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什么不打西域？你没发现的细节明初洪武五年冯胜弃地事件

明朝在西北地区所直接控制的疆域以嘉峪关（今甘肃嘉峪关）为限，嘉峪关以西至沙州（今甘肃敦煌）、哈密（今新疆哈密）是明朝所设羁縻卫所——关西七卫（又称“西北七卫”、“蒙古七卫”）的所在地。再往西便是察合台汗国境。这一格局自洪武朝便已基本奠定。如果对照元朝疆界，便可发现，明朝西北疆界与元朝旧态完全一致。在14世纪中后期，也即元末明初期间，元明与察合台境内皆发生了政权易主的巨大变化，而两国间的疆界却得到长期的固定维持，其中原因值得探讨。

本文从分析洪武五年“岭北之役”西路冯胜军的战略任务入手，指出明初进攻的目标是蒙古大漠，对察合台汗国并无意经略。明朝如此做法，应与其对察合台汗国存在一定的忌惮有关，这从当年冯胜放弃整个元属甘肃行省的广大地域的行动便可以看出。而此后明朝再次进占甘肃，并对哈密用兵取得胜利，皆与察合台汗国正处于内讧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

帖木儿统一察合台汗国，建立帖木儿帝国后，欲改变与明朝在河西的均势，但因其突然去世，帖木儿帝国分裂，西域再次处于分散割据的常态，西域各部从而再次被纳入明朝的藩贡体系，明朝西部疆界也借此得以确立。

一　洪武五年“岭北之役”的战略目的与西路军的经略甘肃

洪武二年底之前，明军不仅攻克了大都，而且先后收复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东部地区等中原王朝的传统统治地区，基本恢复了中唐以后中原王朝之疆域格局，在长城以内建立了新政权。洪武三年，明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徐达统领，向西进攻，经过沈儿峪大捷，连克兴元、河州，收复中唐以后被吐蕃占领之地区。

另一路由李文忠率领，北上直捣北元汗廷，连占兴和、应昌，元顺帝身死，爱猷识理达猎逃遁，明军在漠北地区获得战略性胜利，进一步将明朝势力延伸至长城以外的蒙古大漠，在对蒙作战方面，取得了有利的战略形势。

受到连战连捷的军事形势所影响，洪武五年，明军展开了旨在永清沙漠，彻底解除蒙古威胁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颇有恢复汉、唐雄风，进取内亚地区(Inner Asia)的雄心。《明太祖实录》记载了此次战役的决策过程，十分清楚地展示了受到胜利鼓舞的明朝君臣对于永清沙漠的信心。

上御武楼，与诸将臣筹边事。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曰：“今天下大定，庶民已安，北虏归附者相继，惟王保保出没边境，今复遁居和林，臣愿鼓率将士，以剿绝之。”上曰：“彼朔漠一穷寇耳，终当绝灭。但今败亡之众，远处绝漠，以死自卫，困兽犹斗，况穷寇乎？姑置之。”诸将曰：“王保保狡猾狙诈，使其在终必为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

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须兵几何？”达曰：“得兵十万足矣。”上曰：“兵须十五万，分三道以进。”于是，命达为征虏大将军，出中路；曹国公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东路；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出西路。陈建撰，岳元升订《皇明资治通纪》并未记载朱元璋君臣在武楼上的议论，而直接记载：“议征沙漠。上谓诸将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历代传国玺在胡未获。其二，统兵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闻因问。今遣汝等分道征之。’”

但同样是陈建所撰，后人改订之《皇明通纪法传》一书的记载除在个别词句上与实录有所差异外，还有一段话为实录所未载。“上又(？)戒之曰：‘卿等力请北伐，志气甚锐。然古人有言：‘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今兵出三道，当益思戒惧，不可轻敌。’达等遂受命而行”。并在这之后记载朱元璋所称三事未了。

从这条记载似乎可以看出，当时主张北征的是武将集团，朱元璋本人倒是有所疑虑。但从朱氏政权历次战役基本皆由朱元璋决策与控制来看，如此大规模的作战由武将集团意志所决定，于理不合。考虑到此次北征导致了明军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惨败，以及各种史籍，包括实录在内的隐讳与掩盖，这条记载将北征决策的主要责任人委于武将集团，未尝不无为君王讳的可能。尤其考虑到这里朱元璋对于扩廓帖木儿的“困兽犹斗”的估计与后来“岭北之役”的惨败结果完全符合，不能说没有实录史臣事后弥缝的痕迹。

