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胡志明预写遗嘱：越南要当主宰印支的强国！我国看后为何不满

1965年夏天，越南北方的天空时常被美军飞机划出白色尾迹，地面的战火一刻没有停歇。就在这样紧张的局势下，年逾古稀的胡志明已经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自己离开人世，该给后人留下怎样的政治嘱托，又要把越南带向哪条路。也正是在这一年前后，他动笔写下那份后来在越南政治生活中分量极重、却从未完整公开的遗嘱草稿。

有意思的是，这份被视为“精神旗帜”的文件，在越南国内的宣传中被反复引用，却始终只以节选的方式见诸于世。公开内容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关于民族解放、国家统一、党内团结和国际主义的表述，多年来被一遍遍印在教材、挂在标语上。而没有公开的那一部分，却引出了一个颇为敏感的提法——“主宰印支半岛的强国”。这就牵扯到越南的区域雄心，也牵扯到当年中国的不满。

一位长期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的学者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记下了一段颇为关键的说法：1965年前后，胡志明在遗嘱中提到，越南要成为主宰“印支半岛”的强国。这句话后来并未出现在正式公布的遗嘱文本里，却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是记录有误，还是后来被删、被改，抑或只在内部版本中存在，一直争论不休。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当时作为“兄弟党”，对这种“主宰印支”的提法并不赞同，这一点在当时的气氛下几乎是可以想象的。

公开发表的部分遗嘱，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最被强调的是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胡志明在遗嘱中表达得极有把握，认为无论战争道路多么艰难，美军终究会从越南撤走，南北越迟早要合而为一。越南要在击败法国殖民者的基础上，再赢下一场对美国的战争，由此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赢得崇高地位。这样的表述，符合当时北越的整体战略，也完全契合胡志明“民族独立”一贯的政治主张。

紧接着，他谈到的是党内团结和国家建设。那段文字被反复引用，强调全党、全民要为建设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富强的越南继续努力。这种说法看上去朴素，其实透露出一个基础判断：在他看来，越南走向统一只是时间问题，真正长远的考验，还是统一后的国家发展。而团结则是穿越战争与和平两种时期的核心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遗嘱中还有一条，在后来引发过不小的争论。胡志明在公开部分中被写成对“兄弟党之间的不和”表示“痛心”，希望越南能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下，推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重新团结。在中苏分歧日益尖锐的六十年代，这句话显得很微妙，看上去既关切团结，又尽量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口气。

除此之外，遗嘱还提到要重视国内优秀干部的培训与使用，强调年轻干部应得到锻炼。最后，则是关于身后事的交代。他表示不愿兴师动众，希望遗体火化，骨灰撒在越南北、中、南三地。这部分内容后来被越南媒体大量宣传，用来塑造胡志明俭朴、淡泊名利的个人形象，也确实符合其一贯的生活作风。

然而，围绕这份遗嘱的争议，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失。1981年，一位曾经的越南高层人物出面发声，把话题重新推上台面。

一、遗嘱风波与“篡改”指控

胡志明在越南党内有几位长期追随的老同志，其中就包括黄文欢。这位出身北越、曾被视作“亲中派”的领导人，在六十年代以后逐渐被“亲苏派”的黎笋取而代之，后来更是在权力斗争中被边缘化。1979年他前往东德治病，在途经巴基斯坦休息时，出人意料地走进中国领事馆，提出政治避难，随后辗转来到北京，这一举动本身就透露出他对国内政局的不满。

1981年9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黄文欢的一份声明。他在声明中直接指责黎笋“篡改胡志明遗嘱”，这一下在国际舆论场上掀起不小波澜。黄文欢的说法相当具体，他强调原本遗嘱里并没有胡志明“为兄弟党之间的不和而感到痛心”的那句表述，认为这是黎笋等人后来加上去的。按他的理解，胡志明虽然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有所担忧，但态度并非这种“骑墙”的口吻。

在黄文欢的描述中，胡志明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更加鲜明。他提到，早在1930年代末期，胡志明主持越共中央九中全会时，就曾亲自引导会议批判修正主义。依他看来，胡志明的真实立场，是在没有公开与苏联完全决裂的前提下，更倾向于支持中国，立场更为尖锐，而不是那种小心翼翼、顾左右而言他的中间话。

这位流亡者的表态，难免带着个人政治遭遇的色彩。作为被逐出权力核心的“亲中派”，他把矛头对准处在权力顶端、又明显“亲苏”的黎笋，既是出于理念，也掺杂着个人恩怨。站在外界的角度，他的指控难以完全证实，也很难成为单一的判断依据。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越南党内确实存在对胡志明遗嘱“原貌”的争议，这种争议恰恰反映出六七十年代越南在中苏之间的微妙摇摆。

从更长的时间线上看，中苏之间的分歧随着苏联解体而成为历史，胡志明晚年究竟更偏向哪一方，今天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政治意义。真正让人感兴趣的，反而是另一条线索——那句关系到“主宰印支半岛”的提法，到底是不是胡志明亲笔写入过遗嘱草稿，又在怎样的背景下出现。

