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出孩子而灭亡？韩国砸2000亿催生，生育率低迷还不如中国广东

前言

大家好，我是言叔。今天想和各位探讨一个极具冲击力的问题：人类文明史上，首个因新生儿数量断崖式萎缩而走向消亡的国家，会是哪一个？早在2006年，牛津大学人口学权威大卫·科尔曼教授便给出明确判断——韩国。

这并非夸张渲染，而是基于严谨模型推演得出的严肃预警：韩国极有可能成为全球首个因总和生育率长期塌陷、人口自然更替彻底失衡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现代国家。

当下，韩国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已滑入深度冰点，低生育困局持续加剧，政府高层频频召开专项会议，密集推出干预方案，相关动态迅速登上多国主流媒体头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觉。

明明坐拥世界前十的经济体量与顶尖基础设施，为何连组建家庭、抚育后代这样基本的生命延续行为，都成了年轻人遥不可及的奢望？韩国倾尽全力的“促生”行动，真能扭转这场静默却致命的人口坍塌吗？

不止“不想生”，是“真的生不起、生不动”

在言叔看来，韩国青年对生育的普遍回避，绝非源于懈怠或利己主义，而是多重现实重压叠加下的理性退守——不是不愿担起责任，而是客观条件已不允许他们承担这份责任。

韩国总和生育率常年盘踞全球倒数第一，2023年跌至惊人的0.72；2024年虽微升至0.75，仍不足人口代际平衡线2.1的一半，差距悬殊。

由此带来的是触目惊心的人口赤字：每年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出十余万，人口自然减少早已固化为年度常态。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整个东亚区域均深陷低生育泥潭，没有任何一个发达经济体的生育率突破1.2大关。日本最新数据为1.15，人口已连续16年负增长，趋势未见拐点。

常有人将低生育简单归因为“越富裕越不愿生”，但该论断经不起实证检验。

反观欧美与北欧诸国，同样处于高收入、高福利阶段，生育率却稳定维持在1.6至1.8区间；瑞典与挪威双双保持在1.7左右；法国人均GDP超4万美元，生育率仍达1.56，显著高于韩国水平。

韩国生育困局的深层症结，在于出口驱动型工业化所催生的“双重挤压机制”。

为维系全球市场竞争力，国内生产成本被系统性压至极限，劳动者薪资增长严重滞后，加班文化却愈演愈烈。

韩国人年均工时稳居发达国家前列，而日均睡眠时间则常年垫底全球榜单；加之三星、现代等巨型财阀掌控核心资源与上升通道，普通职场人收入增长缓慢、职业前景受限，根本无力储备生育所需的经济基础与心理资本。

与此同时，社会竞争强度持续升级，教育内卷早已从中学前移至幼儿园阶段，一代代年轻人自幼便被裹挟进高强度比拼轨道，成年后更是疲于应对生存压力，既无闲暇也无信心开启育儿人生。

韩国低生育态势并非近年突变，而是多年累积、加速恶化的结构性危机。

2023年第四季度，其总和生育率一度探至0.65的历史极值，全年新生儿仅22.997万人，较2022年的24.9万再降近两万，两项指标同步刷新最低纪录。

全国人口总量已于2020年触及5184万峰值，此后逐年下滑，死亡人数连续多年超越出生人数，人口结构由“增长型”正式转入“萎缩型”轨道。

权威机构预测，至2074年，韩国总人口将萎缩至约3620万，其中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逼近50%，全社会将全面迈入深度超老龄化阶段。

邻国日本形势同样严峻。2023年新生儿数量仅为75.8631万人，同比下滑5.1%，再创有统计以来新低；预计全年总和生育率将跌破2022年的1.26，继续下探。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新生儿数量已连续八年递减，本土户籍新生儿仅约70万人，其余依赖外籍配偶生育，自主繁衍能力持续弱化。

婚育延迟与终身不婚现象的大面积蔓延，进一步加剧了人口断层风险。2022年韩国登记结婚新人刚过100万对，2023年预计跌破百万大关，其中首次缔结婚姻且尚无子女的夫妇比例高达46%。

