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载风云：从格瓦拉到医疗队，古巴国际主义精神的历史回响

本文为深度编译，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日新说观点

上个月，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了纪念“三洲会议”六十周年的系列活动。这场曾于1966年1月3日至13日在古巴首都举行的国际盛会，曾深刻改写了全球反殖民运动的历史逻辑。

然而，当下的现实背景却为这场纪念赋予了某种急迫感：美国与委内瑞拉之间的僵局在近期急剧升级，美国军队扣押了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马杜罗，并导致负责护卫的32名古巴士兵全部遇难。 随之而来的，是针对古巴石油供应的半封锁状态。

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当代背景下，重新审视三洲会议的目的与遗产显得尤为契合时宜。1966年的那场集会吸引了来自当时所谓的“第三世界”82个国家或殖民地的512名活动家。他们大多持有坚定的反殖民和反帝国主义立场。

虽然苏联派遣了庞大的代表团，但在当时古巴领导层与相对谨慎的苏联产生公开裂痕的背景下，这两个大国在会场中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

当时，外界普遍认为哈瓦那正在接过苏联未尽的事业，试图领导第三世界对抗美国帝国主义，并背离苏联在冷战中采取的“和平共处”战略。古巴当时已经违背莫斯科的意愿，积极支持拉丁美洲的武装革命。

古巴籍革命家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向会议发出的信息更是公开呼吁建立“两个、三个、许多个越南”。 但回过头看，这次集会的本质与其说是推行具体的古巴政策，不如说是各国对古巴成功抵抗美帝国主义这一榜样力量的集体共鸣。

虽然这次会议在国际左翼阵营赢得了广泛好评，但也引起了多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的深深忧虑。华盛顿认为，如此规模的参与人数以及广泛的议题讨论预示着某种危险。

此后，会议产生的具体组织影响力似乎有所淡化，例如1967年成立的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以及后来以视觉海报而非具体行动闻名的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

然而，这场会议真正留下的，是参与者对团结力量与思想交流的持久意识。学者安妮·加兰·马勒的研究指出，其遗产体现在全球南方随后的许多激进发展中，甚至包括美国国内的“黑人权力”运动。与其寻找某种有形的组织成果，我们或许更应关注这一事件本身所蕴含的独特性质。

从万隆到哈瓦那

三洲会议的历史坐标无可争辩地建立在1957年万隆会议的基础之上。当时，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和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主导了对冷战两极格局的反思，将焦点转向“第三世界”。紧随其后的是开罗亚非会议、不结盟运动以及77国集团的相继诞生。

不过，与万隆会议不同，三洲会议将拉丁美洲纳入其中。它的参与者大多是反对派运动和活动家，而非政府首脑。它的核心特征不再仅仅由“不属于冷战任何一方”来定义，而是聚焦于积极的、甚至是武装的反殖民主义和激进脱殖化进程。 到了1966年，“第三世界”的理念在马克思主义理念的塑造下已经变得更加激进，并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美国在拉丁美洲的行为展现出明确的反对立场。

在古巴内部，更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开始占据思想界和政界的制高点。这反映了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叛军内部复杂的互动关系。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了对圣地亚哥蒙卡达兵营的进攻。虽然那次行动失败了，但随后成立的“七二六运动”在1956年开启了游击战争。 当时古巴亲苏联的社会党人曾公开批评这种武装起义策略。

直到1958年末，当叛军扭转了针对时任古巴总统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战局后，社会党人才加入其中。1959年1月1日后，这种联合领导关系并不平稳。

古巴方面的愤怒还源于1962年10月导弹危机谈判中，苏联对古巴诉求的忽视。因此从1962年起，古巴革命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且更为激进的道路。 其外交政策明确挑战美国，并含蓄地质疑莫斯科关于“势力范围”的默契。这种“起义”战略随后开始支持非洲及越南的反殖民运动。

批判性的思考

这便是三洲会议召开的大背景。在当时的第三世界眼中，古巴是反思反殖民和反帝国主义最理想的场所。那是一个对欧洲残留的殖民心态深感幻灭的时代，人们开始集体排斥北方大国提供的传统经济方案。

当一些后殖民时代的非洲领导人仍寄希望于苏联的国家建设模板时，年轻的活动家们已经开始察觉到苏联态度的谨慎，甚至认为那是一种共谋。1966年的这场盛会，正是这种广泛质疑与古巴革命榜样力量碰撞出的巨大思想火花。

就会议成果而言，它在古巴内部留下的印记清晰可见。1967年，受格瓦拉思想影响的年轻人创办了激进杂志《批判性思考》，将焦点转向包括美国黑人抗争在内的第三世界理解。这种特立独行的思考方式一直延续到1971年。同年，罗伯托·费尔南德斯·雷塔马尔发表了开创性论文《卡利班》，深刻探讨了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应如何从心理层面反思殖民主义，并寻求深度的脱殖化。

1968年，哈瓦那文化大会汇集了来自67个国家的近500名激进知识分子。这次会议将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的“新左派”联系在一起，试图寻找一种真正的、去殖民化的革命文化。这种诉求随后推动了1971年的教育文化大会，提出必须在思维方式上实现脱殖。

古巴当时提议的本质，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的“去殖民化”。他们拒绝接受那些过于基于19世纪欧洲工业背景的传统假设。随后，圭亚那学者沃尔特·罗德尼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念。

在某种程度上，1966年的会议帮助塑造了所有这些挑战与解读。证据显示，尽管会议催生的具体策略不多，但它在参与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思想的传承往往不依赖于成立多少组织，而是取决于它如何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这种在哈瓦那共度的十天时光，让那些在孤立中挣扎的反殖民战士意识到，他们的抗争并不孤单，团结是真实可见的。

此外，由于大量来自拉丁美洲游击武装的参与，这次对话让非洲和亚洲的代表意识到，他们对抗欧洲殖民的经历，与拉丁美洲面对美国压力时的处境竟如此相似。

这种认知促使拉丁美洲人重新审视自己的后殖民历程。 尽管他们在19世纪30年代就已名义上独立，但那种根深蒂固的被殖民心态，以及随后英国和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施加的影响，让真正的去殖民进程变得异常迟缓。

古巴的轨迹则更加清晰：虽然在1902年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但在随后漫长的岁月里，它一直处于美国的监护之下。这种扭曲直到1959年才被打破。简而言之，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发现，彼此之间有太多可以借鉴的经验。

与此同时，古巴的发展战略和在重重围困下的生存之道，吸引了那些信奉“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观点的思考者。全球南方的思想家从三洲会议关于草根视角重新审视去殖民化的号召中获得了某种感召力，开始寻求通过结构性变革来重塑真正的独立。

正如马勒所证明的，1966年后的一些反思虽然不如会议本身那样激进，却更加具备群众基础。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以及77国集团的扩员和世界社会论坛。如果没有三洲会议在当时激发出的灵感，这些后来的制度尝试或许不会以现有的方式出现。

1966年沉淀下来的教训，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不断发酵。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那些当年的参与者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国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全球南方”这个概念逐渐取代争议较多的“第三世界”，古巴那长久的榜样形象及其在国际主义策略下的医疗与教育援助，为更深层次的合作打开了大门。

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种团结转化为联大每年针对美国封锁古巴动议的压倒性支持。这些动议让国际社会对非法封锁的谴责具备了国际法的效力，尽管美国和以色列通常投下反对票。事实证明，只要具备合适的条件，这种超越国界的团结确实能够产生实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