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后的春节观察：过年这件曾经最重要的事，在我们身上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

施婉君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研究与评估中心

腊月二十八的傍晚，我从南通火车站走出来。空气里没有记忆中熏鱼的焦香，也没有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母亲在出站口等我，接过行李箱时说的第一句话是：“今年你大姨一家不回来了，留在无锡过年，酒店过年期间工资翻倍。”

我愣了一下，随即又觉得并不意外。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年，有亲戚因为工作走不开而缺席家族的年夜饭。回到家，父亲正在往冰箱里塞凉菜——往年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在厨房里忙活着炸肉圆、蒸年糕的。今年简单点，就咱们小家吃顿饭，看完春晚早点休息。父亲头也不抬地说。

除夕夜，饭桌上五个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我。窗外零星的烟花声衬托着屋内的安静。母亲试图活跃气氛，说起村里谁家儿子娶了媳妇，谁家老人住院了。我低着头刷手机，偶尔嗯一声回应。春晚演到一半，我已经开始在心里盘算着出去玩的事。

初二上午，被母亲拉着去给几家亲戚拜年。流程是标准的：进门，喊人，喝茶，吃瓜子，寒暄十分钟，告辞。中午一大家子聚在镇上饭店，二十多号人分坐两桌。长辈那桌推杯换盏，谈论着谁家孩子考了好大学、谁家买了新车。我们这桌三四个年轻人，都在低头刷手机，偶尔讲一两句话。饭后，长辈们支起麻将桌，一直打到深夜。小辈们自动解散，各回各家。我也回了家，躺在床上刷了一下午短视频。

这个春节就这样在平淡和疏离中结束了。没有期待的团圆温情，没有记忆中的热闹年味，只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困惑：为什么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过年这件曾经最重要的事，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为什么曾经紧密的亲戚关系，如今成了想要逃离的负担？

带着这些问题，我在春节剩余的时间里，重新审视了这个我生活了十八年的村庄，以及那些渐行渐远的亲戚关系。

一.

要理解年味为什么变淡，或许得先弄明白过去的年味从何而来。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差序格局。他把传统中国的人际关系比作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产生的一圈圈波纹，每个人都是自己那圈波纹的中心，而最靠近中心的那一圈，就是血缘亲属。在这个格局里，亲戚关系不仅仅是情感联结，更是一套以自己为中心、按亲疏远近划定的伦理秩序和责任边界。谁家盖房，亲戚来帮工。谁家娶亲，亲戚凑份子。谁家老人病重，亲戚轮流陪护。

与这种格局相配套的，是一套礼治秩序。在乡土社会，维系秩序的并非法律，而是内化于心的礼，一套代代相传、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过年回家正是这套礼治秩序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为什么必须回家？不是因为法律强制，而是因为不回家意味着失礼。在熟人社会的目光下，这是一种难以承受的道德污名。费孝通说，在乡土社会，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种熟悉构成了强大的社会监督机制。谁家子女过年不回来，谁家亲戚红白喜事不到场，立刻会成为全村议论的焦点。这种舆论压力，正是维系亲属关系的强制力。

但今天，这些都在改变。

二.

大姨一家今年没回来过年。这是他们连续第三年缺席家族年夜饭。

大姨在无锡一家酒店工作，已经干了快十年。往年无论多忙，腊月二十八前后她都会赶回南通，带回来大包小包的年货和给长辈的红包。但今年，她在电话里说，酒店春节缺人手，留下来加班除了三倍工资还有额外补贴，算下来能多赚近两万。回去一趟，来回折腾不说，还得花不少钱，想想还是算了。等过了正月十五，我调休回去，给老人补拜个年，也一样。

“也一样”这三个字，让我陷入沉思。在过去，这怎么可能一样？春节团圆是天大的事，是无论花多少钱、吃多少苦都必须完成的仪式。但现在，两万块钱就可以让一个家庭放弃这个仪式。或者说，两万块钱让这个家庭意识到，这个仪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天大。

大姨的选择并非孤例。今年我们村至少有七八户家庭有成员留在外地过年。理由五花八门，有的是因为刚换了工作不敢请假，有的是因为孩子要高考了走不开，有的是因为回去也没什么事，不如趁假期多赚点钱。每一个理由单独看都无可厚非，但放在一起，就勾勒出一幅传统乡土伦理悄然松动的图景。

这背后是深刻的价值观念变迁。在传统社会，人们的行为选择首先要符合社会关系的逻辑，其次才考虑经济利益。但现在这个逻辑正在颠倒，经济利益成为首要考量，社会关系则退居其次，可以补办。市场逻辑正在从社会中挣脱出来，反过来塑造社会关系。

三.

