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牺牲后仅仅8天，同一片黄土上，倒下了另一个更重磅的人物！

1954年盛夏，日本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手术台上躺着个中年男人，正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那声音不像是在治病，倒像是在受刑。

鲜血止不住地往外涌，没过多久，声音弱了下去，人彻底没了动静。

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听完汇报，脸上连一点悲伤的意思都没有，只是冷冰冰地甩出一句话：这人要是当年死在上海，那还能算是个烈士。

死的这人叫汤恩伯，曾经那是何等的风光，手里攥着四十万大军，号称负责京沪杭防务的“封疆大吏”。

这一年，他刚刚54岁。

坊间都传，这是报应，虽然来得晚了点。

把日历往前翻四年，也是个阴雨连绵的6月，正是这个汤恩伯，把那个对他恩重如山、甚至视如生父的老人，亲手推向了死路。

那个倒在刑场上的老人，叫陈仪。

很多人把这事儿看成“农夫与蛇”的翻版，可要是你把镜头拉近了看，剥掉那些情绪化的东西，这其实就是一场关于生存还是毁灭的赌局。

赌桌两头，坐着一个天真到骨子里的理想主义者，和一个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的利己主义者。

1950年6月18日，天刚蒙蒙亮。

台北马场町刑场。

雨下个不停，淅淅沥沥的，跟一周前吴石将军遇害那天一模一样，让人心里发慌。

刑场入口走进来一个老头，身上那套中将制服穿得笔挺，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脚下的皮鞋擦得锃亮。

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来检阅部队的。

没绑绳子，也没人押着，步子迈得稳稳当当。

狱警凑过去问：还有啥要交代的没？

陈仪头都没抬，就回了六个字：对着我脑袋打。

这年，他67岁。

而在法庭上把他往死里锤的证人，正是那个他当亲儿子养的学生——汤恩伯。

其实，陈仪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接到死刑判决书的时候，他给家里人留了一封短得不能再短的遗书。

意思很简单：家里穷，没钱给你们分；以后做人要清清白白。

这话可不是在那儿装样子。

陈仪在福建当了七年一把手，那个年代当官的不贪那是稀罕事，可他真就是个异类。

抗战时候一家子挤破旅馆，工资大半拿去资助穷学生。

1948年福州发大水，他自己掏腰包捐了两千银元，还领着手下人募捐，救了十万灾民的命。

这么个两袖清风的高官，咋就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这事儿，得从一笔“人情债”说起。

把时间轴拨回到1949年年初。

那时候国民党那个摊子，说“危急”那是客气，实际上是已经烂透了。

淮海战场上几十万精锐输得精光，蒋介石被迫下野回老家，李宗仁上来顶雷，江南半壁江山眼看着保不住。

这时候，身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陈仪，脑子里就在琢磨一条出路。

摆在面前的路就两条。

第一条：跟着蒋介石那条破船沉到底。

这事儿陈仪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

早在福建那时候，他就看透了特务系统那一套，跟戴笠那是死对头，早就对这帮人失望透顶。

第二条：反了，投奔老百姓那边。

陈仪打定主意选第二条。

1949年1月，那边地下党递过来话：只要起义，以前的事儿既往不咎。

可陈仪手里有个硬伤——没兵。

浙江虽然归他管，可手底下那点保安团，真打起来根本不够塞牙缝的。

要想在江南搞出大动静，手里必须得有正规军这张牌。

于是，他的目光落在了汤恩伯身上。

这会儿汤恩伯可是手握京沪杭警备大权，实打实的兵权在手。

在陈仪看来，这简直就是天作之合。

汤恩伯手里有四十万大军，只要他肯点头，长江防线瞬间就能变色。

这不光是大功一件，更是能救下无数老百姓的大好事。

陈仪心里笃定，汤恩伯肯定会听他的。

为啥这么自信？

因为这笔“恩情账”，陈仪觉得汤恩伯这辈子都还不完。

二十多年前，汤恩伯还叫汤克勤，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小年轻，想去日本学军事没钱。

是陈仪慧眼识珠，每个月给他五十块大洋，这一供就是三年。

那是1924年的五十块大洋，这笔钱够普通人家过好几年的。

汤恩伯为了记着这份情，特意改名叫“恩伯”。

回国以后，陈仪把义女王锦白嫁给他，又把他引荐给蒋介石。

汤恩伯这官运亨通，从师长干到集团军总司令，每一步那都是陈仪在后面推着的。

哪怕就是两年前，孟良崮战役打输了，张灵甫全军覆没，蒋介石把汤恩伯骂得狗血淋头，还让他跪在地上，那是汤恩伯最惨的时候。

又是陈仪陪着他聊通宵，跑去跟蒋介石求情，这才保住了他的乌纱帽。

在陈仪心里，汤恩伯哪是学生啊，那就是亲儿子。

他跟身边人说过：我和恩伯的关系，你们外人不懂，他就是我儿子。

就是因为这个念头，陈仪走了一步这辈子最臭的棋：策反汤恩伯。

可偏偏，他算漏了一件事。

对陈仪来说，恩情大过天；可对汤恩伯来说，脑袋能不能保住才是第一位的。

汤恩伯那时候心里也有一本账，算得比谁都精。

那会儿汤恩伯虽然手里兵多，但日子那是相当难过。

孟良崮败仗的阴影还没散，蒋介石对他本来就疑神疑鬼，蒋经国的特务们更是两只眼睛死死盯着他。

当陈仪的外甥丁名楠带着那封写着“释放政治犯、军队改编”的亲笔信找上门的时候，汤恩伯第一反应压根不是感动，而是——吓尿了。

他是真害怕。

蒋经国之前就当面敲打过他：“你该不会真想跟着陈仪造反吧？”

