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潜伏敌营越升越高，让妻子请示上级，领导回复：大胆往上爬

1949年初的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铁门吱呀作响，一批身着旧棉衣、神色各异的囚犯被叫到院子里，等待宣读名单。有人被押回牢房，有人被当场带走，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就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一个看上去腰背仍挺得很直的中年男人，默默整理了一下破旧的衣领，他叫李时雨，时年四十一岁。没人知道，他曾是汪伪政府里的高级官员，也是军统系统里的少将军衔，更没人知道，他真正的身份，是潜伏敌营十八年的中共地下党员。

这一天之后，他将被释放出狱，而导致这次命运转折的，并非什么临时起意的宽大政策，而是国共双方力量此消彼长之下，一系列政治较量的结果。蒋介石被迫“引退”、李宗仁出面和谈、释放政治犯以示诚意，看似孤立的决定，其实一环扣一环，把李时雨从终日见不着阳光的牢房里，推回到即将解放的中国大地。命运兜兜转转，回头看，他在敌营“越升越高”的那些年，看似风光，又步步惊心。

一、从书卷少年到潜伏干员

李时雨1908年出生在黑龙江巴彦，一个典型的东北乡村。私塾里的蒙学读本，乡下先生的戒尺，他都经历过。原名叫李亭芳，后来改名“时雨”，带着浓烈的书卷气——“时雨”二字，源于《水浒传》里那个行侠仗义的宋江“及时雨”。有意思的是，这个名字不是他自己取的，而是读书时的好友孔繁文送给他的绰号，久而久之就成了真名。

家境清苦，求学之路很不平坦。他先后考入绥化省立二中、齐齐哈尔省立一中，每往前一步，都要跟家庭的经济困境较劲。亲人觉得读书没用，尤其是在继祖父去世、家里临时拮据之后，更不愿意再掏钱。试想一下，一个立志要读书改变命运的少年，被逼得不得不辍学，只能跟好友在家中自行补习，这种落差，对性格的影响是很大的。幸好，当地一些开明乡绅出面调解，家里这才勉强松口，他才没被彻底拦死在书房门外。

1925年，他考入齐齐哈尔省立一中，恰逢“五卅惨案”震动全国。上海工人被枪杀的消息传来，东北的学生也坐不住了。李时雨和同学们组织声援，遭到当局警告，学校后被迫解散。局势逼人，读书的地方没了，他转到天津南开中学，接触到更开明的教育氛围，也接触到更系统的进步思想。

后来，他又来到北平，在国立北京政法大学法学系就读。正是在这段时间，在北方地下党组织的影响下，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的他还是个大学生，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安静读法学的青年，将来会戴上军统少将的军衔，混迹在各路特务与伪政权之间，用的是地下工作者最凶险的方式向党报到。

时间线往前推进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李时雨的家乡也落入日伪之手。国民党当局喊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在不少东北青年心中，这话说得格外刺耳。中共河北省委号召东北青年“打回老家去”，李时雨便在组织安排下回到黑龙江，开始在当地发动群众、联络进步力量。

1932年，他与王家善、孔庆尧共同组建了黑龙江省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推举王家善为司令。这支队伍起初士气不低，但在复杂局势下，后来受策动当上了伪军，队伍随之瓦解。李时雨只得根据组织指示，再次回到北平完成学业。这个曲折经历，也让他早早见识到“队伍变质”这件事有多复杂，很难简单地用忠奸两字概括。

有一件事，后来反复被提起。1933年前后，中共地下党决定，借李大钊安葬之机，发动一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爱国志士的群众活动。李大钊1927年4月28日在京被绞刑，遗体多年来一直没有正式安葬。组织委派李时雨参与出殡，并护送灵柩去往万安公墓。看似只是葬礼仪式，对当时的学生和地下党员而言，却是一次直面牺牲者的精神洗礼。不得不说，这样的经历，会在一个人的价值判断里，烙下极深的印记。

也就是这次公开露面，为他日后在军统内部被翻旧账埋下伏笔。多年之后，当军统内部派系斗争时，有人顺藤摸瓜，就从这一段经历里，嗅出了“共产党员”的嫌疑。

二、“大胆往上爬”：从伪官员到军统少将

时间来到1934年，按照组织安排，李时雨从校园走向军队，被介绍到东北军系统工作。当时中央法学院党支部书记张敬载，牵线把他送到张学良公馆一侧。张学孟（张学良的亲属，时任公馆警卫室主任）看重他的学历，让他在身边任职。靠着法学背景和稳重作风，他很快能与张学良周围的人打交道，任务有两个：摸清东北军内部情况，同时做“剿总”各厅处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在适当范围内宣传抗日主张。

