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周总理逝世后，张鼎丞未参加守灵，最后在家为周总理布置灵堂

1976年1月的北京，天色阴沉得有些反常。8日清晨，关于周恩来总理病逝的消息自中南海传出，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就在同一天的下午，北京一处安静的宿舍大院里，一位重病在床的老人听到噩耗，手中的茶杯微微一抖，良久才低声说了一句：“总理走了啊……”这位老人，正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闽西老革命张鼎丞。

那时的张鼎丞，已经年近八十，长期患病，行走困难。中央本不准备把噩耗在第一时间告诉他，但消息终究还是传到了床边。知情人后来回忆，那天他的情绪突然低落下去，几次想撑着床沿坐起来，都没能成功，只是频频叹气，反复提到“南昌”“闽西”“新四军”这几个词。对很多普通人来说，周总理是伟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张鼎丞而言，这还多了一层意味——那是并肩战斗半个世纪的老战友。

有意思的是，在许多回忆文献里，张鼎丞这一生留下的“公开镜头”并不算多，远没有某些知名将领那样耳熟能详。但如果把视线拉回到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史，会发现他几乎出现在多个关键节点上，而周恩来总理，恰恰就是这些节点上最重要的“同行者”之一。两人的革命情谊，并不是一两次会晤建立起来的，而是几十年间，在枪林弹雨、会议灯光、战后重建中一点点累积。

一、闽西初见：从“胡公”到老战友

时间如果拨回到1927年，那是一个局势骤变的年份。8月1日，南昌城头打响起义第一枪，国民党反动派“清党”屠刀高悬，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正在生死边缘挣扎。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受阻，原定经江西寻邬入东江的计划被迫改变，前敌委员会在形势逼迫下决定转道福建上杭。

这一变动，意外促成了周恩来与张鼎丞的第一次相识。

9月间，起义部队抵达闽西。时任中共闽南特委书记罗明从漳州迅速赶往上杭，同时通知永定党组织负责人张鼎丞前来接应。就这样，张鼎丞从永定连夜赶路，到达上杭时已是满身尘土，却顾不上休息，直接去了起义军驻地——县党部机关。

琴岗书院内，几盏油灯把房间照得忽明忽暗。周恩来与罗明、张鼎丞一见面，先是握手寒暄，紧接着便进入正题。他详细讲述了南昌起义的经过，分析当前形势，又谈到下一步打到潮汕、联结海陆丰农民运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设想。言语间，逻辑清晰、节奏紧凑，让在场的地方干部颇为振奋。

张鼎丞当时不过三十出头，是闽西农运中的骨干，见到这位从党中央来的领导，心里不免带着几分打量。他注意到，眼前的周恩来虽然一路转战，衣着已显旧色，但举止干练，声音不高却极有说服力。会谈中，周恩来听完闽西党组织和工农武装的情况，马上提出一连串具体要求：组织后勤、打通交通、供应粮食、做好警戒和情报、收容伤病员等等，事无巨细。

张鼎丞与罗明提出，希望起义军能留下部分兵力，帮助闽西开展武装斗争。这个要求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地方力量急需支持。但周恩来却一口婉拒，给出的解释却颇为干脆：起义队伍必须集中兵力南下汕头，不能分散，但可以留下枪支弹药支援地方武装。试想一下，在那样风雨飘摇的时刻，要做到“舍兵留枪”，既要有全局观念，也需要极强的决断力。

这一番对话给张鼎丞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短暂接触后，他率领部队配合起义军作战，攻克广东大埔县城茶阳，坚守十七天，为起义军后续行动清除了障碍。那时候的他并不知道，这个在琴岗书院灯下讲话的中共中央领导，日后会在自己生命中反复出现。

时间来到1931年，周恩来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行程再次经过闽西。这一次，他不再是秘密机关里的“周同志”，而是分管苏区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肩上担负着极其繁重的任务。12月中旬，他在武装护送下进入永定，再由永定经上杭，于22日抵达汀州。