这一句话，当时就把汤恩伯吓出一身冷汗。

他太清楚蒋家父子的手段了。

要是答应了陈仪，这事儿要是成了还好，万一败了，那就是满门抄斩。

那要是把陈仪卖了呢？

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拿恩师的人头当投名状，换取蒋介石的信任，保住荣华富贵，说不定还能去台湾继续当大官。

一边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历史评价”，一边是实打实的“保命符”。

汤恩伯连眼皮都没眨一下，直接选了后者。

最让人无语的是，陈仪犯了个兵家大忌——这事儿从头到尾，他居然没跟汤恩伯见上一面。

所有的联络，全靠外甥丁名楠和秘书胡允恭在那儿传话。

陈仪太托大了，他觉得自己那张老脸，加上二十多年的恩情，根本不用亲自去费口舌。

那时候地下党和身边人都提醒他：汤恩伯这人靠不住，得防着点。

陈仪还替汤恩伯说话：反蒋这事儿最早还是他提出来的，他怎么可能卖我？

直到机要秘书胡允恭脸色惨白地跑回来报信：老师，坏事了，汤恩伯把信交给蒋介石了。

都这时候了，陈仪还是不信。

到了2月初，汤恩伯又来信了，假惺惺地说“上海很安全，盼着老师赶紧来”。

陈仪居然还是信了，不顾大家伙儿拦着，硬是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上海火车站，汤恩伯亲自来接站。

那场面，汤恩伯笑得跟朵花似的，毕恭毕敬，看着跟以前没两样。

两人在车上还有说有笑拉家常，直到车子开进招待所院子，陈仪看见门口站岗的全是荷枪实弹的宪兵，这才猛地回过神来。

这就是个早已布好的口袋阵。

汤恩伯不光把信交了，还把陈仪的行程、计划全给卖了个底掉。

那一刻，什么父子情深，在利益面前，连张废纸都不如。

被抓之后的日子那是真难熬。

从浙江衢州一路押到台湾基隆，陈仪被关了一年多。

这期间，国民党那边其实给过他活路。

参谋总长、以前的老朋友轮番来劝，条件也不高，只要写个悔过书，跟蒋介石低个头认个错，凭他的资历，大概率能保住命。

这是陈仪最后一次做选择的机会：认怂活命，还是硬刚赴死？

蒋介石在日记里骂他“死硬到底”“不知悔改”。

可在陈仪看来，这哪是什么死硬。

他对来探视的人说：我为了京沪杭一千八百万老百姓免受战火，我有什么错可认的？

他做这事儿不是为了哪个党派，就是为了那份“停止内战、保境安民”的初心。

要是为了活命就把自己一辈子坚持的东西给否了，那活着比死还难受。

于是，他选择了闭嘴，选择了那一颗射向脑袋的子弹。

法庭上那一幕，可以说是把人性的丑恶展示得淋漓尽致。

汤恩伯站在证人席上，嘴里还假惺惺地说着“受恩深重，没法用语言形容”，紧接着话锋一转，“但是为了忠党爱国，只能忍痛检举”。

陈仪坐在被告席上，就那么静静地看着这个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好儿子”。

两人眼神对上的那一瞬间，汤恩伯心虚地把头扭开了。

判决下来了：死刑，终身剥夺公权，没收全部家产。

陈仪死后，家里人连真名都不敢给他刻，墓碑上只敢写“陈公退素之墓”这几个字。

那个汤恩伯呢？

他确实拿到了蒋介石的嘉奖令，可实际上，他把什么都输光了。

社会舆论骂他忘恩负义，同僚们背地里戳他脊梁骨。

最让他崩溃的是家里后院起火。

他老婆王锦白——那可是陈仪的义女，不顾汤恩伯反对，直接在家里设灵堂祭拜陈仪。

汤恩伯气得在那儿摔盘子砸碗：你到底是我老婆还是他闺女？

王锦白一声不吭，就在那儿跪着烧纸。

没过多久，她带着孩子直接去了美国，临走前撂下一句话：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嫁给你这么个东西。

仅仅过了四年，众叛亲离的汤恩伯就死在了日本。

有小道消息说，给他做手术的那个日本医生，因为恨他在抗战时候杀日本人太多，故意没给他打麻药，让他活活疼死的。

这事儿真假不好说，但也说明大家伙儿心里盼着他没好下场。

至于陈仪，历史终究给了他公道。

1980年，陈仪被追认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

2014年，他的骨灰被外孙偷偷背回了大陆，安葬在杭州安贤园。

75年过去了。

今天再去台北马场町，那地方早就变成个公园了。

当年的血迹早让雨水冲得干干净净，土坡上也长满了草。

但历史把这两个人记得清清楚楚。

一个是为了理想和情义，到了最后关头依然选择坦然赴死的老人；一个是机关算尽，为了苟活出卖灵魂，最后也没落得个善终的将军。

这笔账，时间算得最明白。

信息来源：

中国新闻网：《吴石将军最后的日子: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2018年6月11日)

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6月10日,请记住他们的名字!》(2023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