故而，对洪武五年明军北征大漠决策的，应仍是明朝的最高主宰者——朱元璋。不管洪武五年战役的决策者是谁，可以肯定的是，明朝君臣上下对一鼓作气，消灭扩廓帖木儿，彻底肃清沙漠，都抱着一种十分乐观的态度。但战役的进展却大为出乎明廷的意料，进入蒙古大漠的明军进入了完全陌生的地域，徐达军在岭北和林遭遇惨败，李文忠军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伤亡亦大，只有西路冯胜军大胜而归。这次战役被称为“岭北之役”，是明军有史以来的最大惨败，多位高级将领战死，死亡士卒也应达到了数万。关于此，日本学者和田清与达力扎布已有着细致的研究，本文不赘。

此次战役使明政权内部保守的防御策略占据了上风，压制了积极进攻大漠的边防策略，促使明朝北边战略由进取内亚地区，改为经营长城沿线，奠定了未来二百余年明、蒙长期对峙的局面，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甚大。

冯胜是朱元璋政权中核心集团——“渡江旧勋”中的重要将领，但其地位既不如朱氏政权下第一将领徐达，也不及后来居上，与朱元璋有舅甥关系的李文忠，在常遇春去世后，只能算是朱元璋政权里的第三将领。

徐、李、冯　三人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可以通过此次北伐三人所各自担负的军事任务看得出来。徐达统帅主力军，吸引蒙军主力扩廓帖木儿，并努力与之展开决战，一举消灭漠北蒙军主力。可以预见，无论如何，中路军所要遭遇的都是一场恶战，是五年北伐中的重中之重。李文忠东路军主要是一支奇袭军，借蒙军主力与徐达部交战之机，趁机从东部直捣北元汗廷，达到擒获北元幼主的战略目的。

故而，李文忠是三支北伐军中进军阻碍最小，却最可能获立消灭北元汗廷最大功劳的，也即是说，李文忠军是朱元璋设计中的最出彩的部队。而反观冯胜军，却在于牵制西北诸王。在一般的元史研究中，所谓西北诸王包括了元朝辖境内的诸王与四大汗国。故而，冯胜的任务在于占领甘肃，并以此阻挡四大汗国，主要是紧邻元境的察合台汗国的增援。故而，冯胜活动地带皆在元甘肃行省境内，在占领肃州之后，便北上亦集乃，西进瓜、沙二州，从而彻底消灭了元朝在甘肃地区的军事力量。

戊寅，征西将军冯胜、左副将军陈德、右副将军傅友德率师至甘肃。故元将上都驴降。初胜等师至兰州，友德先率骁骑五千直趋西凉，遇元失剌罕之兵，战败之。至永昌，又败元太尉朵儿只巴于忽剌罕口，大获其辎重、牛马。进至扫林山，胜等师亦至，共击走胡兵。

友德手射死其平章不花，追斩其党四百余人，降太尉锁纳儿，加平章管着等。至是，上都驴知大军至，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余户迎降，胜等抚辑其民，留官军守之，遂进至亦集乃路。元守将卜颜帖木儿全城降，师次别笃山口，元岐王朵儿只班遁去，追获其平章长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马驼牛羊十余万。友德复引兵至瓜、沙州又败其兵，获金银印，马、驼、牛、羊二万而还。

征西将军冯胜遣千户胡凯至京奏甘肃之捷。上召都督府臣谕以功赏次第，指挥彩缎五表里，千户、卫镇抚四表里，百户镇抚所三表里。仍命胜先将吐蕃及西安、河南出征官员，就各处赏赐，其京卫出征将士，俟回京给赏。

《皇明资治通纪》一书的记载更为详细。

徐达等兵入沙漠，粮运不继，师疲而还。冯胜等遇元岐王兵于别力笃山，力战败之，斩首二千级，西取甘州，趋西凉，败元将失剌罕之兵，至永昌又败元将朵儿只巴于虎剌牢口，获羊、马、驼共十余万。进拔肃州，元平章不花战　死，降太尉琐纳儿等，获马万匹。至瓜、沙州，败其守将，获羊、马二万，取亦集乃集乃路，败俞宝、丘胜等，分兵戍守，扼塞关塞而还。

可见，当时西路明军北上亦集乃，西至沙州，活动范围一直在元甘肃行省境内，并未突破疆域，进入察合台汗国境内。这应来源于朱元璋的指示。可以作为一个侧证的是，邓愈兵力也至昆仑山而还，也实止于东察合台汗国。“