1936年，他奉命前往西安，与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继续从事隐蔽工作。西安事变后，形势突变，经组织慎重考虑，决定让他离开军队体系，到天津潜伏，以法律专业背景为掩护，进入法院供职。这样的安排，在当时看来颇为巧妙：一方面方便出入上层社会，另一方面又不至于过于招摇。

1937年卢沟桥事变，华北全面沦陷。天津落入日伪手中后，地下党与外界联系变得异常困难，但有法院职务在身的李时雨，反而多了一层行动便利。1939年初，天津地下党给他布置了两项任务，一是通过租界秘密运送电台设备，二是营救已经暴露身份的冯骥。

起初，他想让妻子孙静云假扮新娘，趁着春节“回门”的名义，把零部件藏在嫁妆中带出城。思来想去，觉得风险太大，不得不作罢。后来，他利用自己在伪天津市高等法院的身份，设法办理通行证，借用公车，再把电台机件悄悄运往安全地点。有一次，他对院长半真半假地抱怨：“我家那口子要来天津，无奈我混得太差，连个像样的车都借不来，实在没面子。”院长还以为这位青年书记官爱面子，便爽快把自己平日乘坐的车借给了他。看似一句玩笑话，却为党组织的电台转移扫清了障碍。

营救冯骥更难。冯骥因“共产党员”身份被捕，在日伪统治区，这是极难翻转的罪名。李时雨利用主管文书的便利，调出案卷，将冯骥相关案卷悄悄销毁，再反过来训斥书记官“丢卷宗”，给对方指了一条“台阶”：说不定是日机轰炸时烧掉了。对方自知疏忽，又得了上司的提醒，自然顺水推舟。案卷消失，证据链断裂，冯骥得以被“合法”调出监狱，暗中释放。

这一系列操作，看上去像是法律程序上的小小出错，实则刀尖上行走。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种精细的处理方式，让他在日后不断更换“伪装身份”的过程中，多了一层专业可信度。

1940年前后，局势再次变化。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原来散落在华北、华中各地的伪政权被整合纳入其中。汪伪当局急于物色“人才”，在政治上、法律上都想拉拢一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以便撑起门面。李时雨凭借在伪法院的履历，以及在天津地区的活动，被选为伪国民党“六大”代表，又任天津市党部执委会常委。

不久之后，汪伪政权二号人物陈公博注意到了这位法学出身、办事干练的年轻人。1940年，陈公博赴上海出任伪市长，李时雨随之被调往上海，担任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同时还兼任立法机关中的相关职务。表面看，他成了汪伪系统中的一名高级官吏，出入车马喧腾，接触机要文件，身边人无不把他当“自己人”。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产生了明显的不安感。敌营中节节高升，对地下工作者而言，并不是简单的“出息”，而是风险倍增。他一方面向上攀升，一方面心中打鼓：组织对这种情况究竟怎么看？是适可而止，还是继续利用这个机会深入核心？

他的妻子孙静云，同样是中共地下党员，两人1933年成婚，多年聚少离多。1940年夏天，孙静云由天津转道南京，再去上海，见到丈夫时，竟一时愣住——眼前这个衣着体面、言谈间带着“官场腔”的男人，她也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把他跟记忆中那个朗朗读书的青年对应起来。

等回到家中关上门，李时雨才卸下伪装，把心中顾虑说了个透：“我越做越大，究竟是好事还是麻烦，组织上到底打算让我做到哪一步？”这句看似平常的抱怨，其实关乎生死。他很清楚，再往上走，身边就全是敌方核心骨干，一旦暴露就是全盘皆输。

孙静云按嘱托，先把情况报告给负责接头的何松亭。何松亭做地下工作多年，也很少见到这样“往上爬”爬到伪政权上层的情况，一时间拿不定主意，于是建议孙静云直接去根据地，找更高一级领导请示。之后，在安排之下，她来到根据地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详细汇报李时雨的情况。

听完后，许建国给出了那句后来被广泛提起的指示：“你回去告诉时雨，让他大胆往上爬，对伪组织不管什么部门，应广泛打入。”这话既是鼓励也是决断——敌营越深处，越少有人怀疑有“共产党人”存在，一旦真打进去，其价值可能远超数个正规师团。

得到这道指示，李时雨心里有了底。他不再犹豫，把“往上爬”当作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凭借稳重性格和专业能力，他在汪伪政权内部身份不断上升，尤其是掌握与军法、治安相关的部门工作之后，他开始频繁接触一线军事情报。

1942年前后，汪伪政府成立“清乡委员会”，配合日军对新四军等敌后武装进行“清乡剿共”。李时雨利用职务之便，接触到大量关于“清乡计划”的内部文件，将重点内容整理出来后，由孙静云通过情报网络送往新四军。为了避人耳目，他们把写好的情报藏在挖空的肥皂块里，普通人看来只是生活用品，在专门接头的人眼中，却是最关键的生死信息。