多年之后重踏闽西，已经不是当年南昌起义后那种仓促南下的情境。此时的闽西，已经成为重要红色根据地的一部分，汀州更是苏区中心地区之一。周恩来一路走一路问，找农民、找干部，了解土地分配、政权建设、红军补充的细节。看到苏区蓬勃发展的景象，他在文章里留下那句后来被多次引用的话：汀州繁盛，冠于全国苏区。

就在汀州，张鼎丞与周恩来再次相逢。两双饱经风霜的手重新握在一起时，气氛一度显得有些凝重。这几年间，斗争愈发残酷，双方都经历了不少生死考验。周恩来的样貌变化不大，仍旧是颀长身材、目光明亮，只是因旅途安全留着胡子，被苏区干部戏称为“胡公”。张鼎丞则愈发沉稳，身上那种闽西农民身上特有的韧劲更加明显。

这次会面并没有太多寒暄。晚上六点开始到凌晨两点多，周恩来不间断地作报告，分析国内外形势，部署苏区任务。张鼎丞在台下边听边记，生怕遗漏任何信息。对于在封锁线内摸爬滚打多年的他来说，这些来自党中央的判断与指示，是难得的“清晰坐标”。

汀州一别，两人又在苏区多次配合。尤其是在漳州战役中，周恩来的指挥稳健果断，而张鼎丞发动群众、动员后方的能力，也给周恩来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两人的关系，从“中央领导与地方负责同志”，慢慢沉淀成了一种彼此信赖的战友关系。这种信赖，后来在更为艰难的岁月里展现得尤为明显。

二、战火中的牵挂：游击山林与延安重逢

1934年秋，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周恩来离开中央苏区，开始了那段举世闻名的战略大转移，而张鼎丞则奉命留下，坚持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也正是从这一刻起，两人又一次被拉开了空间距离。

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的残酷程度，今天回头看仍然令人心惊。红军游击队被敌军重兵“清剿”，山林之间粮食匮乏，部队伤亡巨大，电台时断时续，和党中央长时间失去联系。很多人当时都以为，留在南方坚持斗争的队伍未必挺得过来。

周恩来在陕北听到关于闽西游击队的零星消息时，心里一直挂念着这些老战友。1936年9月22日，他在陕北写下那封后来颇受史家重视的信，专门寄给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人。信中既有肯定——高度评价闽西南游击战争的坚持与成果，也有明确的指导——如何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背景下，把游击队整合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封信，对闽西南局势是有实质影响的。根据来信精神，闽西方面推进与国民党地方势力的谈判，签订抗日协定，最终促成南方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转而北上抗日战场。后来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正是张鼎丞。可以说，周恩来的这一封信，既是一份战略判断，也是一种难得的政治信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四军第二支队挺进敌后。张鼎丞指挥部队在华中地区打击日军，开辟抗日根据地，形势瞬息万变，战况十分激烈。周恩来此时作为党中央和长江局的重要负责人，既要处理国共合作中的复杂事务，又要关注各地抗日武装的实际情况，其中就包括新四军。

1939年春天，周恩来奉中央之命专程“东南行”，前往新四军军部听取汇报。2月底，他来到新四军驻地，一连几天调研、谈话。各支队负责人轮番汇报，谈到部队建设、敌后斗争、与地方势力关系等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中，周恩来与张鼎丞又一次当面相见。

两人上一次面对面交谈，还是在瑞金时期的苏区年代。四年过去，战火把一切都改变了。会场之外，已经是日机轰炸频仍、敌后斗争艰苦的环境。张鼎丞在汇报中，把第二支队进入敌后以来的战斗情况、部队伤亡、补充困难等情况一一讲明。周恩来则在认真听取后，从全局出发提出几条意见，强调抗日根据地要稳定发展，部队不能脱离群众，同时要注意政策灵活性。

因为战事紧迫，周恩来的行程排得很满，双方交流的时间有限，很快就各自奔赴下一段行程。不过，短暂的会晤已经足以让两人确认一点：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彼此都依然站在统一战线的大棋局之中，没有偏离自己最初的立场。