（洪武）十年，吐番川藏为梗，剽贡使，愈以征西将军偕副将军沐英讨之。分兵为三道，穷追至昆仑山，俘斩万计，获马牛羊十余万，留兵戍诸要害乃还”；“洪武九年丙辰（1376年），五月，卫国公邓愈、西平侯沐英、南熊侯赵庸，上授以征西将军印剑，伐川藏，以都指挥韦正为前锋，直抵昆仑山，屠西番，获牛、羊、马匹数十万以归，遂于昆仑崖石间，刻‘征西将军邓愈总兵至此’绘其地里进上”。

至于载邓愈以征虏左副副将军，于洪武三年“出甘肃西北数千里而还”。[插图]目前尚未看到其他的佐证。“（洪武五年）遣（濮英）领西安、平凉、巩昌、临洮将士，往西海追朵只巴，出兰州，由大通河，直抵西宁铁佛寺。遣陕西行指挥使韦正，自归德州渡黄河，由巴亦咂沿西海边抵北而进。上命卫国公邓愈授以征西将军印，遣人赉制谕付愈，愈遣俞本赉制追英，督英与正合兵，凡六昼夜大雪，不及而归”。

冯胜不仅未进入东察台汗国境内，冯胜甚至在得知其他两支军队失利的消息后，十分恐惧东察合台汗国的东进，率军放弃了元甘肃行省。

二　俞本《纪事录》所载洪武五年冯胜弃地事件

关于“岭北之役”，有一谜团一直未能得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解开，正引申出洪武五年冯胜的弃地行为。由于战败或伤亡惨重的缘故，徐达、李文忠皆未受到封赏。奇怪的是，率军取得了胜利的冯胜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

虽然如上引资料所载，基层将领获得赏赐，但冯胜等主将却未获相同待遇，原因　是什么呢？《明史》认为是朱元璋知悉冯胜敛物的罪行，才如此行事。“是役也，大将军达军不利，左副将军文忠杀伤相当，独胜斩获甚众，全师而还。会有言其私匿驼马者，赏不行”。

和田清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上升到了朱元璋平衡武将集团内部平衡的高度。“这或许是性好猜忌的太祖，因宠将徐达、李文忠都失败，有意抑制冯、傅两将自身的跋扈，也未可知”。

这一推测不无道理。因为徐达、李文忠在明初诸将中，是朱元璋最为宠信之人。

冯胜虽属“渡江旧勋”，但位次排列却靠后。至于傅友德，更由于是降将缘故，虽屡建大功，却一直不受重视。而关于此事，明初史料却未记载，这与明人讳言“岭北之役”的惨败及其他相关史实有关。

俞本所撰《纪事录》是研究明初历史值得借重的重要原始文献。尽管俞本事迹与《纪事录》的珍贵价值在上世纪便由陈学霖加以介绍，但鉴于此书在目前研究中仍然利用不广，仍有简要介绍的必要。

俞本，字从道，扬州高邮人，生于元至顺二年（1331年），永乐初年仍然在世。至正十七年（1357年），俞本进入军伍，成为朱元璋帐前亲兵都指挥使冯国用手下之“帐前黄旗先锋”，后隶属国用之弟冯胜。洪武改元，俞本改隶宁正（韦正），此后追随宁正四处征讨，晚年凭借记忆撰成《纪事录》。该书以晚年回忆，虽有年月错讹，但以当时人记当时事，为独一无二之著述。该书对于明朝开国前后重要战役有翔实细腻之著述，对于朱元璋本人也多直率刻画，不拘成见。实为研讨明初史之第一手材料。《纪事录》亡佚，多种丛书皆仅著录其名，已不见其书。但该书实由明人张大同加以删定、批点而改称《明兴野记》，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

该书附于陈氏《史林漫识》后，以“《明兴野记》（《纪事录》）”为名，在2001年于大陆地区公布。

俞正之所以对朱元璋及所属将领丑恶之事，秉笔直书，与宁正的出身有关。宁正，又称韦正，为元帅韦德成义子。韦德成从朱元璋渡江，身死后，朱元璋因其妻有美色，而与之通，并产有一子。后因有人言故将之妻不可纳，遂出配于胡汝名，而以宁正统韦德成军。正是因为有此缘故，俞本对于朱元璋本人，甚至朱氏政权多种丑恶之事，皆加直书。