陈毅在新四军一线读到这些情报时，感慨地说：“这至少帮我军增添了一个师的兵力。”这种评价，并非夸张。敌人部署、兵力方向、清剿时间，一旦提前掌握，部队部署就可以从容调整，避免被突然合围。

抗战胜利前夕，为了便于统一协调，李时雨夫妇的组织关系，从北方系统转入华中情报系统，他们还参与策动了汪伪军警在上海的起义，为抗战结束后的上海局势，埋下了伏笔。

抗战一胜利，局面却再次骤变。国民党军统开始大规模整合力量，在各地吸收汪伪旧部做“自己人”。上海沪郊指挥站负责人余祥琴曾与李时雨有旧交，看中他的能力，主动提出拉他进入军统系统。面对邀请，李时雨装出迟疑：“我原来跟过陈公博，这样做怕是不合适。”余祥琴马上安抚，说现在军统吸收汪伪人员已成惯例，甚至透露沪郊指挥站报了不少“吃空饷”的假名，可以拿来给他顶用，审查并不会太严。

经请示组织后，李时雨接受安排，再次“换装”，以假身份进入军统，不久后升任军统上海区第二组组长，军衔少将。这个身份，为他获取情报、掩护同志提供了新渠道，也把他推到更危险的漩涡中心。

有一次宴会上，军统头子戴笠特意问：“哪一个是李时雨，把他叫过来我们喝一杯。”这种点名本身，就能让不少人心里发虚。李时雨却神情自若，端起酒杯笑着说：“学生不才，都是戴先生领导有方。”这一句半真半假的恭维，让戴笠心情大好。不得不说，这种把握分寸的能力，在敌营潜伏多年之后，已经练得十分老辣。

三、牢狱酷刑与解放前夜

军统内部派系林立。余祥琴虽然有能力，但树敌也多。李时雨跟在他身边，自然被视作“余系人马”，难免遭到针对。没多久，一封详细的匿名举报信就送到戴笠案头，指控李时雨“有问题”。材料虽然未必全部属实，但足以让戴笠心生疑虑。

按惯例，戴笠不会轻信，也不会轻易放过。他找来了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李国章，征求意见。巧的是，李国章本身也是潜伏多年的中共地下党员，两人不在一个线，却属于同一阵营。李国章寥寥数语，就为李时雨解了围，还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没想到现在军统内部的派系斗争，还这么激烈。”这句话，让戴笠的怀疑更多转向内部斗争，而非“共产党渗透”。

然而，人的运气，总不会永远站在一边。1946年春，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军统失去主心骨，各派系新的角力开始浮出水面。余祥琴危机四伏，自顾不暇。军统上海区军法处处长沈维汉，和余祥琴积怨已久，顺势暗中摸查余系骨干。顺藤摸瓜，查到李时雨身上，发现他和弟弟、妻子在日伪时期都曾因有共产党嫌疑被捕过，又找不到任何正式记录，能够解释他当年是如何打入汪伪政权核心的。

在这种情况下，怀疑很快升级为抓捕行动。沈维汉以“公事相邀”为名，让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刘方雄出面请李时雨吃饭。表面上是应酬，两边心里都清楚，这件事不寻常。

李时雨当然不会看不透。他事先把司机阿根叫到身边，低声交代：“一个小时后，如果我没回来，你就回家，在家门口等两三天。若是有人来找我，就跟他们说——我被捕了。”这短短几句话，既包含对自身命运的冷静判断，也包含对地下网络安全的最后布置。

阿根并不是地下党员，只是个被照顾多年的普通司机。但人心有时候很简单，有恩就记。他照着嘱咐做，守在李宅门前，凡是前来接头或拜访的人，他一律告知“李先生被抓了”。这一举动，看似本能，实则帮着党组织避免了不计其数的连锁牵连。许多潜伏人员因此紧急转移，躲过了可能的集中抓捕。

与此同时，李时雨被押往上海南市军统看守所，很快遭遇种种酷刑。“压杠子”、灌凉水等残忍手段轮番上场，目的只有一个：撬开他的嘴，让他承认是共产党，并交代组织关系。对方手头掌握的是一些零散材料，却缺乏关键证据，他必须想方设法拖住，拖到形势变化。

在审讯室里，他坚决拒绝在笔录上签字，还借机大声斥责审讯者：“八年来你们躲在重庆，不打日本鬼子，今天却拿我这个在敌人后方艰苦工作的地下人员开刀，算什么东西！”这一番话，看似情绪发泄，实则别有目的——一方面把自己往“抗日阵营人士”方向引，模糊共产党身份，另一方面也引导对方往“他只是政治立场不满”的方向思考，而不是“组织成员”。