如果说大姨的选择还带着几分不得已，那么表哥的宣言则是一种主动的疏离。

表哥今年二十出头，在本地一所大专读二年级。他是家族里同辈人中和我聊天最多的，从小一起长大，关系一直不错。但这个春节，他的言论让我感到震惊，也让我开始反思自己。

初二中午的家庭聚餐后，表哥和我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他突然说，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就是这种饭局。每次都是那些问题，成绩怎么样，找对象没有，以后打算干什么。你回答了吧，他们开始拿你和别人家孩子比。你不回答吧，说你读了书就不理人了。从头到尾，没有一句真心话，全是客套和攀比。吃完饭各回各家，明年再见，又是一模一样的流程。你说这有什么意义？

我沉默。他说的是事实。

等以后我结婚了，表哥继续说，过年就吃两顿饭。一顿是和我爸妈，另一顿是和我自己的朋友。什么七大姑八大姨，能免则免。关系好的平时微信联系就行了，关系一般的见了面也是尴尬，何必呢？

那你不怕被亲戚说闲话吗？我问。

表哥笑了。说就说呗，我在城里，他们在村里，一年见不了几次，说什么我也听不见。再说了，现在年轻人谁还在乎这些？你看看你们那桌吃饭的，有几个是真心想来的？不都是被父母逼着来的？

我无法反驳。因为我自己就是被母亲逼着来的。

表哥的话让我想到熟人社会的瓦解。在传统乡土社会，每个人都在别人的目光下生活，舆论的压力是真实而强大的。但当年轻人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或者像表哥这样虽然还在本地读书但生活圈早已脱离村庄，他们便脱离了这种目光的笼罩。城市和校园是陌生人社会，没有人关心你过年回不回家、和不和亲戚吃饭。当外部的舆论压力消失，内心的礼也就失去了约束力。

更重要的是，表哥这一代人建构社会关系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他们的圈子不再是血缘和地缘决定的，而是由兴趣、职业、价值观这些因素决定的。对表哥而言，他的朋友，那些和他一起打游戏、一起吐槽老师、一起聊未来的同学，才是真正懂他的人。而血缘上的亲戚，不过是一群熟悉的陌生人。这种从血缘联结到趣缘联结的转变，是断亲现象最深刻的社会学意涵。

四．

为什么年味越来越淡？为什么断亲越来越普遍？要回答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年轻人冷漠”或“亲戚没用了”。事实上，亲戚关系在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是这种作用的形式和人们感知它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不是说现在的年轻人不需要亲戚了。表哥虽然厌恶和亲戚吃饭，但真要他找工作、办事情，家里有门路的话他也不会拒绝。我认识的一个学姐，毕业实习就是通过亲戚介绍进的本地一家不错的单位。我们村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不少人的第一份工作也是靠亲戚带出去的。亲戚关系依然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作用。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在于，亲戚关系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化。在过去，亲戚关系是一种日常的、可见的、渗透在生活中的存在。大家住在一个村子里，今天你家借我一把锄头，明天我家帮你收稻子，人情往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日常性的互动，让亲戚关系保持着活性——它不是躺在通讯录里的一个名字，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每一天的生活里。

但现在，亲戚之间的互动变成了节日性的。平日里各忙各的，只有过年过节才见上一面。日常的互助被市场化的服务取代了，借锄头这种事早就不存在了，帮工也变成了雇人。亲戚关系的有用性依然存在，但它已经从一种日常的、可感知的存在，变成了一种潜在的、休眠的资源。就像一个放在抽屉里的工具，你知道它在那儿，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但平时你不会想着它。

这种变化带来了一个微妙的后果：当亲戚关系不再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维系它就需要额外的成本和精力。而那顿不得不吃的团圆饭、那些不得不应付的盘问，就成了这种成本的集中体现。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不是不知道亲戚“有用”，而是觉得为了那个“可能有用”的未来，要在当下忍受无聊和尴尬，这笔账划不来。

其次，是熟人社会的瓦解。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开篇就指出，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种空间上的凝固，是熟人社会形成的基础。正因为大家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才会形成那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紧密联系，才会产生那种人言可畏的舆论压力。

但今天的乡村早已不是终老是乡的状态。我们村一共不到两百户人家，却有至少一半的家庭有成员在外务工或定居。年轻人去了苏州、无锡、上海、南京。中年人去了附近的工厂、工地。留下的只有老人和孩子。平日里村庄是冷清的，春节期间短暂的热闹之后，又是长久的沉寂。

