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肺炎后，毛主席拒绝注射抗生素，听到尼克松要来，马上配合治疗

1972年1月18日的深夜，中南海游泳池内灯光通明。年近八旬的毛主席，第一次在病中突然陷入昏迷，这在以往从未发生。屋外是北京刺骨的寒风，屋内是紧张到几乎凝固的空气。医护人员手忙脚乱，周恩来也被紧急从人民大会堂的会场里请出，匆匆赶来。就在这一个节点，毛主席的病情，从“拖一拖就过去”的老毛病，变成了必须直面的严重问题。

有意思的是，这场危机，并不是突然从天而降。早在两年前，身体的警讯就已经出现，只是被他一再压下、拖延、轻描淡写。

一、从庐山到病床：身体发出的第一个信号

时间往前拨到1970年夏天。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表面上，是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围绕“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是否是‘天才’”等议题，暗流汹涌。

当时的陈伯达，拿出一本由他选编、经林彪审定的《论天才》，大讲“天才论”，要求恢复国家主席职位，形势一度被他搅得火药味十足。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极其警觉形势走向的毛主席，很快识破了这一套背后的政治企图。

8月31日，他以《我的一点意见》作出明确回应，指出陈伯达“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也一锤定音地否定了重新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天才”之争背后，是林彪集团谋取更高权力的布局，这次较量以陈伯达失势告终，而林彪也在毛主席心中悄然“失宠”。

会议结束后，精神上的紧绷并没有马上放松。那年毛主席已经77岁，从江西回到北京后，开始出现咳嗽、低烧、乏力、小便减少等症状。身边的医生很快怀疑是肺炎，建议做X光检查以便确诊。

问题在于，毛主席一向反感各种器械检查。多年战乱和艰苦生活，让他更相信“硬扛”和自我恢复的能力。面对医生的建议，他一度极不配合，拖来拖去，不愿折腾。最后还是在周恩来的反复劝说下，他才勉强同意做一次胸部透视。

X光片的结果证明，肺部已经出现明显炎症，肺炎诊断基本明确。医护人员按照常规治疗方案，使用抗炎药物，配合休养和调养。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到1971年夏初，这一轮肺炎算是暂时控制下来，毛主席的病情有了明显缓解。

不过，谁都知道，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放松。对一般人来说，一次严重肺炎就足以留下隐患，更何况是已步入古稀之年的国家领袖。

二、南巡风云与再度病重

1971年的国内局势，并不平静。毛主席对政治走向极为敏感。8月，他从北京乘专列出发，沿大江南北巡视，既是调查研究，也是亲自掌握局势变化。8月15日离京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谈不上“健康”，但工作节奏依旧很紧。

不久之后，那起震动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发生。9月12日，毛主席回到中南海，林彪集团企图在他南巡途中制造不测的计划宣告破产。相关人员“出走”后，毛主席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却难掩内心的失望与痛苦。多年战友、曾被写入党章的“接班人”，最终走到如此地步，这种复杂的心情，外人很难完全体会。

精神上的巨大打击，叠加本就不算强健的身体，很快体现到健康状况上。肺炎再次复发，而且比1970年那次更为严重。普通人能够抵御的一些常见病菌，现在几乎“逢毛必侵”，一有机会就往他的肺部扎堆。咳嗽频繁，痰多且粘稠，感冒也反反复复。

医疗团队提出希望通过注射抗生素来控制感染，甚至建议在抗菌治疗的同时，适当辅以人参等补药，帮他增强体质。按当时的医学条件，这样的方案并不激进，属于相对稳妥的做法。

但毛主席多年养成的习惯，是基本不吃补药。他对“补养”颇有戒心，担心各种补品影响身体的自然调节。对于注射抗菌素，他的抵触更甚。一听“打针”，尤其是长期用药，就皱起眉头，不太愿意接受。医护人员只能退而求其次，改用口服抗生素，尽量控制肺部的局部炎症。

这种方法带来的结果，是局部感染得到一定抑制，却难以彻底清除。慢性炎症在肺内时隐时现，像一股不肯散去的阴影，为后来的发展埋下伏笔。

到1972年1月，病情开始出现明显恶化。走路速度肉眼可见变慢，哪怕在室内短距离活动，也需要护士扶着，稍走几步就会感到气喘和疲惫。冬天本就寒冷，室外活动被完全取消，他只能在室内缓缓踱步。

运动量减少很快反映在双腿上——小腿、脚踝开始浮肿，按压之后凹陷难以弹起。这个变化，对有经验的医护人员来说，是一个危险信号：循环负担加重，心脏和肾脏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与此同时，血压也从过去相对平稳的130/80毫米汞柱，逐步攀升，高压多次达到180毫米汞柱，低压经常在100毫米汞柱附近徘徊。这样的血压，对年迈的病人来说，绝不是小事。体力明显下降，整日容易疲劳，便秘也加重，两三天才排便一次，胃口越来越差，吃饭总是“勉强对付两口”，抵抗力进一步削弱。