有意思的是，同一年，他们又在完全不同的场景下“偶遇”。

1939年5月，中央通知张鼎丞赴延安汇报工作，准备出席即将召开的党的重要会议。他从前线动身，途经湖南衡阳，到八路军办事处短暂停留时，意外遇到了也在返延途中的周恩来、叶剑英、徐特立。多年未见的老战友，在交通站里突然重逢，现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老张，身体还撑得住吗？”据当时有在场者回忆，周恩来打招呼时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关切。张鼎丞笑着回答：“还能扛，只是老毛病多了些。”一句轻描淡写，背后是多少年在战火、山林里熬出来的伤痕。

后续的几天旅途，两人得以同行。对于张鼎丞这样长期在敌后转战的干部来说，这趟去延安的路程既是任务，也是难得的休整机会。周恩来在车途中多次叮嘱警卫员，要特别照顾张鼎丞的起居，连他抽烟的习惯都挂在心上：“烟抽完了没钱买，就来跟我说。”这句传下来的交代，细节看似琐碎，却很显真性情。

6月中旬，两人同机飞抵西安，再转汽车于18日到达延安。毛泽东很快接见张鼎丞，对他在南方游击战和新四军中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此后几年，张鼎丞在陕甘宁边区和华东地区继续承担重要职务，延安的那些日子，也让他与周恩来之间的工作联系更加紧密。

三、新中国岁月：检察长与总理的默契

1949年后，中国进入新中国建立与重建的阶段。战火硝烟暂时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堆摆在桌面上的难题：制度怎么建？法律怎么立？机关怎么运转？对于长期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老革命来说，这些问题并不轻松。

新中国成立后，张鼎丞被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个职位，在当时的许多干部眼里很“生疏”，因为过去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经验比较分散，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检察机构，几乎是从头摸索。张鼎丞在这一岗位上提出，要尽快建立、健全各级检察机构，培训一批懂业务、守纪律的检察干部，逐步完善业务制度。

这些意见报到党中央后，得到了原则上的认可。周恩来对张鼎丞在检察系统的工作，一直持支持态度。按照当时不少工作人员的回忆，两人既有正式会议上的交流，也有通过文件、批示来回沟通的情况，相互之间形成了一种颇为默契的工作习惯：张鼎丞负责在第一线摸清情况、提出设想，周恩来则从国家整体建设的层面进行协调和把关。

1954年的“西河轮沉没事件”，就是两人合作处理的一个典型案例。这艘隶属天津市港务局的“西河号”轮船，在航行中因船长严重违章操作等原因发生事故，几十名乘客险些丧生，社会影响很大。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后，如何定性、如何处理责任人，引发了多方不同意见，争论迟迟难有结论。

按照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需要给出明确意见。张鼎丞在全面听取调查情况后，比较明确地倾向于从玩忽职守的角度对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而不是轻描淡写地以“事故”带过。但这一观点在当时并非没有阻力，涉及部门较多，谁都不愿轻易背负责任。

在多方协调未果的情况下，张鼎丞将案件经过和意见向周恩来作了专题汇报。周恩来拿到检察院的材料后，没有简单批示“照办”，而是逐条批注，密密麻麻写满纸张。最终，中央采纳了张鼎丞的处理意见，案件也得以在法律框架内作出相对公正的结论。

这件事从规模上看算不上全国性大案，却很能说明问题：那是一个新中国制度尚在成型的阶段，很多事情没有现成办法，只能一件件探索。张鼎丞从法律和责任出发，坚持原则；周恩来从全局和舆论考虑，给予支持。两人的合作方式，有些像当年在苏区时的分工，只不过战场已经从山林转到了案卷与会议室。

随着年龄增大，张鼎丞身体状况渐渐趋于疲弱。他主动向组织提出辞去职务，理由十分明确：精力跟不上，怕拖工作后腿。党中央经过研究，并未采纳他的辞职请求，而是安排他减少日常事务，多休养、多调养。但就算不再身处最核心的业务岗位，他对“人民生活要挂在心上”这句话，仍然看得很重。

张鼎丞对周恩来的尊敬，一直延续到晚年。他曾在内部谈话中评价周恩来，认为这位老战友一生精力几乎全部倾注在国家大事上，很少顾及自己。这样的评价不算华丽，却是那个时代许多老干部的共同感受。