这种大规模的空间流动，彻底改变了熟人社会的面貌。不是说不存在了，而是它从一种“强连接”变成了一种“弱连接”。当大家一年只见一次面，“熟悉”也就带上了几分“陌生”。更重要的是，年轻人脱离了乡土社会的舆论场——他们在城市里生活，城市的规则是各人自扫门前雪，没有人关心你过年回不回家、和不和亲戚吃饭。当外部的舆论压力减弱，维系亲戚关系就从一种“不得不”变成了一种“可以选择”。

第三，是价值观的转变。在长辈们的观念里，过年回家、走亲访友是一种伦理责任。它不需要问为什么，也不需要问有什么意义，它就是应该做的。这种观念，正是礼治秩序的内化——礼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内心的自觉。

但在年轻一代的观念里，伦理责任正在被个体感受挑战。我们更倾向于问：这件事对我有什么意义？和亲戚吃饭让我开心吗？如果不开心，我为什么要做？这种转变，是现代社会个体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个体化意味着人们从传统的身份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但同时，个体化也意味着失去了传统提供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表哥说只和父母朋友过年，就是一种典型的个体化选择。他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感受，重新定义了“过年应该和谁在一起”。这种选择从个体角度看无可厚非，但从社会角度看，却意味着传统社会关系的进一步松动。

最后，不能忽视技术的影响。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空间感知。家庭聚餐时小辈桌的集体沉默，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手机让我们可以“身在曹营心在汉”——身体坐在亲戚中间，精神却在千里之外。这种“缺席的在场”，既是对当下情境的逃避，也是对远方世界的眷恋。

更重要的是，手机正在重塑年轻人的社交网络。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地来自网络——游戏网友、追星同好、学术同仁——而不是来自血缘和地缘。这些基于兴趣和价值观的“趣缘关系”，往往比血缘关系更能提供日常的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当年轻人有了更合拍的聊天对象，和亲戚之间的无话可说就显得更加刺眼。

但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人不需要关系了。恰恰相反，他们比任何一代人都更渴望被理解、被认同。只是他们寻找这种理解和认同的场所，从血缘网络转移到了趣缘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说，“断亲”不是关系的终结，而是关系的重组。

五．

那么，年味淡薄和断亲现象，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必须承认，这一变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一定的进步意义。它标志着个体从传统共同体的捆绑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更大的选择自由。表哥可以拒绝让他痛苦的亲戚饭局，选择和自己喜欢的人过年。大姨可以为了两万块钱放弃长途奔波，选择更经济实惠的过年方式。年轻一代可以不再承受过年必须回家的道德压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假期。这些选择自由，是以往任何一代人都未曾拥有的。

但同时，这种变化也带来了深刻的隐忧。当传统的血缘网络瓦解，当附近消失，当每个人都成为孤立的个体，我们靠什么抵御风险？靠什么获得归属感？费孝通反复强调，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不仅是一种束缚，更是一种保护。它让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关系网络中获得身份、安全和支持。当这个网络瓦解，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替代方案？

表哥说以后只和父母朋友过年。但朋友会永远在身边吗？当朋友各自成家、各奔东西，当他老了、病了，谁会在除夕夜陪他？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

也许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个漫长的过渡期，从乡土中国走向城乡中国。在这个过渡期里，旧的关系正在瓦解，新的关系尚未建立。我们获得了自由，也承受着孤独。我们逃离了束缚，也失去了归属。

这个春节，当我看着空荡荡的饭桌、刷着手机的同辈、欲言又止的长辈，我意识到，年味的浓淡从来不只是年味本身的问题。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层的变迁。那个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正在不可逆转地远去。而一个新的、未知的社会形态，正在悄然生成。

作为在这个变迁中成长的年轻一代，我们能做的，也许不是简单地怀念过去或拥抱现在，而是带着清醒的认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既尊重个体选择的自由，也不放弃对归属感的追寻。既理解断亲背后的社会逻辑，也珍惜那些真正值得维系的亲情。

毕竟，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人终究是关系的动物。我们需要归属，需要认同，需要在某处找到我们是一起的感觉。这种需求不会因为断亲而消失，只会以新的形式寻求满足。

也许未来的年味，不再是由血缘决定的、所有人都一样的集体仪式，而是由每个人自己选择的、更灵活更多元的个体叙事。有人选择和父母过，有人选择和伴侣过，有人选择和好友过，有人选择独自旅行过。形式不同，但核心不变，和自己在意的人在一起，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年中最特别的日子。

这或许就是年味在新时代的新内涵。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2] 项飙.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3] 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4] 贺雪峰. 新乡土中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5] 贝克, 乌尔里希. 风险社会[M]. 何博闻,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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