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尹放太甲：臣囚天子三年，为何反被封圣？

这不是政变，是“帝王改造计划”？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有一件事堪称“伦理奇迹”：一位大臣将自己辅佐的君主废黜软禁，独自执掌朝政三年。君主归来后不仅未清算他，反而与其共治天下；而这位“囚君者”，还被后世尊为“元圣”。

他是谁？他就是商朝开国元勋、四朝老臣——伊尹。而那位被囚的君主，则是商汤之孙——太甲。

伊尹（？～前1550年），名挚，尹为官名，夏末商初时期人物，一说商时有莘国（今山东曹县北）人，一说出生于空桑之野（今山东省东明县）。商朝开国元勋、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起以“道德训诫”为名的“以下制上”实践。伊尹放太甲，是镌刻在中国上古政治文明史上的核心典故，亦是儒家推崇备至的君臣伦理典范。这一发生于殷商初年的政治事件，既非权臣篡逆的阴谋，也非昏君亡国的悲歌，而是以公心辅国、以德化君为核心的政治实践，将臣子的忠诚、担当与君主的自省、改过熔于一炉，不仅挽救了初建未稳的商王朝，更奠定了华夏数千年政治伦理的基石。

作为商朝开国的柱石之臣，伊尹以超越个人权位的格局，行放逐君王之非常事，终成教化君王、复兴社稷的非常功，让“伊尹之志”成为后世忠臣贤相毕生追慕的精神坐标。

伊尹并非出身显贵，相传他是有莘氏部落的媵臣，随商汤的王妃一同进入商地，身为奴隶，却胸怀经天纬地之才。他深谙治国之道、天下大势，以“鼎俎烹割”之理喻治国方略，一语点醒志在灭夏的商汤，被破格拔擢为心腹重臣。在商汤推翻夏桀暴政、建立商朝的伟业中，伊尹是谋主、是相臣、是帝师，更是商朝制度的总设计师。他辅佐商汤制定《汤刑》《典则》，确立祭祀礼制、贡赋法度、行政规则，将一个部落方国锻造成统御中原的王朝。商汤定都亳邑后，拜伊尹为“阿衡”，位极人臣，总揽朝政，既是辅佐君王的宰相，又是教导君主的帝师，更是沟通人神的巫史，在神权与王权交织的殷商时代，伊尹是维系王朝运转的灵魂人物。

商汤开国十余年而后崩逝，此时的商王朝虽已立国，却远未稳固。中原大地仍有夏族残余势力伺机反扑，四方方国心怀异志，内部统治阶层尚未形成稳定的传承秩序。商汤的嫡长子太丁早逝，先后由外丙、仲壬两位君主继位，却皆短命而亡，短短数年间王位三易，商朝陷入立国以来最严峻的政治动荡。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商汤的嫡长孙太甲登临王位，成为商朝第四任君主。作为开国君主的嫡孙，太甲自幼生长于深宫，未曾经历商汤创业的艰辛，更不懂守成治国的艰难，继位之初便展露了昏聩暴虐的本性。

太甲执政的第三年，便彻底背弃了商汤定下的祖宗成法，将伊尹苦心制定的礼制、刑律、贡赋制度抛诸脑后。他沉湎于声色犬马，大兴土木，苛征暴敛，肆意鱼肉百姓；对待四方诸侯，傲慢无礼，轻慢朝贡之礼，激化了中央与方国的矛盾；更甚者，他废弃殷商先祖的祭祀大典，触碰了王朝神权统治的根基。夏桀亡国的前车之鉴犹在眼前，太甲的倒行逆施，让初建的商王朝再度滑向覆灭的深渊，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诸侯离心，百姓怨怼。

作为辅政的阿衡，伊尹目睹君王失德、社稷将倾，始终以臣子的本分苦苦规劝。他先后作《伊训》《肆命》《徂后》三篇训文，以最恳切的言辞、最严峻的道理劝谏太甲。《伊训》中，伊尹细数商汤创业的艰难，告诫太甲“毋轻虐百姓，毋荒弃祖训”；《肆命》明晰治国法度，规诫君王要明辨是非、亲贤远佞；《徂后》则以夏桀亡国的惨痛教训警示太甲，点明“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核心道理。伊尹的劝谏，字字泣血，句句忠言，皆是为商王朝的长治久安计，为天下苍生的生计计。

可年少轻狂的太甲，早已被权欲冲昏头脑，对伊尹的苦口婆心置若罔闻，甚至将忠臣的规劝视为对王权的束缚，愈发变本加厉地暴虐乱德。此时的伊尹，陷入了千古难决的抉择：一味纵容，商汤基业将毁于一旦，天下百姓重遭战乱之苦；以臣制君，又违背君臣尊卑的基本秩序，稍有不慎便会落下权臣篡逆的骂名。但伊尹心中，社稷为重，君为轻，他的忠诚从不是对某一位君主的愚忠，而是对商汤基业、天下苍生的大忠。

