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祭到官祀：诸葛亮祭祀源流考——兼证南阳卧龙岗诸葛庵为正宗

诸葛亮于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病逝五丈原，其祭祀历经民间私祭、旧部遥祭、蜀汉迟至立庙的完整脉络，曹魏、西晋始终未行官方祭祀；南阳卧龙岗诸葛庵，是黄权与蜀汉旧部后人的私祭遗存，与襄阳无涉，为三国至晋代诸葛亮祭祀最真实的历史见证。

诸葛亮初亡，蜀汉朝廷非但不立庙，反而以礼制不合驳回各地请求。《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载：“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诸葛亮刚去世，各地纷纷请求为他立庙，朝廷商议以不合礼制等级不予准许，百姓于是按时节在道路旁私下祭祀），此为蜀汉早期禁官祀、惟私祭的铁证。

在此背景下，原蜀汉大将、降魏后封淯阳侯、居宛城（南阳）的黄权，感念旧恩，于234年在卧龙岗草庐旧址设诸葛庵私祭。《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明确记载：“侯初亡……故将如黄权等先已在宛，其他族当多相依，故南阳有侯祠所谓诸葛庵者，意亦道陌私祭之类。”（诸葛亮去世后，旧部黄权等人已在宛城，同族旧部多来依附，因此南阳有祭祀诸葛亮的祠庙称作诸葛庵，属于民间道旁私祭性质）。此次私祭自234年持续至黄权去世的曹魏正始元年（240年），是北方最早、最稳定的诸葛亮非官方祭祀。黄权身后，其族人与蜀汉旧部后人延续香火，使卧龙岗私祭传承不绝。

这一私祭传统延续近三十年后，蜀汉官方才松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景耀六年，即公元263年春天，后主刘禅下诏书，在沔阳即今陕西汉中勉县为诸葛亮建立祠庙），这是蜀汉首个、也是唯一官方祭祀场所，距诸葛亮去世已29年，足见官祀之迟。

此处必须明确：蜀汉立庙的沔阳，是汉中郡沔阳县（今陕西勉县），绝非后世所谓襄阳沔阳，二者地理、行政区划完全不同，史有明载，绝无混淆空间。

同年秋，曹魏钟会伐蜀至汉川（汉中盆地），仅为临时礼敬，非国家祀典。《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秋，魏镇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这年秋天，魏国镇西将军钟会征伐蜀国，到达汉川时祭祀诸葛亮祠庙，并下令士兵不得在诸葛亮墓地周边放牧砍柴），此举系军事途中的个人行为，不代表曹魏官方祭祀。

西晋一统后，亦未为诸葛亮立庙、设常祀，仅有镇南将军刘弘巡行期间的凭吊行为。王隐《蜀记》载：“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西晋永兴年间，镇南将军刘弘到隆中，瞻仰诸葛亮故宅，立碑纪念，命李兴撰文：天子命我在汉水以北，听战鼓长思先哲遗光，登上隆山远望，凭轼致敬诸葛故乡）。沔之阳即汉水北岸，古地理山南水北为阳，南阳郡全境在沔之阳，而襄阳在汉水以南，属沔之阴，与“沔之阳”完全相悖。

后世常以《汉晋春秋》之说附会襄阳，但《汉晋春秋》晚于《蜀记》六十余年，仅为孤证，且强行将汉水以南的襄阳地块归入南阳郡，违背两汉至晋“汉以北为南阳郡，汉以南为南郡”的行政区划铁律，除《汉晋春秋》外，无任何魏晋正史、地理书、碑刻佐证襄阳隆中为“沔之阳”，纯属后世刻意混淆地理概念。

综上可定：曹魏、西晋两朝，始终无官方祭祀诸葛亮之举。梳理全史，核心史实清晰可证：其一，诸葛亮去世后，蜀汉禁官祀近30年，早期祭祀全为私祭；其二，南阳卧龙岗诸葛庵是黄权及其族人、蜀汉旧部的私祭场所，非官方建制，故《水经注》未载；其三，黄权封淯阳侯，族人聚居南阳，私祭根植卧龙岗，与襄阳无任何史实关联。

南阳卧龙岗诸葛庵，始于234年黄权私祭、传于族人延续、行于民间香火，是三国至晋代诸葛亮祭祀唯一有史可依、一脉相承的正宗之地，绝非无稽之谈；而襄阳之说，无魏晋私祭根基、无官方早期建制，于史无据，纯属后世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