韦德成为朱氏政权至正十五年渡过长江、攻占采石之“渡江旧勋”之人物，但其身死后的家庭遭遇，使宁正军队对朱元璋应存有一定的不满与疏离。

俞本之直元障之恶，也在情理之中了。冯国用、冯胜兄弟在朱元璋略妙山时，便开始追随，属“渡江旧勋”这一朱元璋集团的核心群体，冯国用地位甚至仅次于徐达，为朱氏集团第三人。韦德成以“渡江旧勋”中一人物，身死后，却遭受妻子为朱元璋所占的耻辱。宁正统领韦德成军后，相对于其他“渡江旧勋”人物及其子弟，一直未得高位。奉宁正为恩主之俞本，对朱及其嫡系将领丑恶之事加以直书，也有一抒胸中块垒的意味。俞本之直斥冯胜，既与冯氏兄弟为朱元璋心腹有关，更多的源于冯胜曾打击宁正。

（洪武十一年）六月，归德州西番土人汝奴叛遁亦咂地方。宋国公冯胜遣人于韦正处索马，正不与，胜憾之，于上前谮曰：“韦正不以国法为重，不善治西番，致有叛。”敕遣中书舍人徐光祖赉御劄谕正，赦其死，降为归德守御千户，以陕西都指挥叶昇代河州。昇贪婪无耻，至则尽更正令。十一月，剌哥站土官剌哥，率合族酋长，以牛、羊、马匹羊毛至河州易粮。昇见头蓄无数，欲尽得之，诡文密奏西番侵河州。上允其奏，悉收诛之，昇拘番货牛羊马匹，尽入私家，其余六站番民，闻之皆遁去，朵甘思乌思藏之路自此亦梗，不复通往来矣。

故而，冯胜之恶，遂得直书。《纪事录》中记载了洪武五年冯胜自甘肃撤兵的重大事件，从未载于其他史籍，堪称惊人。对于揭示冯胜有功不赏之原因，亦大有裨益。

（洪武五年）十二月，冯胜惧回鹘之兵，将甘州所葺城池、营房、仓库、转运米麦料豆二十余万石及军需尽焚之，弃城归，并宁夏、西凉、庄浪三城之地亦弃，仅以牛羊马驼令军人赶归。途中倒死者，军虽饥不敢食，仍负荷归，军人饿死载道，一无所问。上知之，追夺冯胜券诰爵禄，宥其罪，贬为庶人，录其家财，以牛羊骆驼马匹，令民牧养，愚民无知，驼死者并弃骨。胜后复职，憾之曰：“驼虽死，骨安在”，令有司官拷掠征骨，致贫民卖子买驼骨偿之。

洪武五年时，俞本尚随宁正守于河州。此条记载应为耳闻所得。这条记载十分惊人，与俞本毫不隐讳朱氏政权的各种丑恶问题的风格是一致的。但关于冯胜的这条记载不仅不见于其他史籍，而且在冯胜被罢为庶人之事上，似乎还与其他史料存有不小的矛盾。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冯胜于洪武五年九月返于南京，洪武六年三月随徐达至山西、北平防边。

这么短的时间内由庶人再次复职，似乎优点困难。此后又镇守北边与河南，并未见到贬为庶人这样严厉的处罚。洪武二十年，冯胜为总兵官，统兵征辽东纳哈出，曾受到重罚，较为接近俞本所载。

“会有言胜多匿良马，使阍者行酒于纳哈出之妻求大珠异宝，王子死二日强娶其女，失降附心，又失濮英三千骑，而茂亦讦胜过。帝怒，收胜大将军印，命就第凤阳，奉朝请，诸将士亦无赏。胜自是不复将大兵矣”。但该事件发生时间又距洪武五年十分遥远。冯胜受到处罚这条记载暂且存疑。

但俞本以如此详细的情节记载冯胜撤兵甘肃的经过，应该不存在虚假的疑问。相关事件也显示了甘州此后并不是明朝稳固的控制范围。甘州本为元朝甘肃行省治所，但洪武年间，经略甘肃的将领宋晟却长期驻于甘州东部的凉州（今甘肃武威）。

（洪武）九年，调大同，授龙虎将军。十一月，调陕西。所至治兵抚民，不严而肃。十二年，掌凉州卫。十三年，逐北虏至白城，获其人马甚众。十五年，父病，召晟还侍。又三年，父殁，既襄事，复镇凉州。虏时数为边患。晟率兵讨之。追至亦集乃之地，斩其凶渠也速儿监等及其众无算，余悉生系送京师。又招降虏伪国公吴把都等万八千人，而送其酋长工不答儿等百五十人诣京师。简其壮者补伍，余悉处之善地，俾耕牧自便。驿召晟还京奖谕，再四赐赉甚厚。复镇凉州。十九年，召还，陛骠骑将军，右军都督佥事，赐钞文绮，以其官赠其三代，仍镇凉州。二十三年夏，遣中使就赐白金及钞。至秋，复三遣赐钞、文、绮，授制谕，充总兵官，征哈密里。破之，哈密者，去肃州千余里，虏所城也。诛其伪王子别列怯等三十余人，获虏众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银印二，悉送京师，所获马牛羊，咸给将士。二十五年，复充总兵官，征罕东、西番叛寇，诛擒七千五百余人，获马二千五百，牛羊十万，遂还京师。二十七年，调中军都督府。

