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永雄案三年未决：莫让民营经济在“不确定性”中寒了心

不知不觉间，震惊国内民营经济圈的“催收巨头”湖南永雄系列案件，已经过去了近三年。从万人规模、服务多家国有大行的行业龙头，到被迫停业、多名员工涉案被采取强制措施，案件历经多次补充侦查、延期审理，至今久拖未决。

湖南永雄的命运转折，将催收行业的争议与民营经济的法治焦虑，推到了公众面前。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坚决反对各种类型的暴力、软暴力催收，但更要警惕：把行业乱象等同于行业原罪，对民企“一面倒”贴标签、“一刀切”搞治理，既不合法治精神，也违背欠债还钱的朴素伦理，更会埋下深刻的金融风险隐忧。

湖南永雄曾是民营不良资产处置的典型样本。巅峰时期分支机构遍布多地、服务主流金融机构，在降低银行坏账、维护金融秩序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假如在经营过程中，的确有个别员工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信息、骚扰恐吓、违规催收等行为，触碰法律红线，对这些人依法整治、依法追责，理所应当、无可厚非。

问题出在根本的治理逻辑上：打击违法点，不该整垮整个面；惩治个别人，不该否定全行业。现实中，一旦出现争议，就把催收行业与“寻衅滋事”“黑恶势力”简单绑定，用舆论定性替代司法定性，用运动式治理替代常态化监管，让合规经营的民营企业陷入朝不保夕的政策不确定性当中。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最核心的底气是稳定、可预期、有边界的法治与政策环境。对创新创业者而言，最怕的不是市场竞争，而是法律与政策的不确定性——今天合规的模式，明天突然被定性；昨天鼓励的业态，后天全面否定。放到催收行业争议上，道理同样清晰：不能把“合法催收”与“暴力催收”混为一谈，更不能对整个行业“一刀切”“一面倒”贴标签、扣黑恶帽子。

首先必须明确：合法催收，是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不是原罪。银行、消费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本质是公众存款与金融秩序的一部分。依法、文明、合规地督促债务人履约，不是“欺负弱者”，而是维护契约精神、保护更多储户与投资者的利益。中国传统讲“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不是鼓励暴力，而是强调信用必须有约束、契约必须有兑现。如果欠债可以理直气壮逃废债，守信者反而会吃亏，最终摧毁的是整个社会的信用基石。

真正该反对的，是非法催收：暴力威胁、骚扰亲友、泄露隐私、冒充公检法、编造恐慌信息等突破法律底线的行为。这些行为必须严厉打击、依法追责，这是保护公民权利，无可争议。但问题在于：打击“非法行为”，不等于否定“整个行业”；惩治“违法个体”，不等于把依法设立的民营企业一棍子打死。把行业内少数违规操作，直接上升为“寻衅滋事”“黑恶势力”的集体定性，本质是以偏概全、简单化治理，既不专业，也不公平。

对民营经济的“审慎包容”，不是纵容违法，而是规则先于治理、边界清晰可预期。创业者进入一个行业，是冲着创新发展去的，如果今天还在正常纳税、吸纳就业，明天就可能因政策风向突变陷入生存危机，甚至受到司法打击，谁还敢长期投入、安心创新？真正的良治，是划清红线：什么能做、什么绝对不能碰，明明白白；谁违法、追究谁，清清楚楚，而不是运动式、标签化、一刀切。

更要看到：无底线放纵催收肯定不行，完全放弃约束更危险。如果合法催收渠道被过度压缩、正常追讨寸步难行，只会变相鼓励恶意逃废债，让更多人无视还款义务。其结果必然是：金融机构坏账高企、风险积聚，最终抬高全社会融资成本；正规平台不敢放贷、合理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而灰色、地下催收会卷土重来，更隐蔽、更暴力、更不受监管。看似“保护债务人”，实则推高金融风险、劣币驱逐良币，伤害更多普通人。

催收行业的出路，从来不是“一禁了之”，而是规范发展、法治化升级：一是明确合规边界，把文明催收、合法取证、合理沟通的标准写清楚，给企业稳定预期；二是精准打击违法，谁施暴、谁越线，就依法严惩，不搞连坐、不搞扩大化；三是保护双方权益，既不让债权人血本无归，也不让债务人被骚扰恐吓，用法治平衡两端。

支持民营经济，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体现在对每一个业态、每一家企业的理性、审慎、包容、稳定的治理态度上。催收行业可以严管，但不能乱贴标签；可以整顿，但不能一刀切。守住依法这条底线，区分“黑白”两条线，既护公民安宁，也守契约精神，才是真正有利于金融安全、社会公平与民营经济信心的长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