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里的应急人：台账堆得半人高，最怕的还是“出事”

我在湖北十堰一个工业区县挂职的日子，是从推开应急管理局那扇办公室门开始的。

靠墙的铁架子上，文件盒堆得半人高，红蓝色的标签贴得整整齐齐，每一盒都对应着上级文件里的一项要求，一条都不能少。办公桌上的日历，被红笔圈满了节点：春节前安全大检查、“七下八上” 汛期值守、秋冬森林防火期，一年到头，几乎没有空白的日子。

那时候我才知道，我们总以为的“应急管理”，从来都不只是洪水地震来了才冲锋陷阵。更多的日常，是写不完的台账，开不完的调度会，跑不完的乡镇督查，和永远悬在头顶的那一句“不能出事”。

这事要从2018年说起。那年国家机构改革，组建了应急管理部，从上到下，一套新的体系开始往下铺。就像我们这个区，原来管安全生产的在安监局，管防汛的在水利局，管森林防火的在林业局，救灾的事归民政，地震救援挂靠在科经局，零零散散分在6个部门、4个议事机构里，各管各的一摊。

改革之后，这些职责全都拢到了新成立的应急管理局。它成了县里应急事务的“核心”，水利、林业、住建、教育这些行业部门，还有下面的乡镇街道，都要跟着一起担责，大家后来开玩笑说，这叫“一个牵头的，一群跟着跑的”。

责任也跟着绑得死死的。我们常听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到县里，就是区长亲自当安全生产委员会的主任，分管的副区长当第一主任，每个行业的局长，都要扛着自己领域的安全责任。每周的调度会，会议室里总是坐得满满当当，管水利的要汇报防汛准备，管林业的要说森林防火，管住建的要报房屋安全排查进度，谁的地盘出了事，板子第一个就打在谁身上。

2022年夏天的事，整个区的干部都记到了现在。下辖的H街道，有住户从西藏旅游回来感染了病毒，没几天就出现了扩散。市委书记直接到了现场，当场就免了街道的书记和主任。没有太多辩解的余地，属地出了事，主官就要担责，这是铁律。

从那之后，大家更明白一个道理：应急这事，不出事什么都好说，出了事，哪怕你前期做了再多工作，也免不了要被倒查追责。基层干部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出事必倒查，倒查必有责”，话里全是无奈。

上面的要求，也定到了最严。防汛的目标是“不死人、不溃堤坝、不毁涵闸、不内涝”，安全生产的指标是硬杠杠，死亡人数、事故发生率，全是不能碰的红线。用大家的话说，这事没有“差不多”，只有“发生” 和 “没发生”的区别，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

可手里能用上的资源，却少得可怜。

按编制，区应急管理局机关加执法队一共有27个名额，可实际在岗干活的，只有15个人，其中还有一个人要常年驻村帮扶。就这十几个人，要管着全区几十上百家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着几个乡镇的森林防火，管着汛期的河道防汛，还有大大小小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连轴转是常态。

乡镇的难处更甚。下面的X乡，全乡94%的面积都是森林，16万多亩林地，是全区防火压力最大的地方。2022年夏天旱情最重的时候，连续高温天，林子里一点就着，区里专门从消防和林业部门调了两辆远程供水水罐车，直接停在了乡政府大院里，就怕万一出事赶不及。

这也是县里最实在的办法：手里的人、钱、物资就这么多，只能先紧着风险最高的地方、最要紧的部门来。森林多的乡，多配防火设备；汛期风险大的河道，多放防汛物资，除此之外，实在匀不出更多了。

一边是“绝对不能出事”的顶格要求，一边是摸不清、看不透的风险，还有手里捉襟见肘的人力物力。我在县里待的日子里，看着所有人都被夹在中间，喘不过气。

风险这东西，从来都不按规矩来。一家小超市的消防通道堆了货，一个村民在林边烧了荒，一段河道的堤坝有了细小的裂缝，任何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都可能酿成大事，可你没法时时刻刻盯着每一个角落。

慢慢的，大家都找到了一套最稳妥的应对办法：先把能抓住的、能确定的事，做到极致。

上级文件里要求的，一条一条对标完成；会议精神，次次都要有学习记录、有贯彻方案；下去督查隐患，要有检查台账、有整改照片、有闭环记录；应急物资储备，要对着清单挨个核对，少一件都不行。

乡镇的干部更是把“留痕”刻进了骨子里。党委书记给班子成员提了两个“必须”：接到突发事件的消息，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到了现场，必须第一时间控制住场面，设置隔离带、疏散群众，绝不能让事情闹大，更不能出现负面舆情。

不是不想从根源上把风险管住，是太多的风险藏在暗处，你根本管不过来。可台账、记录、闭环，这些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的，是能对上上级要求的，真要到了倒查追责的时候，这些就是最实在的“护身符”。

我见过应急局的工作人员，为了一份督查通报，加班到后半夜，每一个问题、每一条整改要求，都要写得清清楚楚，第二天一早就要全区通报；也见过乡镇的安监员，一家一家跑遍辖区里的小作坊，挨个查灭火器、查电路，哪怕人家不配合，也要把检查记录填好，让负责人签上字。

大家忙忙碌碌，最先保证的，是每一步都合规，每一项都对标，每一个环节都留痕。至于那些藏在暗处的、不确定的风险，反倒成了其次。

我挂职结束离开的时候，是那年的深秋，森林防火期刚开始，区里的督查组又开始挨个乡镇跑。

后来我常常想起那段日子。想起堆得半人高的文件盒，想起乡镇书记下乡时永远皱着的眉头，想起深夜调度会上，每个人脸上都绷着的那根弦。

我们总想着用一套严丝合缝的制度，去管住所有突如其来的风险，用层层压实的责任，去守住每一个角落的平安。这初衷从来都没有错。

可县城里的应急人，就像是站在风口里的人。你永远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来，会卷起哪片叶子，会掀起多大的浪。上面要的是万无一失，下面守的是千头万绪，手里能用上的家伙事，却少得可怜。

到最后，大家只能先抓住那些能确定的、能握在手里的东西。把台账做全，把流程走对，把痕迹留好，不是敷衍，是身处夹缝里的人，最实在的自保，也是最无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