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第六十九条侦查阶段案件事实查明的范围规则

第六十九条需要查明的案件事实包括：
（一）犯罪行为是否存在；
（二）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
（三）犯罪行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实施；
（四）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五）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目的；
（六）犯罪嫌疑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
（七）犯罪嫌疑人有无法定从重、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免除处罚的情节；
（八）其他与案件有关的事实。

【解读】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九条是“侦查阶段案件事实查明的范围规则”，以“明确侦查需查明的事实边界，确保全面、精准认定事实”为核心，细化了《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全面收集证据”、第一百六十二条“侦查终结需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确立了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必须查明的八类核心事实，是指导侦查方向、防范“事实认定遗漏”或“主观臆断”的关键条款。其内涵需从性质定位、核心要素解析、价值导向、实践意义四个层面系统解读，并结合“事实查明全面性”与“司法公正保障性”逻辑展开：

一、性质定位：侦查目标的“事实清单规则”

第六十九条是第六十条“全面收集证据原则”的“目标具象化”，承接前文“证据收集”要求，聚焦“侦查阶段需查明哪些事实”这一根本问题，解决“侦查范围模糊、事实认定片面”的实践痛点，实现“从‘盲目取证’到‘靶向查明事实’”的转化。

• 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
•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未明确“事实清楚”的具体内容。第六十九条将“事实清楚”细化为八类可操作的事实，直接对应《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需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量刑情节事实”等），更侧重侦查阶段的“事实查明指引”
• 功能定位
• 明确侦查方向：为侦查人员提供“事实查明清单”，避免遗漏关键事实（如忽略嫌疑人动机导致主观故意认定错误）；
• 规范事实认定：要求以“八类事实”为框架组织证据，防止“主观归罪”（如仅因嫌疑人有前科就认定其作案）；
• 保障后续诉讼：为检察院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及法院审判提供“事实基础”，确保全诉讼流程围绕“同一事实”展开。

第六十九条以“犯罪构成要件事实—量刑情节事实—关联事实”为逻辑主线，列举八类必须查明的事实，每项事实均对应刑事证明的关键环节：

（一）第一类事实：“犯罪行为是否存在”（前提性事实）

• 内涵：确认是否有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发生（而非民事纠纷、意外事件）。
• 重要性：是启动刑事程序的逻辑起点，对应《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立案条件”（“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 证明要求：需有初步证据支持（如报案记录、现场痕迹、被害人陈述），排除“假想犯罪”（如误以为他人盗窃实则遗忘）。

• 内涵：犯罪构成的客观要素，包括：
• • 时间：精确到“年、月、日、时、分”（如“2024年5月10日14时30分”）；
  • 地点：具体场所（如“XX市XX区XX路XX超市收银台”）；
  • 手段：行为方式（如“用螺丝刀撬锁”“用语言威胁”）；
  • 后果：危害结果（如“造成被害人轻伤二级”“经济损失5万元”）；
  • 其他情节：犯罪预备、未遂、中止等形态（如“已撬开门锁但未窃得财物”属未遂）。
• 重要性：区分此罪与彼罪（如“持枪抢劫”与“徒手抢劫”量刑差异）、判断社会危害性（如后果严重程度）。

• 内涵：确认嫌疑人与犯罪行为的因果关系（即“谁实施了犯罪”）。
• 重要性：是定罪的核心事实，对应《刑法》第十四条“故意犯罪”的“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要件。
• 证明要求：需有直接或间接证据（如DNA匹配、监控录像、证人证言指认），排除“替罪顶包”（如第六十一条第三款“伪造证据”情形）。

• 内涵：嫌疑人的自然身份与社会身份，包括：
• • 自然身份：姓名、性别、年龄、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用于确认刑事责任年龄，如未满12周岁不负刑责）；
  • 社会身份：职业、住址、国籍（用于确认刑事责任能力，如精神病人发病期不负刑责）。
• 重要性：直接影响“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如年龄、精神状态）及“诉讼程序适用”（如外国人犯罪需通报外事部门）。