就在身体每况愈下时，又一件让他沉重的事情发生了。

三、陈毅离世与病情全面恶化

1972年1月6日，老战友、老部下陈毅在北京病逝。两人相识于井冈山时代，一路走过漫长革命岁月，感情并非一般同事关系可以概括。

1月10日，陈毅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当天上午，毛主席还穿着淡黄色睡衣坐在床上，身边的工作人员以为他会像以往那样“听取汇报、表示哀悼”而不会亲自前往。谁知他忽然开口说，要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说完便挣扎着下床，往门口走去。

“主席，身体……”工作人员有些犹豫。

“我去送送他。”毛主席只说了这一句，就继续往前走。语气平静，却透出不容更改的坚决。

情况很快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当即决定提高追悼会规格，安排好一切事宜，以便毛主席出席。等毛主席抵达会场时，气色已经很难用“好”来形容，但他仍坚持同陈毅的遗孀张茜交谈，对陈毅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在场的人都能感到，这位年迈的领袖格外悲伤。

那是他公开参加的最后一次追悼会。对他来说，也是一道不易跨过去的心理关口。

从追悼会回来后，他的情绪持续低落，话更少，整个人看上去愈发憔悴。肺部感染明显加重，低烧不断，体温时高时低，咳嗽一阵接一阵。短短两天时间，两条腿的浮肿迅速加重，还出现了向上蔓延的迹象，范围从脚踝扩展到小腿，更往上发展。

医生为他做听诊时，肺部杂音明显增多，心率也不再规律，时快时慢。综合这些情况，医疗小组判断他的病情已经呈现出“向重症发展”的趋势，再这么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再次面对治疗方案时，医生又提到静脉注射抗菌素的必要性，希望尽快控制肺部感染。然而，毛主席依旧不愿意接受注射抗生素，只同意继续口服抗炎药。由于咳嗽严重，他已经不能平躺，只能半卧在床头或者靠在卧室的沙发上，晚上勉强打个盹就算休息。

1月18日，突发情况出现了。这天，他在休息中突然意识模糊，然后完全失去知觉，进入昏迷状态。周围医护人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形，惊慌之下连忙进行紧急处理，同时迅速把消息报告给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

周恩来立即离席，匆忙赶到中南海游泳池。等他赶到时，毛主席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已经苏醒，但整个人显得非常虚弱。周恩来当场意识到，这种情况已经不再是“肺炎拖一拖”的问题，必须有一支更强的医疗力量介入。

当晚，他决定成立专门医疗小组，集中北京几家重点医院的内科专家，包括北京医院、阜外医院、北京中医院、中南海门诊部的骨干力量，专门负责毛主席的诊治。这个小组的任务很明确：全面评估病情，提出系统的治疗方案。

四、检查与争执：从拒绝治疗到主动配合

医疗小组会诊后，很快得出一个共同判断：仅凭以往的经验和零散诊治，很难说清毛主席目前的真实病情，有必要尽快进行系统检查，包括心电图和X光胸透。周恩来也明确表示支持，希望通过准确诊断，确定最佳方案。

医疗小组整理出一份检查建议报告呈送给毛主席。结果不出所料，他像过去多次那样，坚持拒绝做全面检查。理由仍是那一套：不愿折腾，不愿麻烦，认为“养一养就会好”。

小组只好再次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再次来到游泳池住处，语气比以前更为严肃。他直截了当地说：“您的病耽误不得，医疗小组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现在马上治疗，病情还有回转余地；若再拖下去，肺炎可能会转成别的病，情况就复杂多了。”

毛主席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有马上回应。周恩来接着提醒，腿部浮肿已经明显往上发展，这一点不能轻视，“最好尽快做一次心电图检查”。

这个提示并非夸张。当时医疗小组也都担心，长期肺部感染如得不到有效控制，很可能引发心脏病变，一旦发展为肺心病甚至心力衰竭，其危险程度远远超出一般肺炎。

在多次劝说后，毛主席终于松口，但只同意先做心电图，其它检查仍不情愿接受。医疗小组没有放弃，继续争取，最后他勉强同意把心电图和X光胸透都做一做。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X光片显示，肺部感染已经相当严重，炎症范围比过去广得多。更要紧的是，影像上可以看出心脏负担明显加重，这意味着肺炎已经波及心脏，引发肺心病的征兆。

心电图也印证了这一点。不仅存在典型的肺心病改变，还提示有充血性心力衰竭和阵发性心动过速。这一连串信息叠加起来，医疗小组得出判断：1月18日那次长达半个小时左右的昏迷，很可能是由肺性脑病引发，简单说，就是长期肺功能受损导致大脑缺氧，直至意识丧失。

从临床角度看，这是一个危险的标志。精神不振、嗜睡、反应迟钝等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有了清晰解释，绝非简单的“年纪大了、累了”。

然而，当这些结果反馈给毛主席时，他依然显得很淡定，甚至有些不以为然。他认为专家们有些“说得太重”，坚持认为自己“病得不重”，“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医疗小组提出的“强心、消炎、利尿”三管齐下的治疗方案，他只是勉强接受了一部分，对药物种类和用法提出诸多限制。

