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极化时代更需要“校准航向”

项昊宇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结构性转型。地缘冲突频发，阵营对抗回潮，全球治理机制失灵，新旧力量交替之下的国际体系呈现出显著的失序特征。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专场”上发表的讲话，实质上是中方对多极化时代的全球治理所作的一次回应阐述。

当世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各国面临的核心问题已转变为“多极化将走向何种秩序”。中方讲话回应的正是这一关乎未来几十年国际政治走向的关键问题。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国际机制，本质上依赖于大国合作与制度共识。一旦主要力量之间的战略互信下降，多边制度便难以发挥协调功能。近年来，制裁工具泛化、经济议题安全化、科技合作政治化趋势明显，一些国家以安全之名扩大例外主义适用范围，使原本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逐渐碎片化。当规则被选择性适用时，其合法性也随之削弱。中方“校准历史巨轮正确航向”的提法，正是在提醒国际社会，历史经验反复证明，缺乏制度约束的权力竞争极易滑向冲突循环。多极格局并不意味着稳定，相反，如果缺少共同规则，多极体系往往比两极对抗更加复杂和危险。因此，中国强调的并非简单的权力再分配，而是秩序再建构。

当今世界另一显著趋势，是阵营政治的重新抬头。军事同盟强化、供应链“友岸化”、价值观外交兴起，使国际关系呈现出新的集团化倾向。与冷战时期明确的两极对抗不同，当下的阵营结构更加模糊，却同样具有排他性。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小圈子机制”塑造规则，将经济合作与安全议题深度绑定，实际上削弱了开放体系的包容性。

在全球治理议题上，中国反复强调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这一立场背后具有深刻历史逻辑。联合国体系诞生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其基础是主权平等与共同安全原则。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防止国际政治重新滑向强权逻辑的重要制度保障。近年来，一些重大安全与经济协调机制越来越倾向于绕开全球机构，通过区域联盟或价值观联盟解决问题。这种方式在短期内或许可以提高效率，却削弱了规则的普遍性。如果全球治理平台不断被边缘化，多极竞争将失去调节机制，冲突风险反而上升。多极世界需要的不是更少的规则，而是更具包容性的规则。

从俄乌冲突到中东局势，现实正在证明传统安全观的局限性。一国追求绝对安全往往意味着他国安全空间被压缩，从而形成持续升级的安全困境。中方提出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实际上是在推动安全理念的结构性转型。这一理念强调安全不可分割，通过对话机制与利益协调减少冲突动机，而非单纯依赖军事威慑维持稳定。中国近年来在多场地区危机中强调政治解决路径，与这一理念具有一致性。

中方讲话中涉及日本历史问题的部分，同样体现出中国的地区秩序观。战后亚洲安全结构的重要基础，是对侵略历史的制度性反思。历史问题不仅属于道义层面，也关乎战略信任。将历史问题与现实安全相联系，其核心在于维护地区稳定的心理基础。历史共识一旦动摇，安全困境便可能重新出现。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在能源市场、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区域合作机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国家希望在大国竞争之外保持战略自主。中国强调提升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本质上是在推动治理结构从少数国家主导走向更加广泛的参与。未来国际秩序的竞争，不仅是实力竞争，更是制度包容性的竞争。谁能够提供更具普遍利益基础的合作框架，谁就更可能赢得多数国家的支持。

多极时代的大国博弈不可避免。真正的分歧在于，竞争是否必须走向对抗。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是两种不同路径：一种是阵营化与碎片化不断加深，在安全焦虑主导下的国际关系动荡；另一种则是在竞争中维持合作，通过制度协调避免走向冲突失控。中国所倡导的，是后一种路径。它并非要取代现有体系，而是致力于通过推动更加包容的多边合作，使多极世界避免重演历史上的丛林法则或“修昔底德陷阱”。

‍历史巨轮正在进入新的航道。真正决定其方向的，并非力量的大小，而是各国是否仍愿意相信，在高度相互依存的时代，共治比对抗更接近安全，也更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