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奇伟：长征追着红军的国民党中将，为何能登上天安门开国大典？

1891年的广东大埔，天气闷热。吴奇伟出生在百侯镇一个普通农家。

家里地不多，父亲吴鸿渐种点水稻，勉强糊口。

那时候的广东，不像现在这么太平，土匪多，捐税重。

吴奇伟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后来进了大埔中学。书念得还行，但他不想种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股风吹到了大埔。

二十岁的吴奇伟剪了辫子，加入了同盟会。年轻人热血沸腾，觉得只有拿枪才能改变世道。

1912年，他考进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这所学校在当时很有名，出了不少军事人才。

他在学校里学战术、学地形，和白崇禧、叶挺成了同学。

那几年，他没少吃苦，操课很重，但他咬牙坚持下来了。

毕业后，他回广东投奔了粤军。那时候的军队，派系林立。

他先是在陈炯明手下干，后来转投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军长是张发奎，下面有个叶挺独立团。

吴奇伟在第十二师三十六团当参谋长，团长是黄琪翔。这两人搭档，打仗很猛。

1926年8月，北伐军打到了湖北。汀泗桥是个硬骨头。

吴佩孚的主力在这里守着，桥边全是水，易守难攻。吴奇伟带着部队冲在前面。

吴佩孚的督战队在后面架着机枪，谁退就打死谁。双方打得血肉横飞。

吴奇伟和黄琪翔指挥部队夜袭，终于冲过了桥。

这一仗，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吴奇伟因为战功，升任团长。

接下来的几年，中国乱成了一锅粥。蒋介石和各路军阀打来打去。

吴奇伟跟着张发奎，先打桂系，又打冯玉祥、阎锡山。

1930年的中原大战，战场在河南。吴奇伟这时候已经是第十二师师长了。

他在战场上腿部受了伤，但没下火线。仗打完，他升任第四军军长。

那时候他才三十多岁，算是少壮派。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了东北。但蒋介石忙着“攘外必先安内”。

1933年，吴奇伟被调到江西。他的任务变了，变成了“围剿”红军。

他当上了北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官，指挥第四军和第五十九师。

这时候的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已经搞了好几次反“围剿”。

吴奇伟的部队进入江西后，在黎川、广昌一带和红军交火。

红军的战术灵活，经常夜间行军，打伏击。

吴奇伟的部队虽然装备好，但总找不到红军主力。他在日记里写过，说红军“飘忽不定，难以捉摸”。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蒋介石急了，调了几十万大军跟着追。吴奇伟的部队是其中一路主力。

这一追，就是两万里。

红军往西走，吴奇伟就往西追。红军进湖南，他也进湖南。红军过广西，他也过广西。

那时候的路很难走，全是山路。士兵们穿着草鞋，甚至光着脚，脚底板全是血泡。

后勤跟不上，粮食经常不够吃。吴奇伟的部队里，逃跑的士兵很多。

但他下了死命令，必须咬住红军。

1935年1月，红军到了贵州。在遵义，双方打了一场大仗。

这是吴奇伟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败仗。

当时的情况很复杂。红军在土城打了一仗，没打好，一渡赤水。

蒋介石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急令吴奇伟和川军夹击。

没想到，毛泽东杀了个回马枪。红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

吴奇伟这时候带着两个师——第五十九师和第九十三师，在遵义城南的忠庄铺一带防守。

他的指挥部设在忠庄铺。红军主力突然从北边压过来，攻势极猛。第五十九师首当其冲。

师长韩汉英顶不住，向吴奇伟求救。

吴奇伟手里只有第九十三师作为预备队，但他犹豫了。战场通讯不畅，命令传达下去很慢。

红军像潮水一样涌上来。第五十九师的阵地被突破了，士兵四散奔逃。

吴奇伟一看形势不对，带着第九十三师往后撤。他想撤过乌江，依靠天险防守。

到了乌江边，场面乱成一团。工兵正在架浮桥。后面红军的追兵已经到了。

吴奇伟怕被堵住，命令部队赶紧过江。结果，浮桥还没拆，大批士兵和重装备都丢在了东岸。

红军缴获了大量的机枪、大炮和弹药。

吴奇伟过了江，还是不放心。他命令把浮桥炸断。看着自己的士兵还在桥上，他也顾不上了。

这一仗，他的两个师基本被打残了。他带着残兵败将跑到贵阳，见到了薛岳。

薛岳是贵州绥靖公署主任，也是这次追击的总指挥。薛岳没给他好脸色，把他骂了一顿。

蒋介石也发来电报，严厉斥责，甚至说要“军法从事”。

这一败，对吴奇伟打击很大。他后来很少提这件事。

但在当时，这确实是国民党军在长征中的一次重大失利。

过了遵义，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包围圈。

吴奇伟的部队还在后面追，但已经被拖得精疲力竭。

等红军到了大渡河，吴奇伟的部队还在贵州山区打转。

等他赶到大渡河边，红军已经过了河，还把桥炸了。他只能望河兴叹。

这一年多的追击，让吴奇伟看清了很多事。

他发现，红军不是流寇，而是一支有信仰、有战术的军队。

国民党军虽然人多枪多，但内部勾心斗角，指挥混乱。他对“剿共”这件事，心里开始打问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了。

