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任州长，为延边引进了苹果梨，享年61岁

你敢信吗？一个生于俄罗斯、祖籍朝鲜的“外籍人”，却把一生都赌在了中国延边，从颠沛流离的孤儿，活成了这片土地的“定海神针”。他没读过多少书，没说过豪言壮语，手握重权却住平房、穿旧衣，遭迫害却不低头，直到离世，心里装的还是乡亲们的一口饭、一颗果。

他叫朱德海，原名吴基涉，1911年生于俄罗斯远东双城子的一个朝鲜族贫苦家庭。那是个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年代，朝鲜战乱不断，俄国动荡不安，朝鲜族百姓像风中浮萍，走到哪里都要受欺压、遭白眼。他的祖父为了活命，带着全家从朝鲜会宁郡逃到俄国种地，起早贪黑一辈子，到头来还是食不果腹、任人宰割。

1920年，9岁的朱德海跟着祖父，踏上了前往中国吉林和龙的路途——这一路，他们徒步跋涉近千里，风餐露宿，饿了便啃几口干硬的干粮，渴了就饮路边的积雪融水。年幼的朱德海，亲眼见过祖父因劳累过度咳血不止，见过同行的乡亲们冻僵在茫茫雪地里，也见过边境线上流离失所的同胞眼中，那化不开的绝望。

这段颠沛流离的经历，如同一颗种子，悄然埋在了他的心底。他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从不说“苦难”二字，只淡淡道一句“我见过太多人想活下去，却求而不得”——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共情，成了他此后一生恤民、为民的底色。

放牛娃网图

定居和龙后，家里的日子依旧清贫。朱德海勉强读了几年小学，便不得不辍学放牛、种地，帮家里分担生计。可他从未放弃读书的念头，哪怕是放牛时，也会捡来别人丢弃的旧课本，在牛背上偷偷翻看；哪怕是种地歇息的间隙，也会拉着村里的文化人，问东问西、求知若渴。小学课本里“孙中山”“三民主义”这些新名词，在他心里悄悄种下了“报效国家、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种子。那时的他，或许不懂什么是革命，不懂什么是信仰，只凭着一股朴素的执念，认定“不能再让乡亲们受穷、受欺负”。

17岁那年，朱德海加入高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从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很多人不知道，他最初投身革命，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一个最简单朴素的愿望：让和龙的乡亲们，能吃饱饭、穿暖衣，能安安稳稳地种地、过日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东北大地，延边也未能幸免。当时，20岁的朱德海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与延边这片土地的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再也未曾分开。

鲜为人知的是，在东北抗联的岁月里，朱德海曾当过一段“地下交通员”，专门负责传递情报。那时的东北，到处都是日军的岗哨，草木皆兵，稍有不慎便会人头落地。为了传递一份重要情报，他曾乔装成卖货郎，背着货箱，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徒步走了三天三夜，双脚冻得失去知觉，脚趾甲冻掉了好几颗，却始终把情报紧紧藏在货箱底部的夹层里——那里面，装着抗联部队的突围计划，装着上千名战士的性命。

有人问他，不怕死吗？他笑着答道：“怕，但我身后是乡亲们，是战友们，我不能退。”那时的他，没有军衔，没有官职，只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却用最朴素的坚守，诠释了“忠诚”二字沉甸甸的重量。

1936年，组织派他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这是他第一次走出东北，走出边疆。在莫斯科的日子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军事知识，每天学到深夜，哪怕语言不通、生活习惯迥异，也从未有过半分懈怠。有人劝他，留在莫斯科，条件更好、更安全，可他始终记得，延边的乡亲们还在受苦，东北的抗日斗争还在继续，他不能停下脚步。

1939年，朱德海毅然放弃莫斯科的舒适条件，辗转回到延安，先后担任八路军三五九旅八团特务连指导员、供给处指导员，后来又参与筹建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任校党委委员、总务处长。在延安的日子里，他依旧保持着边疆儿女的朴实与坚韧，别人嫌总务工作琐碎、辛苦，他却做得一丝不苟——给学员们安排食宿，调配物资，修理校舍，哪怕是一盏油灯、一张床铺，他都要亲自检查，生怕学员们受半点委屈。

很多人不解，一个能在抗联里出生入死的战士，为何愿意沉下心来做这些琐碎的后勤工作？朱德海的回答很简单：“革命不分高低，能为战友们、为革命做一点事，就值得。”这份不慕名利、务实肯干的性子，贯穿了他的一生，也成了他后来主政延边、创办延大的核心底色。

日本投降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延边大地也终于迎来了新生。可此时的延边，并非一片祥和——土匪横行，物价飞涨，百姓流离失所，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时有发生，这片百废待兴的土地上，满是疮痍与迷茫。