日本情况更为紧迫，2023年结婚登记总数不足49万对，系二战结束以来首次跌破50万门槛。

更关键的是，日韩两国非婚生育率均徘徊在2%左右，婚姻几乎等同于生育前置条件，青年人拒婚即等于拒育，政策干预空间被极度压缩。

性别角色失衡正成为压垮生育意愿的最后一根杠杆。

尽管女性受教育程度与职场参与率持续攀升，育儿责任与家务劳动仍高度集中于女性肩头，男性家庭参与度长期低迷，“形婚实独”已成为韩国都市家庭的普遍生态。

更令人心寒的是，韩国女性一旦生育，大概率面临职业中断或晋升停滞——产假归来后岗位被替代、绩效评估被边缘化、管理岗机会被系统性排除，这种制度性排斥让无数女性主动选择推迟甚至放弃生育计划。

天文数字般的教育投入，也成为横亘在年轻父母面前的现实高墙。

韩国教育军备竞赛之激烈举世罕见，大量儿童四岁起便进入全科补习体系，数学、英语、钢琴、编程轮番上阵，家长唯恐孩子在起跑线之后喘息半秒。

2022年官方统计显示，全国小初高中生中78.3%参与课外辅导，平均每名学生每月在私立教育支出达41万韩元（折合人民币约2260元），相当于普通双职工家庭月收入的1/5至1/4。

这笔刚性开支如影随形，不断强化着“养不起、不敢生”的集体焦虑。

事实上，日韩两国政府早于二十年前便启动“促生工程”，陆续实施育儿津贴倍增、托育学位扩容、高校学费减免等组合政策。

韩国过去十六年累计投入财政资金逾2000亿美元；日本儿童保育预算占GDP比重已达2%，规模位居OECD国家前列。然而收效甚微，政策边际效益持续衰减。

联合国人口基金专家指出，现有措施大多聚焦于育儿成本分摊，却未能破解女性职业发展与家庭照料之间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因此难以真正激活生育内生动力。

人口危机全面爆发

韩国生育率的崩塌，并非突发性事件，而是一场历时十余年、层层加码的系统性衰退。

自2016年起，生育率连续八年下滑；2018年历史性跌破1.0警戒线，标志着其正式坠入“低生育陷阱”——一旦滑入该区间，自我强化机制便会自动启动，逆转难度呈指数级上升。

晚婚潮、不婚族、少子化、老龄化彼此咬合，形成“人口萎缩→劳动力萎缩→社保承压→个体负担加重→生育意愿再降”的闭环锁链，且每一轮循环都在加速收紧。

言叔观察到，早期韩国政府的促生策略多停留在道德倡导层面，如发布《幸福家庭白皮书》、组织“婚恋促进周”等活动，完全脱离青年真实生存语境，不仅未能提振信心，反而激化了代际对立情绪。

如今韩国社交平台热搜榜上，“丁克生活指南”“宠物即家人”“一个人的婚礼”等话题频繁登顶，越来越多青年以个性化生活方式重构人生价值，用沉默抵抗结构性压力。

2024年，韩国低生育危机终于迎来临界点。前总统尹锡悦在国情咨文中直言：“若无法遏制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趋势，韩国终将面临人口归零的终极风险。”

并首次以总统令形式宣布“国家进入人口紧急状态”，此举震动全球舆论场，标志着韩国已将人口存续问题提升至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启动最高规格响应机制。

尹锡悦在内阁会议上坦承，过去十六年投入的超2000亿美元公共资金，尚未换来生育率的实质性回升。

无独有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于2023年公开承诺，将以“预算翻倍”力度推进少子化对策，但截至2024年中，其生育率仍在惯性下滑通道中运行。

国家急了！“真金白银”催生

历经多轮政策试错后，韩国政府终于摒弃空泛倡议，转向以可量化、可兑现、可感知的实质性支持，直击青年生育痛点。

在言叔看来，真正有效的促生路径，从来不是口号动员，而是通过精准资源配置、制度性减负与跨部门协同，切实降低生育的综合成本。

韩国此次战略转向，或是打破低生育僵局的关键破局点，但政策落地效能仍有待时间验证。

尹锡悦宣布人口紧急状态的同时，同步启动三项核心举措：首当其冲，成立直属总统办公室的“人口战略企划部”，统筹制定覆盖低生育应对、老龄社会转型及多元移民融合的十年期国家战略框架，凸显顶层设计决心。