洪武二十五年（1382年），明朝在甘肃的经略获得了进展，但宋晟重点经营地区仍在凉州以西、甘州以东的所谓西凉、山丹二处。“上以西凉、山丹等处远在西陲，凡诸军务宜命重臣专制之，乃命都督宋晟为总兵，都督刘真副之，遣使制谕曰：‘其西凉、山丹诸军马，凡有征调，悉听节制。’”

尽管洪武二十四年，明朝已令命都督刘真创立甘肃城池，操练军马及提调屯种，但在肃王之国的洪武二十六年，甘州军力仍然十分薄弱，以至于肃王治所本在甘州，却只能暂驻陕西中部的平凉。“至是，甘肃以陕西各卫调戍士马未集，命肃王且驻平凉”。当年，随着甘州建设的加快，陕西行都司治所也由庄浪迁至甘州。

两年后，肃王终于之国甘州。接替宋晟充任甘肃总兵官的李景隆，也开始驻于甘州。“命曹国公李景隆佩平羌将军印，往甘肃镇守。调都督宋晟、刘贞率马步壮士缉捕盗马寇边”。

可见，洪武五年明朝兵已西至瓜、沙二州，北至亦集乃之地，已西越嘉峪关，北越长城，而在此后的二十余年时间里，明军主要活动地带却在河西四郡的最东端凉州，这其中的变化，揭示出洪武初年明军在甘肃发生了大的战略性撤退，才会导致这样的局面。而这一时期明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只有洪武五年冯胜自甘肃撤退的事件了。可见俞本的记载是真实的。

三　“回鹘”名称的考证与洪武年间三方对峙的战略格局

俞本指出冯胜自甘肃撤兵的原因是“惧回鹘之兵”。“回鹘”，原称“回纥”。是在隋唐时期活跃于西域的一支游牧民族。但唐开成五年（840年），回鹘可汗被杀，回鹘也分成四支外迁。1283年，随着高昌城毁于战火，高昌回鹘政权的灭亡，“回鹘”作为一个民族、政权，已经在历史上消失了。但惯常用典的元代汉族文人仍然经常用“回鹘”指代畏兀儿，甚至西域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群，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群。也经常用此称号元朝境内的西域人。与“回回”一词经常混用。《纪事录》共使用“回鹘”五次，其所指代的人群应是最为广泛的。除了洪武五年这一运用外，其他四处为：

（洪武元年八月）初三日，（徐）达、薛右丞、参政傅友德领凤翔等五卫步军三万出虎北口追元君。初八日，至兴路，不获。元君行东路，友德军行西路，两路互差，但遇回鹘车辆人口，尽拘而回，获牛羊马匹十万。

（洪武元年十月），（徐达）至通州，内有回鹘欲作乱，事泄，戮五千余人，妻女俱配军士。

（洪武元年十二月）十月河南王弟詹同领游兵至泽、潞，左都督冯胜迎战大败。达怒，调傅友德领凤翔、宁国、雄武等卫兵万众追之，至沙山，迎詹同之兵。大捷，遂克汾州、渗州，又获元兵之后者家属、牛羊驴马辎重，尽掠而归。

（洪武二十二年）甘肃、巴西、回鹘遣使赉表及金珠、玩（马戎）马、紫驼、结金珠、璎珞进贡。

可见，俞本所指回鹘，所指代的内容应是该词最广泛的用法，既包括中亚、西亚的人群，也包括蒙古三次西征带回汉地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西亚人群。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以俞本所指洪武五年冯胜所惧回鹘为察合台汗国的推测，便只能是依据地缘的接近这一关系了。那么，阿里不哥系是否也算这里面的范围呢？应该不算，因为阿里不哥系与其他四大汗国固定地居住于中亚、西亚不同。

成吉思汗征服东亚至东欧的广阔土地后，分封诸子，西部封地逐渐形成半独立、独立性质的四大汗国。其中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建立了察合台汗国。“东达今吐鲁番、西及阿姆河、北接花剌子模和塔尔巴哈台山、南临印度的强大势力”。