四、1976年的告别：未能守灵与家中灵堂

再回到1976年。

周恩来总理在长期超负荷工作与病痛折磨中，生命一点点走向尽头。1974年以后，他因疾病多次住院，工作方式改为“病榻办公”。张鼎丞那时已数次住院治疗，日常起居多半离不开搀扶。两位同辈老战友，在同一座首都城里，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走向人生晚期。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消息传出后，全国陷入一片哀痛。按照当时的安排，中央领导同志、老干部、军队代表、各界人士陆续来到灵堂吊唁。张鼎丞在得知噩耗后，第一反应是想去现场守灵。他对身边人说，总理是几十年老战友，这个时候，怎么也得去送一程。

然而，身体条件摆在眼前。中央领导在商量后，明确表示不赞成他前往，一是考虑到路途劳累和天气情况，二是担心他难以承受现场的悲痛气氛。相关同志据理相劝，说得也很实在：一旦在灵堂晕倒或者病情加重，不仅对他本人不利，也会给组织增加负担。

“那就听组织的吧。”据后来传出的说法，张鼎丞沉默片刻，只说了类似这样一句话，没有再坚持。他知道中央是为自己着想，但心里那股遗憾却无处安放。对于习惯了“说走就走上前线”的老革命来说，这一次，却连为战友守灵的力气都没有了。

既然不能去人民大会堂，他决定在家中做点什么。张鼎丞让工作人员去拿来一张放大的周恩来遗像，摆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桌上铺白布，前置素花、蜡烛，一切布置十分简单，却极为庄重——这是他个人为周总理设下的灵堂。

灵堂布置好那天，他坚持让人扶着自己坐轮椅出房门。面对周恩来那张熟悉而略带疲惫的面容，他沉默了许久。有人劝他节哀，他只是摆摆手，眼圈早已泛红。到了这个年龄，泪水并不会轻易落下，一旦落下，却难以收住。据在场者回忆，那天他几度哽咽，手里拿着手帕，但始终没说太多话，只轻声地重复：“总理辛苦了一辈子啊。”

家中的追悼仪式不大，参加的人也不多，多数是身边工作人员、熟悉的老同志。没有长篇致辞，没有繁复程序，更多是一种老战友之间朴素的告别方式。不得不说，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一个老革命以这种方式送别另一位老革命，既有无奈，也带着一种坚守——无论身在何处，礼数不能失，感情不能淡。

值得一提的是，张鼎丞没有在公开场合过多谈论自己的这番安排。后来人们谈起此事，更多是从旁人回忆中知道的片段。或许在张鼎丞本人的观念里，这只是自己作为老战友应尽的一点情分，并不需要刻意张扬。

张鼎丞与周恩来的交往，从1927年的闽西，到1930年代的苏区、延安、抗日前线，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机构建设，一路走来横跨半个多世纪。两人的身份有差别，分工有不同，却在许多重大历史节点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在军营里，是并肩作战的同志；在机关里，是相互信任的同事；在私人感情上，则是相知甚久的朋友。

周恩来逝世后，张鼎丞的身体状况愈发衰弱。老一代革命家中，能够完整见证共和国前三十年跌宕起伏的人，越来越少。那些曾经发生在闽西山间、汀州会议室、新四军军部、延安窑洞里的故事，也渐渐成为档案馆里的文字材料。

但有些细节仍然值得被记住。年轻时，在琴岗书院灯下，张鼎丞听周恩来分析形势；中年时，在衡阳交通站，两人笑着互问身体状况；晚年时，张鼎丞无法站在人民大会堂的灵堂前，只能在自家客厅摆上一张遗像，点起几支蜡烛，默默致敬。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细节并不足以改变事件的走向，却能让人更清楚地理解那一代人的情义。革命并不仅仅是口号和战报，还包含着在关键时刻彼此扶持的信任，在离别之时仍不肯草草告终的庄重。张鼎丞在1976年那场“家中追悼”，正是这种情谊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