其实，韩国并非缺乏可参照的成熟范本。中国广东省的实践路径，极具镜鉴价值。

据第一财经2026年1月14日报道，作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广东2024年出生人口达113万人，连续七年领跑全国，更是全国唯一连续五年出生人口稳定超百万的省级行政区。

尤为震撼的是，广东单年新生儿数量已超过上海、江苏、浙江三地总和，占全国出生总量的11.8%——即全国每诞生9个婴儿，就有1个出生于广东。

广东之所以能长期维持相对健康的人口结构，核心在于构建了覆盖“孕—产—育—教”全周期的立体化支持网络。

在基层治理层面，东莞石美社区、常平漱新村等地率先推行阶梯式现金激励：二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贴1万至2万元，三孩家庭奖励2万至3万元，真金白银直接缓解生育初期经济压力。

企业端亦深度参与，小鹏汽车设立“家庭成长基金”，侨银股份推出“育儿无忧计划”，涵盖分娩礼金、奶粉纸尿裤季度报销、子女教育分期补贴等，政企合力打造可持续扶持生态。

叠加岭南地区深厚的家族观念、普惠型托育服务覆盖率超85%、保障性租赁住房向多孩家庭优先配租、重点产业岗位向育儿女性定向倾斜等配套举措，广东已形成“文化认同+制度托底+经济减负+服务支撑”的四维促生模式，堪称东亚地区最具实效的生育友好型样板，值得韩国深入研究与本土化借鉴。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言叔认为，若韩国低生育趋势长期得不到扭转，其后果将远超人口数字萎缩本身，而是触发一场覆盖经济动能、社会结构、国家竞争力的系统性降速危机。

从最直观层面看，人口规模收缩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即便生育率在未来十年稳定于0.65，韩国人口仍将不可逆下行，2074年总人口预计萎缩至3620万，老年人口占比逼近50%，社会运转逻辑将彻底重构。

届时，人口学家当年的预言或将应验：韩国或将成为人类现代国家形态中，首个因自然生育断绝而走向消亡的主权实体——这不是文学修辞，而是基于精算模型的严肃推演。

劳动力供给的持续萎缩，将直接冲击韩国经济命脉。作为典型外向型经济体，其制造业优势高度依赖充沛、稳定、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一旦适龄劳动人口加速流失，不仅大型财阀扩张受限，数以十万计的中小企业更将面临招工难、留人难、传承难的三重生存危机。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社会保障体系承压加剧：养老金支付缺口扩大、全民医保基金吃紧、长期护理服务供不应求，GDP增速中枢或将永久性下移，陷入“低增长—高负债—强征税—弱消费”的恶性螺旋。

而为填补人口缺口所追加的万亿级财政投入，亦将加剧政府债务风险，挤压其他民生领域投入空间。

人口结构畸变还将引发公共资源错配的悖论式困境：一方面老年医疗需求激增导致病床紧张、医护短缺；另一方面学龄人口锐减造成大量中小学闲置、教师冗余，教育资源出现“一边抢破头、一边招不满”的割裂景象。

社会整体活力亦将不可逆衰减，“内卷”与“缺人”并存的荒诞局面将持续加剧——年轻人既要面对更激烈的职场竞争，又要承担更沉重的养老缴费义务，生存张力达到临界阈值。

对韩国青年而言，短期阵痛难以避免，但中长期或蕴藏转机。若本轮新政能扎实落地，切实降低住房成本、缩短工时、拓宽职业母亲晋升通道，生育意愿有望出现温和修复。

反之，若政策流于形式，劳动力缺口持续扩大，年轻一代将被迫背负更沉重的代际转移负担：更高的个人所得税率、更长的法定退休年龄、更少的公共服务可及性。这种“越挣扎越无力、越无力越退缩”的负向循环，或将彻底固化为韩国社会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