乎南辕北辙。

1981年，叶霞瞿在台湾病逝。她在临终前留给子女一句话，要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这样一行字：“这里安息一位艰毅不拔、永不屈服的女士，我们的母亲。”这句话里没有任何政治身份的标记，也没有提及军统或特工，只有对人生态度的概括。

站在这个节点回看所谓“特工”之说，就会发现不少细节互相抵触。其一，如果她真是军统系统精心培养、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特工，那么在抗战和内战最激烈的那些年，她的主要活动应当围绕情报工作展开，而不是在光华大学、金陵大学讲课，在海外攻读博士。其二，胡宗南晚年在台湾的生活越来越远离权力中心，倘若婚姻从一开始就是“监视”的工具，那么在他失势后，这样的安排实际上已经失去最初目的。其三，从子女的成长轨迹与对母亲的评价来看，叶霞瞿在家庭中扮演的是“严厉的教育者”和“艰苦持家的母亲”，而不是一位时刻把政治任务放在第一位的特工角色。

更关键的一点，是来源本身的局限。沈醉作为军统系统的重要人物，对戴笠有相当多的亲历观察，但他的回忆录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时常从“厚黑学”角度解释周围人的行为，喜欢把许多关系放在“算计”框架里理解。这种解读未必完全错误，却容易忽略人在具体情境中的多面性。单凭这一家之言，就给一个人的整个一生贴上“特工”的标签，显然不足以服众。

从胡为善的回忆来看，他更在意的，是这些说法对母亲名誉的影响。有传言，说母亲年轻时就是戴笠的情妇，再后被介绍给父亲，目的是监视。这些话在社会上流转多年，让不少不了解内情的人信以为真。对于胡家子女而言，最有力的反驳不是激烈辩驳，而是把母亲一生的行事方式完整呈现——从求学到执教，从婚后守家到晚年自立，再对比那些“带着戏剧效果”的传闻，自然可以分出真假。

胡为善后来在回忆中干脆地说：“有人说我母亲是特工，这种说法毫无根据。”这句判断背后，不是情绪化的维护，而是大量细节的对照与推敲。在那个风云激变的年代，许多人的一生被卷入政治漩涡，被贴上各种标签，有些确实名副其实，有些则是后人为了满足想象所加上的“剧情”。在这桩婚姻身上，政治、权力、情感交织在一起，确实很容易被讲成故事。但把故事还原成历史时，还是得落回最基本的一点：看事实本身，而不是跟着传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