这一疑问，把视线从文件本身引向更宽广的地理空间：越南对中南半岛的定位，以及它对自身区域角色的期待。这就不得不提到几位与越南打过多年交道的外国政治家，他们的回忆，为这段历史提供了另一重视角。

二、“印支龙头”的构想与越南民族心理

在美军撤出越南的进程中，有一位经常被提起的人物——基辛格。1973年，《巴黎协定》签署后，他因为参与推动越南停火进程而与北越代表黎德寿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无论对这份奖项争议如何，基辛格确实有过相当深入地接触越南高层的机会，也留下了不少细致的观察。

在后来的著作《论中国》中，他提到一个颇为关键的判断：越南并不是任何大国的简单代理人，而是在为自身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对“独立”和“区域地位”的向往而战。他写道，北越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由自己主导的印支联邦，让越南在中南半岛扮演“龙头老大”的角色，其区域地位类似于历史上中国在东亚的主导位置。这段描述，用词直接，透露出他对越南雄心的一种理解。

基辛格明确指出，美国在冷战时期对北越的判断出现了严重偏差。当时美国往往把河内视为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先锋”，认为它只是受人操控的“棋子”；中国则把援助越南看作是在阻止美国在亚洲“称霸”的战略举措。然而，从基辛格的视角看，中美苏三方都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越南的自主意志，各说各话，却没有真正意识到河内是在按照自己的路线图行事。

他回忆说，1973年2月，他作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访问河内，商讨《巴黎协定》的执行。同他同行的，是代表北越方面的黎德寿。按理说，那时中越关系还处在正式盟友阶段，中国在北越抗美战争中提供援助，双方在公开场合相互称为“同志加兄弟”。但基辛格在河内逗留期间，却感受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

有一段经历尤为耐人寻味。黎德寿陪他参观河内的国家博物馆时，特意带他看了关于越南历史上抵御北方强邻的展览内容，从古代抗击封建王朝南下，到近代反抗法国、日本，再到现代抵御新的威胁。基辛格注意到，讲解重点并不在与美国的冲突，而是不断强调越南对“北方大国”的防范。他后来回忆，当时心里颇感惊讶，因为在那个年代，越南和北方邻国在名义上还是“同志关系”。

通过这些细节，他得出一个判断：越南人对北方大国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广泛吸收那里的文化与制度影响，另一方面又充满戒备，有时甚至达到“疑神疑鬼”的程度。越南长期处在大国夹缝中，形成了一种既向往文明中心，又极度强调自身独立性的民族心理。

这种心理在越南的精英阶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长期受到儒家文化影响，越南培养出一批熟悉汉文典籍的士大夫，他们在文化认同上与中国传统有相当程度的接近，却同时孕育出一种“区域中央王国意识”——在中南半岛一隅，越南自视为文明灯塔，对周边民族带有某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这种心态并非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在近现代历史中不断显现。基辛格提及，在20世纪几次印支战争期间，越南在使用老挝和柬埔寨领土作为战略通道时，态度颇为强硬，很少顾及对方的敏感。这种“理所当然”的姿态，折射出它对自己在区域政治、文化上的优先地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

如果把这些观察与“印支联邦”“中南半岛龙头”等说法放在一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傅高义会认为，胡志明在遗嘱中提到要把越南建设成主宰印支半岛的强国，并非空穴来风。即便具体措辞是否被写入最后版本仍有争议，但越南作为中南半岛“领导力量”的设想，在许多内部讲话、干部教育中，很可能以不同方式出现过。

从中国的角度看，这种雄心就有了敏感的一面。一方面，中国在抗法、抗美战争中对越南投入了大量物资和政治支持，付出不小代价；另一方面，如果越南把未来目标设定为“主宰印支”，势必要对周边国家施加更强影响，而这种扩张一旦与大国格局叠加，很容易成为外部力量南下的支点。这一层顾虑，在后来一些重要会谈记录中有相当清晰的体现。

三、会谈中的“美梦”与中越渐行渐远

1978年11月，新加坡总统府的一间会议室里，李光耀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围坐交流。当时的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中苏对立加剧，美国在越南战争后元气尚未完全恢复，印支半岛局势却并不平静。越南统一仅三年，国内恢复尚在初期，却在对外政策上频频出招，尤其是与苏联日益靠拢，引起周边国家普遍关注。

那次会谈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为什么越南在明知自身国力有限、内外矛盾重重的情况下，还要在外交上紧紧站在苏联一边，甚至不惜同中国关系急剧恶化。李光耀提出这个疑问时，语气中带着几分不解，也带着对未来局势的担忧。邓小平给出的解释，后来被李光耀写进回忆录，成为研究这一时期中越关系的重要材料。

邓小平大意指出，越南多年来一直怀抱一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而且这种想法不仅存在于战后的一代领导人中，甚至可以追溯到胡志明时代。换句话说，“就连胡志明也有过这种想法”，并不是简单的空洞指责，而是在长期观察基础上的判断。中国方面并不赞同这样的构想，认为这既不利于地区稳定，也容易为外部大国所利用，结果就成了越南实现这一“美梦”的主要障碍。

