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斯威奇对毛主席时代的研究，得出一个让人振聋发聩的结论

美国学者斯威奇经过对毛主席的长期研究，以超越西方主流范式的视角得出一个让人振聋发聩的结论。

他认为，在普遍认为毛泽东的那些所谓“错误”，其实对于他的人民大众而言，反而是“优点”。

这一论断刺破了西方经济学以短期GDP、资本效率为核心的评价，还原了毛主席时代的国家奠基、人民赋能的战略本质。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于毛主席时代的发展始终认为是发展缓慢和低效停滞，其实这是他们用资本逐利的短视逻辑来看待一个时代的发展。

以至于他们完全忽略了，一个民族的工业筑基，全民生存权的保障，以及国家主权的捍卫，从来不是财务报表上的盈利，而更关于子孙后代的原始积累。

不光是斯威奇，还有迈斯纳和阿玛蒂亚.森等国际学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通过深入研究毛泽东时代，从而认识到，这是弱者求存的智慧，这是一个贫穷农业国崛起的必由之路。

以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常批判的，是毛主席时代“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错误”。

他们认为正是这种偏向重工业从而挤压了轻工业，抑制了消费，让民众的生活水平提升缓慢的发展模式，是违背市场规律的资源错配。

这种声音到今天还普遍存在，始终把那个时代描述成贫穷和落后，经济停滞不前。

但是美国汉学家迈斯纳在他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前后》书中却告诉我们，1952年到1976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1.3%，这样的增速其实远超德国和日本工业化起飞阶段。

而且这还是在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基础上，在西方全面封锁，极少外援的绝境中实现的。

很多人不了解，这时候的中国其实并不是没有能力生产更多的消费品，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不光大部分从旧社会过渡来的百姓根本没有钱买，而且还使得有限的资金无法得到集中。

而且当时的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地缘环境下，根本没有时间去缓慢发展，而必须要把所有的资金和资源全部集中投向钢铁、石油、机械、军工等重工业领域。

这是一场以民生短期让步换取国家独立根基的“强行工业化”，在西方资本看来是“低效投入”，但在国家长远发展中却是不可或缺的地基。

正是这场被很多人指责的工业化，让中国在短短27年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

如果没有这个被认为是“僵化”的工业底座，没有大庆油田，攀枝花钢铁，二汽等核心产业的奠基，后来的“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崛起便无从谈起。

斯威奇说，那些被西方诟病的“错误”，是一代人勒紧裤腰带，为后世扛下了工业化的阵痛，把国家从任人宰割的边缘，拉到了自主发展的轨道上。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看投入对于资本家来说是无利可图的，但对于中国的人民而言，却是不再受列强工业霸凌的底气，是实打实的生存优势。

就比如我们说的教育和医疗等，在西方国家都是资本用来当成商品获取利益的，但新中国这些投入，没有任何直接利益回报，也不会产生GDP值，但是毛主席还是拿出大量资源，通过教育和医疗投入到老百姓身上。

所以当西方在批判毛主席时代的“平均主义”的“低效错误”的时候，认为“大锅饭”扼杀了竞争，阻碍了生产效率。

可如果用另一位眼光看，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斯威奇认为，这看似平均的分配，实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力资源投资，是对广大底层民众的生存赋能。

如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蒂亚.森的研究数据来说就更清楚了:1949年中国人均寿命仅35岁，到了1976年后已经上升到了65到68岁。而同时期的印度GDP增速并不逊色，人均寿命却远远低于中国，婴儿死亡率和识字率等这些民生指标更是差距巨大。

主要原因就是毛泽东时代将大量资源投入到了西方经济学眼中认为“不产生GDP”的领域，包括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全民扫盲普及教育，根除血吸虫病等等。

这在西方资本眼里看起来是“赔本买卖”，也不会即时产生经济回报，是万万不可能投入太多钱的。但新中国却还是大量投入，从而改变了中国人在之前的积弱体质，还为中国培养大量的人力资源。

相比生产更多老百姓没有购买力的消费品来说，把钱投入到这些上面无疑更有意义，正是这种被西方视为“错误的投入”，其实就是斯威奇说的，属于人民的优点，也是国家和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

毛主席的伟大，从来不是被供奉的符号，而是他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做“利在长远”的决策。

他留给中国的，不是完美无缺的历史，而是一个有工业，有主权，有底气，有人民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