在反复规劝无果后，伊尹以开国元勋、辅政帝师的身份，秉持公心做出了惊世骇俗的决定——将太甲放逐到桐宫。桐宫是商汤陵墓所在的地方，苍松翠柏，肃穆冷清，是先祖长眠之地。伊尹放逐太甲，并非废黜王位，更不是取而代之，而是让太甲远离深宫的奢靡，在先祖陵前直面创业的艰辛，反思自己的过错。这是一种以惩戒为手段、以教化为目的的政治举措，是伊尹“以德化君”理念的极致实践。

放逐太甲后，伊尹并未觊觎王位，而是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以臣子之身主持朝政，稳定商朝的统治。他重整朝纲，恢复商汤的法制，安抚四方诸侯，轻徭薄赋休养百姓，重启祭祀大典维系神权秩序，将濒临崩溃的商王朝拉回正轨。在摄政的三年里，伊尹兢兢业业，夙兴夜寐，始终以商汤基业为重，无半分私心杂念，这与后世那些废立君主、篡夺皇权的权臣有着天壤之别。伊尹的权力，是为社稷而生的公权，而非为个人谋利的私权，这也是“伊尹放太甲”能成为千古美谈的核心原因。

而被放逐桐宫的太甲，在先祖陵前度过了三年清苦的守思岁月。没有了宫娥彩女的侍奉，没有了锦衣玉食的奢靡，每日面对商汤的陵寝，听守陵老臣讲述祖父灭夏兴商的艰难历程，目睹百姓因战乱苛政流离失所的惨状，太甲的内心终于受到了极致的触动。他幡然醒悟，痛恨自己背弃祖训、暴虐无道的行径，开始潜心学习商汤的法制与伊尹的治国理念，摒弃骄奢暴戾，养成了修德爱民、自省克己的品性。三年时光，让一个昏聩无道的君主，完成了向贤明之君的蜕变。

伊尹始终暗中关注太甲的转变，在确认太甲真心悔过、深谙治国之道后，他亲自率领文武百官，携带天子冕服，前往桐宫迎接太甲回归亳都，将朝政大权完整归还。复位之日，太甲面对伊尹，躬身行礼，感念其匡正之恩；伊尹则跪拜还政，恪守臣子本分，君臣相得，朝野震动。

重登王位的太甲，彻底洗心革面，谨遵商汤祖训与伊尹的教诲，修德行政，励精图治。他轻徭薄赋，爱惜民力，让百姓休养生息；礼遇诸侯，诚信待下，让四方方国纷纷归附；整顿吏治，亲贤远佞，让朝政清明有序；重启祭祀，敬天法祖，稳固了商朝的神权根基。在太甲的治理下，商王朝政通人和，百业兴旺，诸侯臣服，百姓安居乐业，迎来了立国后的第一个盛世，史称“太甲中兴”。经此一役，商朝的统治根基彻底稳固，成为中原大地无可争议的天下共主，延续数百年的国祚由此奠定。

伊尹则继续辅佐太甲，直至太甲之子沃丁继位，方才寿终正寝。伊尹去世后，商王沃丁以天子之礼将其安葬，感念其匡扶社稷、教化君王的盖世功勋。在殷商子民心中，伊尹早已不是普通的臣子，而是守护商朝的圣贤，是公心辅国的化身。

伊尹放太甲的典故，之所以能穿越三千年历史长河，依旧熠熠生辉，在于它确立了华夏政治文明的三大核心准则。其一，臣子之忠，是大忠而非愚忠。真正的忠诚，不是对君主的盲目顺从，而是坚守社稷安危、苍生福祉，敢于以非常之举匡正君王之过，这是后世忠臣贤相的精神源头。其二，君主之兴，在于修德改过。天命无常，唯有以德配天才能维系统治，君主若能自省改过、修德爱民，便能兴邦安国，这成为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核心内核。其三，政治之本，在于公心为公。伊尹以臣放君，却无篡逆之心，还政于君后恪守臣节，将公心置于权位之上，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最高典范。

后世儒家将伊尹与周公、孔子并列为上古圣贤，“伊尹之志”成为衡量臣子品格的标尺。从周公辅成王到诸葛亮辅刘禅，无数贤相名臣，皆以伊尹为榜样，秉持公心，辅佐君王。而太甲改过中兴的故事，也成为历代帝王的教科书，警示君王不可骄奢失德，唯有自省自律、爱民如子，才能守住江山社稷。

在神权与王权交织的上古时代，伊尹放太甲不仅挽救了一个王朝，更塑造了一种政治文明。它没有血腥的篡弑，没有极端的对抗，而是以教化、自省、公心化解政治危机，将权力的运行纳入德治的轨道。这一典故，是华夏先民政治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古代君臣关系的理想范式，历经千年风雨，依旧在历史长河中散发着不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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