• 内涵：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内心起因与目标
• • 动机：促使犯罪的内心冲动（如“图财”“报复”“泄愤”）；
  • 目的：希望通过犯罪达到的结果（如“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杀害被害人”）。
• 重要性：区分故意与过失（如“故意杀人”与“过失致人死亡”）、认定犯罪形态（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盗窃罪要件）。

• 内涵：在共同犯罪中，嫌疑人的地位、作用及责任
• • 责任：主犯（组织、领导、主要实行）、从犯（辅助、次要实行）、胁从犯（被胁迫）、教唆犯（唆使他人犯罪）；
  • 同案人关系：是否有预谋、分工（如“甲负责望风，乙负责盗窃”）。
• 重要性：影响量刑（如主犯从重、从犯从轻）及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如胁从犯可减轻或免除处罚）。

• 内涵：影响刑罚轻重的法定情节，包括：
• • 从重情节：累犯、教唆未成年人犯罪、暴力袭警等；
  • 从轻/减轻情节：自首、立功、坦白、未成年人犯罪、从犯、胁从犯等；
  • 免除处罚情节：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自首且犯罪较轻等。
• 重要性：直接决定“判多久”，对应《刑法》第六十一条“量刑根据”（“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 内涵：上述七类未涵盖但影响案件处理的事实，如：
• • 赃物的去向（是否追缴）、犯罪工具的来源（是否非法持有）；
  • 被害人是否有过错（如挑衅引发犯罪）、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需保密）；
  • 是否存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违法阻却事由。
• 重要性：确保事实查明的周延性，避免“挂一漏万”导致错误结论（如忽略赃物去向影响追赃挽损）。

第六十九条的规则设计，本质是“以‘八类事实清单’确保侦查不偏离客观真相，以‘全面性’防范冤假错案”，承载三重核心价值：

1. 落实“事实清楚”的侦查终结标准

通过明确“八类事实”，将《刑事诉讼法》“事实清楚”的抽象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任务，确保侦查终结时“每一关键事实均有证据证明”，避免“带病移送审查起诉”。

2. 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

要求查明“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第七类事实），防止“唯结果论”（如忽视嫌疑人自首情节从重处罚）；要求查明“是否为嫌疑人实施”（第三类事实），避免“有罪推定”（如仅凭口供定罪）。

3. 提升诉讼效率与司法公信力

明确的“事实清单”可减少侦查盲目性（如避免重复取证），为检察院、法院提供“标准化事实框架”，缩短审查周期；同时，全面查明事实能增强当事人对司法结果的认同（如被告人认可量刑情节被充分考虑）。

四、实践意义：指导公安机关“事实查明与证据收集”的操作指南1. 明确“操作流程”

环节

操作要点

Step 1：制定《事实查明清单》

- 受案后，按第六十九条八类事实制作《案件事实查明清单》，逐项标注“待查”“已查”“证据不足”；
- 例：盗窃案清单需包含“是否有盗窃行为”“时间地点手段”“是否为嫌疑人所为”“嫌疑人年龄”“动机（图财）”“是否单独作案”“有无自首”“赃物去向”等。

Step 2：靶向收集证据

- 针对清单中“待查”事实，按第六十条“全面收集证据”要求取证：
① 查“行为是否存在”：收集现场痕迹、被害人陈述；
② 查“是否为嫌疑人实施”：提取DNA、调取监控；
③ 查“法定情节”：收集自首材料（如投案记录）、立功材料（如检举他人犯罪）。

Step 3：逐项核实事实

- 对每项事实，需有两个以上独立证据印证（如“时间”需有监控+证人陈述，“动机”需有嫌疑人供述+赃款用途证明）；
- 对“存疑事实”（如证人矛盾证言），标注“需进一步侦查”，不得强行认定。

Step 4：形成《事实查明报告》

- 侦查终结时，汇总八类事实的查证结果，附证据清单（证明每项事实的证据名称、来源、证明内容）；
- 报告需经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核，确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后，作为起诉意见书附件移送检察院。