14世纪中叶前后，当元朝面临长城以内的汉族叛乱，统治趋于瓦解时，察合台汗国也由于非成吉思汗系蒙古贵族势力的崛起，而导致黄金家族力量的衰落。察合台汗国也分裂为东、西两个对立的部分，分别称东察合台汗国与帖木儿汗国。

1346年，东察合台汗国脱忽鲁帖木儿汗即位，顺应当时蒙古族信仰伊斯兰教，被当地畏兀儿族同化的现实，宣布皈依伊斯兰教，这是10世纪后，伊斯兰教传入西域，历经曲折后的一个重大结果。

当元朝境内汉族叛乱如火如荼时，1359年，脱忽鲁帖木儿展开了西进、统一察合台汗国的战争。但随着其与其子亦里亚思火者的身死，1365年，历时5年的统一战争以失败结束。帖木儿开始崛起。

可见，当明朝致力于收复汉、唐旧疆，兵至瓜、沙二州这一元朝甘肃行省的西部疆域时，如果再向西进攻，便会进入东察合台汗国的统治地域，尽管当时东察合台汗国力量受到重大削弱，但仍不可小窥，这是傅友德为何止兵于此的原因，明西路军战略目的在于牵制西北蒙古诸王，既然中、东二路军已宣告失利，西路军的战略目的已失去意义，冯胜率军撤回也在理所当然的。冯胜在北进停止之后，对西进也没有兴趣，瓜、沙二州是由傅友德攻陷的。

但引起争议的是冯胜完全放弃元甘肃行省的举动，包括甘州、宁夏、西凉、庄浪四地皆弃，等于将明军完全撤退出河西走廊与黄河以外。引发冯胜如此举动的是其对东察合台汗国的恐惧。这一恐惧既与对东察合台汗国军事实力缺乏足够的了解有关，更多的应还是源于“岭北之役”失利对冯胜的巨大震慑。

明朝第一武臣率领的常胜之师，竟然遭遇空前惨败，这一事件对当时整个明军所起到的震撼恐怕是十分巨大的。

正是在这种心理下，冯胜恐惧东察合台汗国挥师东进，为免贻粮于敌，冯胜从而以完全放弃的姿态，将河西与黄河以北明朝已有的努力完全舍弃，才有焚烧军需之举。

四　明初政权内部对处理“非汉族地区”存在的分歧

冯胜撤兵之举，在当时甘肃行省所面临的战略格局之下，似乎并不是完全错误之举。但朱元璋仍未对其进行封赏，个中原因便值得进一步探讨了。这应在于冯胜的怯弱举措并不完全符合朱元璋的战略意图。

明朝建立初年，在如何对待“非汉族地区”，尤其漠北地区，明政权内部并非有完全统一、一致的成熟计划，而是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冲突的。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朱元璋的多次言论中看出朱元璋从建国伊始，便打算采取保守的因长城而设防的防御策略的。洪武三年，郑州知州冯琦所上奏疏因符合朱元璋的谋划，而得以推广，并成为影响洪武一朝，甚至有明一代北边边防的重要文献。

丁酉，郑州知州苏琦言时宜三事。其一，国家肇造区宇，西北余孽未平，关辅平凉北平辽右与夷虏相接，一有警急，调兵转粟，事难率办。请议屯田积粟以示久长之规。其二，宜选股肱重臣，才兼文武，练达边事，分镇要害，以统制诸番。若其来归，待之以诚，怀之以德，其叛也，喻之以义，示之以威，专明恩信，远示绥怀，勿启边隙，以疑远人，勿连兵祸，以劳中国。其沙漠非要害之处，当毁其城郭，徙其人户于内地……上谓中书省臣曰：“屯田以守要害，此驭夷狄之长策。李牧、赵充国常用此道，故能有功……琦言有可采者，其参酌行之。”

苏琦所提这两条建议，屯田一议朱元璋当时便表示同意，并在全国，包括北边地区普遍推广。另外一条建议，大将镇边、怀“夷”以的；毁城郭、徙民众，朱元璋当时虽未表态，但此后的事实发展证明朱元璋完全按照这一建议实施。

这种北边边防建设是一种沿长城防御的态势，相对于汉、唐之穷绝大　漠，无疑是十分保守的。

但另一方面，明军在洪武初年的对蒙策略，并非如此保守。本文所探讨的“岭北之役”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明初之所以有如此进攻意识，一方面可能与明军气势正盛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武将集团的利益驱动有关。

故而，洪武年间关于如何处理与蒙古的关系，在明政权内部是存在争议的。广泛流传的徐达放元顺帝北走，常遇春赴朱元璋所，告其谋反的传说，尽管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但隐约反映了明初政权内部对蒙意见的并不完全一致。