在这个阶段，他虽然短暂同意注射青霉素，并口服一些抗炎药物，但很快又因为听说康生只用抗生素、不用其它药物，便决定中断磺胺类药物的使用，对消炎治疗再度采取保留态度。这样一来，治疗方案被人为“打折”，效果自然大打折扣，肺部炎症迟迟得不到有效控制，病情继续缓慢恶化。

1月21日晚，周恩来和江青一起到游泳池了解情况。医疗小组如实汇报病情时，周恩来的神色明显沉重，他对毛主席的病情和不配合治疗深感忧虑。而江青的态度截然不同，她当场对医疗小组提出批评，认为他们“制造紧张气氛”，“主席身体一直很好，前几天还参加了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不要把事情夸大”。

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让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后续的政治局会议，本打算专门听取医疗小组的详细汇报，也因为各种干扰没有顺利进行。最终形成的安排，是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负责毛主席疾病的领导工作，叶剑英主动要求参加值班。然而，具体执行中，又因为“没有主席同意不能去”等理由受到掣肘，很多原本可以更及时推进的工作，被迫搁置。

在这种环境下，毛主席的心情愈发烦躁，对治疗越发排斥。肺部感染持续存在，咳嗽不断，夜里只能靠在沙发上勉强入睡，时不时还会出现短暂的意识恍惚。不得不说，这段时间如果没有一个关键外部因素介入，治疗的进展很可能会更加艰难。

这个外部因素，就是即将到来的尼克松访华。

1972年2月初，中央政治局将美国总统尼克松计划于2月21日来华访问的请示报告，放到毛主席卧室的茶几上。文件摆在那里，既是外交大事，也是国家战略布局的一环。

毛主席认真看完这份文件，心里很清楚这次访问的分量。中美长期对立，能够实现这样一次会晤，意义非常重大。试想一下，如果届时因为自己的病情无法出面，会给工作带来怎样的掣肘，他心里不能不盘算。

看完文件，他做出了一个别人替他做不了的决定——这一次，要配合治疗，把病尽可能治好，在尼克松到来之前至少恢复到能够出面的状态。

态度一变，一切随之改变。他不但接受了医疗小组“强心、消炎、利尿”三管齐下的方案，而且同意在服药的同时进行静脉滴注抗菌素，这在此前是坚决拒绝的部分。对打针的抵触暂时放到一边，配合抽血、用药、监测，这些具体细节，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再推脱。

2月4日，治疗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险情。由于肌肉注射抗生素后咳嗽剧烈，他在一次猛烈咳嗽中将一大口痰液咳到喉咙，却因体力不足无法及时吐出，痰液堵塞气道，导致再次突然昏迷。医护人员抢时间抢救，在器械赶到后迅速取出痰栓，这才逐步恢复通气。当时他的脸色发青，呼吸费力，现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在使用呼吸罩辅助吸氧二十多分钟后，他慢慢苏醒。睁开眼后，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刚才好像睡了一觉。”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背后，其实离生死只差一步。

这次事件再次惊动周恩来。他立即中断正在西花厅主持的会议，赶到游泳池，同医疗小组碰头，对之前的用药、操作做了详细梳理，调整方案，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调整后，治疗效果很快显现。当晚毛主席一次排出体内积存尿液约1800毫升，这说明利尿和心功能改善的方案开始起作用，水肿情况出现转机。听到这个消息，他的精神明显振奋不少，还特意让工作人员为医疗小组准备晚饭，以表达感谢。

此后，医疗小组采取了“边治疗、边观察、边微调方案”的方式，小心翼翼在疗效和耐受之间寻找平衡点。2月中旬左右，双下肢浮肿逐渐消退，肺内感染得到控制，咳嗽减少，低烧也慢慢退去。到2月17日，已经无法平躺的他再次能躺在木床上休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医生也趁机建议他减少吸烟，他也同意戒掉一部分。

2月21日，尼克松乘坐“空军一号”抵达北京。当天早晨，毛主席已经能够下床，在室内小范围行走，虽然步伐缓慢，但比一个月前的状态好了太多。中午前后，在医生并不太赞同的情况下，他坚持接见尼克松一行。

这次会见持续时间并不算长，却释放出清晰信号：这位年迈的中国领袖，仍然亲自掌握着重大外交布局。中美关系的破冰，由此迈出关键一步，中国的对外环境因此发生深刻变化。而从个人角度看，毛主席能在病情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坚持出面，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因为他在看到尼克松将来访的文件后，主动做出了配合治疗的选择。

回过头看，从1970年庐山会议后的第一次肺炎，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的复发，再到1972年初病情急转直下、直至尼克松访华前夕的集中治疗，这条时间线清晰地呈现出一个事实：健康问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它与精神压力、政治环境、个人性格乃至观念习惯，都紧密交织在一起。

毛主席长期对药物过于谨慎，对检查和注射保持距离，让肺炎有机会反复发作、逐步加重；而一旦遇到国家大事，他又能在关键时刻压下个人固执，转而全力配合。这种矛盾的组合，在那几年屡屡出现。

不得不说，这段经历，既是新中国高层医疗保障制度不断摸索的一个缩影，也是晚年毛主席在“个人意志”和“身体极限”之间一再拉锯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