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提到康乾盛世，常让人想起疆域横跨1316万平方公里的帝国，人口从7000万暴涨到3亿的盛况，还有朝廷为农业做的努力——康熙到乾隆年间，耕地从6亿亩扩到10亿亩，西南崎岖山地都被开垦成田；摊丁入亩废除了人头税，康熙减了1.5亿两税收，乾隆减了3亿两以上；黄河治理让黄淮地区安定50年，全国修了3200多处水利工程，甘薯玉米推广开，亩产量从明朝的245斤涨到310斤。这些数字堆出了盛世的模样。
可农民的日子没跟着好起来。他们全年在地里刨食，还是常年半饥饿，一年吃肉不超过3次，只有祭祖或春节才能咬口肉。而皇室的御膳动不动上百道菜，乾隆南巡一次的花费，够数万农民过一年。繁华像一层薄纸，一戳就破。
纸里面藏着更刺人的真相：乾隆后期，1%的人占了全国1/3的耕地，很多农民没地种成了流民；人口多了，人均耕地从5亩降到2亩，粮食再多也不够分。文化上，乾隆朝有130多起文字狱，戴名世被凌迟，浙江销毁了12万册书，学者不敢谈新思想，只能给《四库全书》删违禁内容。科技更荒唐，康熙会讲几何学，可西方的望远镜被当贡品锁着；戴梓发明连珠铳，因为不合祖制被流放到盛京；英国使团带的蒸汽机车模型，被当成儿童玩具扔库房。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的时候，把这些真相写进了日记：农民住茅草屋，穿破衣服，连饭都吃不饱；北京的街道又窄又脏，到处是乞丐。而贵族官员的豪宅里，珍馐摆满桌，和底层的苦日子比，像两个世界。
其实古代的盛世从来都是帝王的盛世。文景之治有农民沦为奴婢，开元盛世有一半农民逃亡，康乾也一样。可康乾的问题更严重——当西方开始工业革命，我们还抱着农耕文明不放，科技文化都停了。那些精美的瓷器、辽阔的疆域，遮不住底层的饥饿，也遮不住后来鸦片战争的炮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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