这种不一致性导致目前所见明初对蒙边防建议呈现许多相反、矛盾的记载。从王朝新近建立的角度来看，明政权内部的这种争议也是正常的，反映了明军在出乎意料地迅速收回中原王朝传统疆域之后，如何处理长城以外的大漠地区，与中唐以来“非汉族化”的西北地区，并未考虑清楚。洪武二年冯胜放弃河州事件反映了起源于东南的明政权对于久不属“王地”的西北地区十分漠然。

大都督冯胜先于洪武二年四月克河州，以化外之地，不可守，将城楼房屋尽行焚烧殆尽，拘虏南归。自洮河至积石关，三百余里，骸骨遍野，人烟一空。至是愈复克之，韦正守其地，军士食苦薇、采木葺之，城楼仓库卫大门厅舍一新。

明朝复以邓愈再次攻克河州的决定，反映出对于冯胜放弃河州不满的态度。一弃一复之间，反映出明政权内部对于“非汉族地区”不同的态度，有持消极态度的，有持积极态度的。冯胜这次放弃河州对当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正初至河州时，城邑空虚，人骨山积，将士见之，咸欲弃去”。

冯胜从而遭到了朱元璋的责罚。“（洪武二年）九月，帝召大将军还，命胜驻庆阳，节制诸军。胜以关陕既定，辄引兵还。帝怒，切责之。念其功大，赦勿治。而赏赉金币，不能半大将军”。

冯胜放弃河州的理由十分值得注意，“以化外之地”。“安史之乱”后，唐军调动陇右、河西的军队投入平叛，但却使吐蕃在763年（广德元年）时候，尽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占领了河西、陇右的大部分地区。

中唐时期，吐蕃向东进攻，逐渐占据陕西西部地区，这一地区也遂呈现“藏化”的现象，藏传佛教流行。洪武七年所设西安行都司便包括传统的藏地。“诏置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升河州卫指挥韦正为都指挥使，总辖河州、朵甘、乌思藏三卫”。

冯胜到达河州时，看到与汉族地区完全不同的社会面貌，以其为“化外之地”，也在情理之中了。而这一思路也未尝不可用于冯胜放弃甘肃事件，以其作为冯胜放弃甘肃的主观观念。因为甘肃行省同样呈现了“蒙古化”、“伊斯兰化”的特点。而甘肃行省更为遥远的距离，只会使冯胜对其产生更为陌生的感觉。

五　明初政权核心地所带来的西北地缘政治的新变化

明初将领对于保卫甘肃，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消极态度，可能还与明初政权的特点有关。元末汉族叛乱兴起于河南行省，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了由西向东倾斜的转变过程。刘福通扶助韩林儿建立“大宋”（龙凤政权），建都亳州（今安徽亳州），尚有北伐之举，待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势力强盛后，汉族叛乱势力所关心的，首先不是北伐取代元朝，而是在长江以南地区消除竞争对手，这就使包括朱元璋政权在内的各汉族政权具有浓厚的南方地域性特点。这其中尤以朱元璋政权表现得最为突出。

朱氏政权建都南京，远离北方，政权核心人物亦皆为濠泗人物。“十月乙巳，太祖御戟门，与给事中吴去疾等论政务，因谓之曰：‘吾以布衣起兵，与今李相国、徐相国、汤平章皆乡里，所居相近，远者不过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朱元璋政权的南方性表现得是十分突出的。

从中唐开始，汉族对于逐渐脱离中原王朝控制的西北地区显得日渐隔膜，对于南方汉族来讲，尤其如此。加之两宋以来，西北地区已完全脱离控制，当地民族、文化格局与汉族文化差距甚大。朱元璋政权既由南人充斥，在元、明更代之际，对汉族早已放弃，甚至　遗忘的地区的不感兴趣，颇有历史、民族、文化之背景。此为冯胜以河州为“化外之地”的原因。冯胜惧西域蒙古的原因也是元、明更代之际，“南方化”明初政权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明朝代元，仅仅取代了元朝在长城以内及一小部分长城外地区的统治，大漠仍由蒙古汗廷控制，至于其他四大汗国控制的地域，明朝恐怕从无想法夺取。事实上，明朝代元之时，西域蒙古部落众多，力量甚强，明朝甚至放弃嘉峪关以西的汉、唐旧疆，便显示出明初政权对于西域蒙古的忌惮。