在邓小平的阐述里，如果越南真的能够掌控整个中南半岛，通过某种形式的“联邦”扩展影响，那么东南亚许多国家都会失去安全缓冲，区域力量对比会被明显改变。更关键的是，在苏联全球战略布局下，这样的联邦很可能成为其南下印度洋、影响海上通道的一枚重要棋子。站在新加坡的角度，这样的发展方向显然充满风险，这也是李光耀对越南走向高度警惕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段会谈内容，与傅高义记录的“印支强国论”、基辛格对越南“区域龙头”设想的解读，形成了一个相互印证的框架。几位来自不同立场、不同国家的政治家，却在一点上达成了隐性的共识：越南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普通的小国，它希望在中南半岛扮演主导角色，并愿为此付出代价。

从中国方面看，这种雄心之所以令人不安，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越南推进自身目标的方式。对于老挝、柬埔寨等邻国，越南在战争与和平时期都表现出强烈的介入意愿，甚至采取武装手段直接改变对方政局。而在冷战格局之下，这类行动往往与大国博弈密切相关，稍有不慎，就会把整个地区拖入长期动荡。

越南与柬埔寨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两国共产党在越战时期曾并肩对抗美国支持的亲美政权，表面上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实则暗藏深层矛盾。红色高棉内部长期存在一种担忧，认为越南利用抗美战争之机，不断在柬境内布设政治与军事影响，一旦战后形势变化，就会推动建立一个由越南主导的印支联邦。出于这种戒心，红色高棉在掌权后迅速清洗队伍中受过越南培训的干部，双方关系迅速转冷。

1975年柬埔寨亲美的朗诺政权垮台，红色高棉上台，本该迎来“革命同盟”的新阶段，却很快走向激烈对立。边境摩擦不断升级，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侵扰。越南方面始终强调，是红色高棉对越发起挑衅、集中兵力准备入侵；而红色高棉则指责越南企图控制柬埔寨。在这种互不信任的氛围下，一场大规模战争不过是时间问题。

1978年年底，越南宣布波尔布特政权动用十个师团准备侵略越南，随即迅速做出决策，决定对柬埔寨发动全面进攻。12月25日，约二十万越军越境入柬，大规模军事行动展开。战事进展极快，1979年1月7日，越军就攻占金边，扶植亲越政权上台，红色高棉残部则退入边境山区，坚持游击战。

这次军事行动在名义上被越南称作“推翻种族灭绝政权”的正义之战，但在许多周边国家和大国眼中，却又被视为越南落实“印支联邦设想”的重要一步。试想一下，一个刚刚结束长期战争、国力疲弱的国家，却能在短时间内调动数十万部队，对邻国进行十余年驻军，这本身就说明其区域战略并不局限于自保。

越军一直在柬埔寨停留到1990年8月，时间长达十一年之久。期间，国际社会对其撤军问题持续施压，联合国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外交博弈不断。越南方面一度试图在驻军与国际谈判之间寻找平衡，但随着局势变化，特别是苏联自身经济恶化、对外援助难以为继，越南不得不重新评估长期占领柬埔寨的成本与收益。

1986年，黎笋去世，越南国内路线开始调整，提出“革新开放”方针。这种转向并不仅仅是经济政策的变化，也包含对外战略的重新思考。在苏联逐步走向衰落、援助锐减的背景下，维持大规模驻军显然难以为继，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寻求融入地区合作，慢慢成为一种更现实的选择。最终，1990年8月，越南完成最后一批从柬埔寨撤军。

驻军结束后，柬埔寨在联合国参与下推进政治和解。1993年，全国大选举行，联合政府组建，“柬埔寨王国”名称恢复，战乱多年的国家终于走回相对正常的轨道。回头看这段曲折历程，越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十分复杂：既有出兵推翻暴政的一面，也确实带着鲜明的区域主导意图，而与苏联结盟更是为外界提供了放大的“联想空间”。

从中国的立场看，越南在印支半岛上不断加强影响、对柬埔寨实施长期驻军，再叠加其与苏联的“全面合作”，所构成的就不是单一的地区矛盾，而是一整套与安全环境紧密相关的战略问题。当年中国对越南“中南半岛联邦美梦”的警惕，除了考虑周边小国的处境，多半也在防止外部大国借此向南推进，把矛盾引到本国门口。

回到起点，那份1965年前后开始构思的遗嘱，无论是否在公开版本中写下过“主宰印支半岛”的字眼，都已经超出了单纯的个人身后安排范畴。它折射的是越南领导层在民族独立与区域地位之间的权衡，是一个战后新兴国家如何定位自身、如何处理与周边和大国之间关系的深层问题。

不得不说，对越南而言，“成为强国”的渴望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后期的国家叙事。遗憾的是，当这种渴望与“主宰印支”的构想纠缠在一起时，不仅让周边国家感到不安，也让曾经在战争中作为援助者存在的中国难以认同。历史留下的那些争论与不满，其根源大多藏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