军统特务见硬的不行，改用软的，假扮“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他同室，试图以“同志身份”套话。然而多年潜伏经历，让他对这种伎俩非常敏感。真假同志之间，语言习惯、对事件的记忆、对某些人名的反应，往往一两句就能看出破绽。特务的伪装，在他眼里并不高明。几轮试探后，对方非但没套出有价值信息，反而让他更加确认：军统手里并没有致命证据。

拖延几个月后，军统方面仍未获得实质性口供，只好把他转送至上海提篮桥监狱，交由法院以“汉奸罪”判处七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表面上，这是对他在汪伪政权任职经历的惩罚，实际上也暴露了军统内部的无奈：既不愿意完全放过，又拿不出足够证据将其“定性”为共产党。不得不说，这在当时为数众多的政治犯中，算是一种极微妙的状态。

在漫长的狱中岁月里，党组织曾尝试营救他，但提篮桥监狱防范森严，加上内外局势复杂，始终找不到把握较大的方案。时间一天天过去，抗战胜利、内战爆发、解放战争节节推进，他的命运似乎被牢牢锁在高墙之内。

转机出现在1949年。那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告“引退”，将权力交给李宗仁。形势逼人，国民党政权已难以逆转败势。李宗仁上台后，希望通过“和谈”拖住局面，于是决定释放部分被关押的政治犯，以表现诚意。实际操作中，中共地下党在南京、上海等地积极活动，推动有关部门加快释放程序。

南京方面，中共地下党通过多方关系，与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长杨兆龙取得联系。杨兆龙又做部长张知本的工作，短时间内就把那些原本拖沓的手续全部理清，把释放政治犯的名单送到李宗仁案头签字。这些工作，表面看属于行政程序，背后却是多重力量博弈的结果。

上海提篮桥监狱里的李时雨，就是在这波政治犯释放行动中，被列入释放名单的。那一刻，他十八年敌后潜伏生涯中最凶险的一段，算是暂时画上句号。出狱后，他按组织安排重新接头，在上海继续开展工作，推动工商业界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政策，策动部分军警特务人员起义或中立，为即将到来的上海解放铺路。

解放战争进入尾声后，保密局在上海进行疯狂破坏和大规模搜捕，特务头子毛森不断派人盯梢，地下党的处境极其危险。考虑到李时雨已先后在汪伪和军统系统暴露过，一旦再被捕，后果难以预料，组织决定把他撤出上海，经香港转道北上。

到香港后，驻港办事处负责人万景光交给他一本不起眼的线装书，让他带到北平转交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这个看似普通的小物件，是一项重要联络任务。李时雨顺利抵达北平，将书完好无损地交给前来接应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至此，他完成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情报传递。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总署、军委联络部任职。1978年，担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这些岗位，与他在战火年代的潜伏经历相比，外表平静许多，但需要的同样是耐心和细致。

1982年离休后，他开始整理回忆，写下大量关于战争年代的经历，尤其是自己在敌营潜伏的那一段。那些年，他曾多次换名、换装、换身份，从东北军到伪政权，从军统局到监狱，看上去人生起伏跌宕，背后却只有一个持续的主线——听从组织安排，在最不安全的地方，做最危险但又必须有人做的工作。

1987年，他已年逾八旬，把自己多年积蓄的一万元捐给家乡黑龙江巴彦，用作奖励考上大学总分前三名学生的基金。当地后来将其命名为“李时雨奖学金”，长期沿用。对于一个曾在敌营身居高位、掌握过重重机密、也在监狱中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人来说，把晚年的积蓄投向家乡教育，多少带着一点朴素的逻辑：少年时求学艰难，深知读书之不易，希望后来的年轻人少走一些弯路。

从时间轴看，他的一生横跨清末余波、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身份变了又变，唯一没变的是那条极为隐蔽的地下战线。那些年，他在敌营中“越升越高”，既是个人能力使然，更是组织有意识的布局。有意思的是，这种“往上爬”在当时并不被所有人一开始就理解，能给出“大胆往上爬”这句指示，需要对形势有极冷静的判断，也需要对潜伏者个人意志有足够信任。

回过头看，这种信任并没有被辜负。无论是在天津伪法院烧掉案卷营救同志，还是在汪伪高层悄悄传递情报，抑或在军统内部与各种派系周旋，他始终把握住了最关键的底线：不暴露组织，不出卖同志，哪怕自己身陷囹圄、遭受酷刑，也要把危险压在自己一人身上。这种选择，说来轻巧，当事人在审讯室、刑具台前，要扛住的东西，恐怕远比文字能写出来的要沉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