故而，正式由于明初政权的“南方性”特点，明初对于蒙古的防范，注意力集中于北元汗廷，所以才在北平、山西集结重兵，以徐达、李文忠等长期镇守，寻找机会，进军蒙古。而在东、西两翼地区，明朝对东部的重视多于西部。这既与辽东地区在明前期保持了完整的兀良哈部，力量较西域蒙古为强大有关，也与唐代以来北亚地缘格局的演变大势有关。正如陈寅恪指出的那样，“唐代继承宇文泰关中本位之政策，西北边疆本重于东北，至于玄宗之世，对于东北更取消极维持之政策，而对于西北，则取积极进展之政策”。

后世辽、金、元之兴起，及对中原王朝所造成之压力，与唐朝对东北亚民族的重视不够具有密切的关系。

中唐以后，伴随吐蕃的东进与关中经济的衰落，中原王朝失去了对关陇以西地区的控制，13世纪以后的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政权的对峙格局呈现东移趋势，中原王朝的关注重点也相应呈现东移的倾向。建都更为靠近东南的明朝政权，仍然继承了两宋重东轻西的地缘格局，对东部之重视胜于西部。西部疆界遂在嘉峪关。“甘肃即汉河西四郡地，国初下河西，弃燉煌，画嘉峪关为界”。

六　明初西北蒙古诸王未尝与明军交战原因的探析

尽管冯胜惧怕东察合台汗国，但事实上，东察合台汗国，以及其他西北蒙古诸王并未与明朝展开直接的军事冲突。这应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第一，这应与西北诸王与元朝君主之间长久的斗争有关。元朝由拖雷系忽必烈所建立，这样，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与其便存有矛盾。

而拖雷子忽必烈、阿里不哥，以及支持阿里不哥的海都之间的长期战争，也不断将窝阔台、察合台两大汗国，尤其后者卷入其中。忽必烈与海都的战争结束后，察合台汗国与元朝仍然不断发生战争，二者关系一直不甚和睦。故而，当元朝遭遇汉族叛乱的军事打击时，东察合台汗国并未出手援救。窝阔台汗国君主甚至在在至正二十年，发动叛乱，直逼上都，问责元顺帝：“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太半，若以国玺付我，我自为之”。

而阿里不哥系蒙古部落不仅不加援救，反而在北元第三位大汗脱古思帖木儿西进时，将其杀死。蒙古汗位也由此从忽必烈系转入阿里不哥系。这也是元顺帝、元昭宗爱猷识理达猎一直居于大漠东部，而不敢往西，甚至不愿向西北诸王求救的原因。

第二，东察合台汗国在明朝建国之时，亦由于统一察合台汗国的战争未能胜利，国内又引发了大规模叛乱，而西部帖木儿开始东进至吐鲁番一带，给东察合台汗国造成了巨大的战争创伤。东察合台汗国已自顾不暇、无力东进。

可见，在14世纪中叶，我国西北地区存在多方势力，包括明朝、北元、西北诸王、东察合台汗国等四方势力博弈的局面，除明朝以外，其他三方势力受困于内部的斗争以及彼此间的历史积怨，而未能联合起来，一起对付明朝，甚至祸起萧墙，加速了北元的灭亡。但另一方面，尽管西北诸王、东察合台汗国未与明军直接交战，但其与明朝的关系最初亦十分紧张。

别失八里扣留明朝使臣傅安、拒绝朝贡便是一个突出的表现。而洪武、永乐年间，帖木儿帝国的崛起及其与明朝的交恶，也是这一关系的延续。故而，明朝也识时务地避开这两大势力。这样，明朝西部疆界基本止于嘉峪关，便是这一四方博弈的直接结果。明朝未能恢复汉、唐旧疆，便源于此。

结语

本文利用俞本《纪事录》所载洪武五年冯胜撤兵甘肃事件的记载，指出朱元璋对“岭北之役”中唯一获得军事胜利的西路军统帅冯胜未加封赏，在于其擅自放弃甘肃行省的广大地域，使明朝在次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化为乌有。冯胜撤兵甘肃的原因在于恐怕东察合台汉国的东进。本文利用该书所载洪武二年冯胜放弃河州的记载，指出冯胜放弃甘肃恐怕也有其主观上以甘肃为化外之地的因素。

故而，明朝在西北地区的经略既受制于其与北元、东察合台汉国、西北诸王的四方博弈的地缘政治与战略格局，同时也经历了政权内部在标榜“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下，围绕如何处理中唐以来大量地区演为“非汉族地区”，而展开的内部意见的分歧。最终，明朝西部疆域的界定既受制于东察合台汗国的威胁，但同时也得益于北元、西北诸王、东察合台汗国三方间的内讧。明朝西部疆域未能恢复汉、唐旧疆，便根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