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胃癌晚期倾家荡产试遍新药，肿瘤消失三月，脑转移打破团圆梦

讲述：云沫 文：风中赏叶

那张PET-CT报告，我看了整整十分钟。

屏幕上那些以前密密麻麻的亮点，真的没了。肝脏上的、腹膜后的、锁骨上的，全都没了。只剩下一片干净的、暗色的轮廓。

主治医生推门进来，难得地露出笑容：“影像学上达到完全缓解。从检查结果看，体内已经没有明确的活动性病灶。”

我扶着墙才站稳。老公开着免提给他妈打电话：“妈，好了！医生说好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婆婆压抑不住的哭声。

那天晚上，我们买了一瓶可乐——他确诊之后，全家戒糖戒饮料，这是三年来第一次破例。儿子举着杯子喊“爸爸万岁”，他眼眶红了，但一直在笑。

那是去年秋天的事。

我们以为，这场仗打赢了。

三年前，他确诊时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

那天他从医院回来，坐在沙发上，很久没说话。我问他怎么了，他把诊断书递给我：胃癌晚期，腹腔广泛转移，不能手术。

医生说得直白：“积极治疗的话，目标是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治愈的可能性很低。”

他没被这话吓住，反而问我：“延长是多久？”

医生说：“不好说，有的人几个月，有的人两三年。”

他点点头，说：“那就奔着三年去。”

三年，一千多天。我们真的奔了三年。

新药，是那个时代给晚期病人最大的变数。

医生的原话是：“现在新药很多，有的还在临床试验，有的刚上市。你们愿意试吗？”

我们愿意。

第一个方案，用了四个月，肿瘤稳定，没长也没小。医生说“有效”，我们高兴得像过年。

第二个方案，用了半年，耐药了。CT显示新发肝转移。

第三个方案，入组的临床试验，双盲，不知道吃的是药还是安慰剂。三个月后复查，肿瘤进展。揭盲才知道，是安慰剂组。

第四个方案，自费的。一盒两万八，一个月三盒。医保不报，全自费。

那时候家里还剩多少钱？我不敢算。只记得每次去药房刷卡，那个数字跳出来的时候，心都跟着抖一下。但他说想吃，我们就买。

房子是第四个方案开始吃的时候卖的。

我们那套房子不大，在二线城市，卖了两百多万。中介签合同那天，我在小区门口站了很久。那是我和他结婚时买的房，儿子在那儿学会走路，在那儿过了八个春节。

卖房的钱，一半买了药，一半存着，等着买下一个药。

亲戚朋友都劝：“差不多了吧，别把底都掏空。”

他听了，不说话。晚上躺在床上，忽然问我：“你觉得我自私吗？”

我说：“你活着就不自私。”

他没再说话，只是握紧我的手。

第六个方案，起效了。

那是我们试的第六种方案。前面五个，有的无效，有的有效但很快耐药。到第六个的时候，说实话，已经不敢抱希望了。

但就是它。

吃了两个月，复查，肝上那个最大的病灶小了一半。他精神状态也好了，能自己下楼走两圈，能陪儿子写作业。三个月后，就是那张PET-CT，肿瘤消失。

医生说这叫“完全缓解”，是晚期胃癌里极少见的好结果。

他出院那天，抱着儿子转了好几圈，把儿子转得咯咯笑。我妈在旁边抹眼泪，婆婆炖了一锅排骨汤。一切都好得像一场梦。

梦醒了，是三个月后。

那天他说头疼。早上起来就疼，吃了止痛药没用，下午疼得更厉害。

我说去医院看看，他还不愿意：“肿瘤都没了，能有什么事？”

增强磁共振做完，医生把我叫进谈话室。那个表情我太熟悉了——三年来，每次坏消息都是这种表情。

“颅内多发转移灶，最大的在额叶，已经形成占位效应。”

我脑子嗡的一声：“他全身的肿瘤不是都没了吗？”

医生沉默了几秒，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每一个字：“全身影像学完全缓解，不代表体内真的没有一个癌细胞。可能极少数耐药的细胞早就进入了血液，躲过了药物的追杀，最后在脑这个‘避难所’里长起来了。血脑屏障的存在，让很多药物进不去大脑。所以……”

他没说完。但我知道他要说什么。

从确诊脑转移到离开，一共四十七天。

这四十七天里，他经历了全脑放疗、脱水降颅压、抗水肿。头疼好一点，但人开始不对劲。

先是记性差。刚问过的事，转头又问。后来是认错人，把我认成他妈，把我妈认成陌生人。再后来，开始说胡话，说有人要害他，说病房里有监控，说要带儿子逃跑。

有一天半夜，他忽然醒了，看着我，眼神是清醒的。我赶紧凑过去，他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

“对不起，我把钱花光了。”

我摇头，眼泪砸在他手上。

他继续说：“房子也没了，儿子以后……”

我捂住他的嘴：“你别说了。”

他看着我，眼睛慢慢红了。最后说了一句：“我想回家。”

可他已经回不了家了。需要吸氧，需要输液，需要24小时监护。那套我们卖掉的房子，已经住着别人。

最后那天，儿子来医院看他。

他已经昏迷了，什么都不知道。儿子站在床边，叫了好几声“爸爸”，没反应。儿子转身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家？”

我说：“快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骗谁。

那天晚上，他走了。走的时候很安静，监护仪上的线慢慢拉直，护士进来关掉机器，拉上白布。

我站在旁边，忽然想起三年前他确诊那天，医生问“治不治”，他抢在我前面说“治”。

三年，一千多天。我们卖了房子，试遍了新药，经历了短暂的“完全缓解”，最后倒在脑转移这个终点上。

有人问我后不后悔。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只记得最后那个清醒的夜晚，他拉着我的手说“对不起”的时候，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如果没有这些新药，三年前他就走了。他不会看见儿子上二年级，不会陪儿子过三个生日，不会在那个秋天的下午抱着儿子转圈。

那些日子，是真的。

那个肿瘤消失的PET-CT报告，还在我手机里存着。他举着报告笑的那张照片，也还在。

昨天儿子问我：“爸爸还会回来吗？”

我说：“爸爸不回来了，但他陪你的那些日子，都在你心里。”

儿子似懂非懂，点点头，继续玩他的积木。

窗外的阳光很好，和那天他出院时一样好。

我忽然想起他最后那句“我想回家”。他不知道，那个家虽然没了，但他在的地方，就是儿子的家。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