吴奇伟的心情很复杂。国难当头，他把个人的恩怨放在了一边。

8月，淞沪会战打响。吴奇伟率第四军奔赴上海。

这支部队在北伐时是“铁军”，但后来在内战中损耗很大。

到了上海，他们面对的是日军最精锐的第三师团和第十一师团。

战场在罗店和嘉定。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轮番轰炸。

吴奇伟的部队没有制空权，只能靠血肉之躯硬顶。

有时候一个阵地，一天之内反复争夺好几次。连长牺牲了，排长顶上；排长牺牲了，班长顶上。

有一次，日军突破了阵地，冲到了指挥部附近。

吴奇伟把警卫排都派了上去，还把炊事员、文书都组织起来拿枪抵抗。

他自己拿着驳壳枪在前线督战。这一仗打了三个月，第四军伤亡过半，但守住了阵地。

战后，部队撤下来整补，他看着剩下的弟兄，哭了一场。

1938年，武汉会战爆发。这是抗战初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吴奇伟升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十几个师，总共十万多人。

战场在江西的万家岭一带。日军第106师团冒进，钻进了山区。

薛岳抓住机会，命令吴奇伟和俞济时等部队合围。

这是一场恶战。山区里林木茂密，视线不好。双方在山沟里肉搏。

日军依靠空中支援，疯狂反扑。吴奇伟的部队伤亡很大，有的师打到最后只剩几百人。

但他下了死命令，不准后退一步。

打了几天几夜，日军被压缩在几个小山头上。吴奇伟下令总攻。

部队冲上山头，和日军展开白刃战。最后，日军第106师团几乎被全歼。

这就是著名的“万家岭大捷”。

这一仗，震动了全国。延安的《新华日报》专门发了社论庆祝。

吴奇伟的名字，再次响彻大江南北。这时候的他，不再是那个只会打内战的将军，而是真正的抗日英雄。

之后的几年，吴奇伟又参加了南浔线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鄂西会战。

1943年，他指挥部队反攻宜昌，打得很艰苦，但最终收复了这座城市。

抗战胜利时，吴奇伟在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的任上。

他去武汉受降，看着日本兵低着头交出武器，心里五味杂陈。他觉得这八年的血没白流。

可是，好景不长。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又要打内战。

吴奇伟对此很反感。他在湖南当过省政府主席，亲眼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

官员们“接收”变成了“劫收”，贪污受贿，军纪败坏。老百姓怨声载道。

他和薛岳关系不好。薛岳是蒋介石的亲信，排挤异己。

吴奇伟在湖南干得很不顺心。1947年，他干脆辞职，回到了广州。

在广州，他不想过问政治。但他毕竟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门生故旧很多。

大家来看他，都在谈论战局。解放军在东北、华东节节胜利，国民党军屡战屡败。

吴奇伟心里明白，这个政权长不了。

1948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强令他复出。

给了他一个“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虚职。他不想去，推说身体不好。

后来又让他当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勉强答应了，但基本不管事。

这时候，他的老部下李洁之、曾天节等人，已经在和中共地下党接触。

李洁之是广东省保安第十三团团长，驻防在东江地区。

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对时局的看法很一致。

1949年春天，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逃到广州。

这时候的广州，已经是一片混乱。逃跑的官员、军官挤满了街道，物价飞涨，人心惶惶。

吴奇伟住在广州东山的一座小楼里。他经常一个人喝闷酒，听收音机里的新华社广播。

他在等待一个机会。

4月，解放军逼近广东。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派人来和吴奇伟接触。

来人带来了叶剑英的信。叶剑英也是广东人，和吴奇伟算是老乡，早年也认识。

信里劝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

吴奇伟看完信，沉默了很久。他想起了长征时的追击，想起了抗战时的流血。

他觉得，不能再为蒋介石卖命了。他召集李洁之、曾天节开会，决定起义。

5月，吴奇伟秘密离开广州，去了东江。

他在老隆（今龙川县）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保安第十三团、独立第一团等部队的军官。

吴奇伟站起来，宣布起义。他说，国民党腐败无能，蒋介石众叛亲离，我们不能再跟着走绝路。

只有起义，才是唯一的出路。

当场，大家都同意。5月7日，他们通电全国，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一举动，像一颗炸弹，震动了国民党华南当局。

余汉谋、薛岳惊慌失措，急令部队围剿。

但吴奇伟的起义部队已经控制了老隆、五华、梅县等地，打通了韩江通道。

毛泽东和朱德从北平发来贺电，嘉勉他们的义举。这封电报，吴奇伟一直保存着。

起义后，吴奇伟的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他任司令员。

这支部队在后来的解放广东战役中，配合南下的野战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9月，吴奇伟接到邀请，去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他带着家人，坐船到香港，再转船北上。

一路上，他心情很激动。这是他第一次去北方。

到了北平，他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街上的人精神面貌都不一样，秩序井然。

10月1日下午，他和其他代表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那天风很大，但阳光很好。城楼上挂着大红灯笼。

下午三点，毛泽东主席走到麦克风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广场上的人群欢呼起来，像海浪一样。吴奇伟站在人群中，看着这一切。

他穿着一身深色的中山装，胸前别着政协的徽章。

仪式结束后，毛泽东走过来和代表们握手。

到了吴奇伟面前，毛泽东停下了脚步，握住他的手，笑着说：“你也来了，欢迎欢迎。”

吴奇伟感到一阵暖流涌上心头。他想说什么，但喉咙哽咽了，只说了一句：“主席好。”

那一刻，他想起了这二十多年的路。从江西的追击，到上海的血战，再到今天的城楼。

历史转了一个大圈，把他带到了这里。

后来，他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

他把家安在了广州，也在北京分了一套房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事情很多。他参加各种会议，视察工地，提建议。

他对治理珠江很感兴趣，提过不少方案。虽然不再穿军装，但他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做事雷厉风行。

1953年，他在北京病逝。走的时候，身边有家人，也有老部下。

他的骨灰后来迁回了广州，葬在银河公墓。墓碑上没有太多的头衔，只有生卒年月。

那两万里的追击，和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天，成了历史书里的几行字。

对于他个人来说，这漫长的一生，终于在那个秋天找到了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