2. 常见场景的“操作示例”

场景

《事实查明清单》应用示例

故意伤害案

（一）行为存在：有被害人伤情照片（轻伤二级）、医院诊断书、现场血迹DNA；
（二）时间地点手段：2024年5月10日14时，XX小区X号楼楼道，嫌疑人用拳头击打被害人面部；
（三）是否嫌疑人实施：监控录像显示嫌疑人作案，其身上检出被害人血迹；
（四）身份：嫌疑人张三，男，25岁，无精神病记录；
（五）动机：因停车纠纷报复；
（六）责任：单独作案（主犯）；
（七）法定情节：无自首，但案发后赔偿被害人获谅解（从轻情节）；
（八）其他：作案工具（拳头）无额外责任，被害人无过错。

盗窃案（共同犯罪）

（一）行为存在：超市失窃5000元，监控显示两人作案；
（二）时间地点手段：2024年5月11日20时，XX超市，一人望风一人撬锁；
（三）是否嫌疑人实施：甲、乙指纹在撬锁工具上，乙承认望风；
（四）身份：甲（22岁，主犯）、乙（19岁，从犯）；
（五）动机：图财；
（六）同案关系：甲策划、撬锁，乙望风；
（七）法定情节：乙系从犯（从轻），甲有盗窃前科（从重）；
（八）其他：赃物被甲挥霍，未追回。

3. 常见误区提醒

• 误区1：“只查‘行为是否存在’和‘是否为嫌疑人实施’，其他事实不重要”——错！八类事实缺一不可，如忽略“动机”可能导致“故意”与“过失”认定错误（如误将过失致人死亡认定为故意杀人）；
• 误区2：“法定情节（第七类事实）可查可不查”——错！法定情节直接影响量刑，如遗漏“自首”导致嫌疑人未获从轻，可能引发申诉；
• 误区3：“‘其他事实’（第八类）无需主动查明”——错！兜底条款要求‘全面性’，如赃物去向影响追赃，被害人过错影响责任划分，均需查明；
• 误区4：“事实查明的标准是‘大概清楚’”——错！需‘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每项事实需有证据印证，排除合理怀疑；
• 误区5：“共同犯罪中只查主犯，不查从犯责任”——错！第六类事实要求明确“责任及同案人关系”，从犯责任需单独查明（如作用大小）。

• 第六十条结合：按“八类事实”全面收集有罪、无罪、罪轻、罪重证据（如查明“法定从轻情节”需收集自首材料）；
• 第六十八条结合：起诉意见书需忠实于“八类事实”的查明结果，不得隐瞒关键情节（如自首、被害人过错）；
• 第七十一条结合：若证据存在“伪造、隐匿”（第六十一条第三款），导致事实认定错误的，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处理；
• 执法监督结合：检察院通过审查《事实查明报告》，监督公安机关是否遗漏事实（如未查“法定情节”），可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第六十九条是侦查阶段“案件事实查明的导航图”，通过八类核心事实的明确列举，构建了“从犯罪行为发生到嫌疑人责任认定”的全链条事实框架，确保侦查不偏离客观真相。其本质是在“以事实为根据”的法治原则下，以“清单式指引”规范侦查方向，以“全面性要求”防范事实认定遗漏，最终实现“每一起案件的事实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的目标。

理解本条的关键是：

• 记住“八类事实”：行为存在→时间地点手段后果→是否嫌疑人实施→身份→动机目的→责任及同案关系→法定情节→其他事实；
• 落实“逐项查明”：按清单靶向收集证据，确保每项事实有证据印证；
• 避免“选择性查明、模糊化处理、遗漏关键项”误区；
• 衔接“证据收集—文书制作—司法审查”全流程，确保事实认定的连贯性与合法性。

这条规则既是公安机关“规范侦查行为、提升办案质量”的操作指南，也是“保障当事人权利、维护司法公正”的制度基石，为刑事司法的“事实认定”筑牢了核心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