34岁的朱德海，随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开赴东北，奉命前往延边，肩负起“消灭土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重任。临行前，组织找他谈话，告知他延边情况复杂、任务艰巨，他只掷地有声地说了一句话：“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守住延边，守住乡亲们。”

初到延边，朱德海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便是剿匪。那时的延边，土匪势力猖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们敢怒而不敢言。更棘手的是，这些土匪大多熟悉地形，又勾结了一些反动势力，剿匪工作异常艰难。

鲜为人知的是，朱德海并没有一开始就贸然出兵，而是深入民间，走访乡亲们，一点点摸清土匪的行踪与习性。他脱下军装，换上朝鲜族的传统服饰，住进乡亲们的家里，和乡亲们一起吃饭、种地，耐心倾听他们被土匪欺压的苦难。有一次，他走访一位朝鲜族老人，老人告诉他，土匪头目常常在深夜到附近的村子里抢粮食，而且每次都只带少量手下，用以麻痹村民。

剿匪网图

掌握了土匪的行踪后，朱德海制定了“诱敌深入、逐个歼灭”的计划。他亲自带队，乔装成村民，埋伏在土匪必经之路的山林里，整整埋伏了两天两夜，终于在第三天深夜，等来了前来劫掠的土匪。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哪怕手臂被土匪的子弹擦伤，也丝毫没有退缩。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土匪被全部歼灭，头目被活捉。

这场战斗，不仅消灭了当地的土匪势力，更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与爱戴。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乡亲们主动加入到建政、生产的队伍中来，延边的局势，也渐渐稳定下来。

1948年4月，朱德海调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政部民族事务处处长，专门负责民族工作。那时的延边，居住着朝鲜族、汉族、满族等多个民族，由于语言、习俗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朱德海深知，民族团结，是延边发展的根基——若是民族之间不团结，哪怕经济再发展，百姓也过不上安稳日子。

他率先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互帮互助，共同发展”的理念，亲自走访各个民族的村落，调解民族矛盾。有一次，朝鲜族和汉族村民因为土地边界问题发生争执，双方剑拔弩张，眼看就要动手。朱德海得知消息后，立刻赶到现场，没有批评任何一方，只是坐在乡亲们中间，耐心倾听每一个人的诉求。

他用朝鲜族和汉族两种语言，分别给乡亲们讲道理：“我们都是延边的主人，都是一家人，土地是用来种粮食的，不是用来吵架的。今天你们争来争去，伤了和气，也误了种地，得不偿失啊。”他还主动提出，亲自丈量土地，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划分边界，最终妥善解决了双方的矛盾。

为了促进民族团结，朱德海还提议，将每年的9月定为“民族团结宣传月”，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民族文化交流等活动，让各个民族的乡亲们，多接触、多了解、多包容。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延边民族团结的重要象征。如今的延边，连续四次被国务院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少数民族干部占全州干部总数的45%，高于所占人口比例8.5个百分点，这份成就的背后，离不开朱德海当年的远见与实干。

1949年3月，朱德海被任命为吉林省延边公署专员、中共延边地委书记；仅仅一个月后，他又多了一个身份——延边大学首任校长。38岁的他身兼数职，肩上的担子，愈发沉重。

很多人不知道，创办延边大学，并非组织交给的“额外任务”，而是朱德海主动向组织提出的请求。那时的延边，文化教育极度落后，整个延边地区，没有一所高等学府，很多朝鲜族青年，哪怕成绩再好，也没有机会上大学，只能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朱德海深知，教育是兴州之本，是培养人才、改变延边命运的关键——只有让更多的延边青年读书识字、掌握知识，延边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延大

创办延大的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没有校舍，他就把延边师范学校的旧校舍腾出来，简单修缮后，当作延大的教学楼；没有师资，他就亲自前往北京、上海、长春等地，登门邀请专家、学者前来任教，哪怕放下身段、再三恳求，也从未放弃；没有经费，他就带头节约开支，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补贴学校经费，甚至发动干部、群众，一起为学校捐款、捐物。

鲜为人知的是，延大创办初期，还面临着“语言不通”的难题——很多汉族教师不会说朝鲜语，很多朝鲜族学生不会说汉语，教学工作难以顺利开展。朱德海得知后，立刻制定了“双语教学”的方案，要求汉族教师学习朝鲜语，朝鲜族教师学习汉语，同时开设语言课程，帮助学生们克服语言障碍。

他还经常到学校，和学生们一起上课、一起吃饭，鼓励学生们努力学习，将来报效祖国、建设延边。有一次，他看到一个朝鲜族学生，因为家里贫穷买不起课本，就在课堂上偷偷抄写，手指冻得通红。朱德海心里一阵发酸，立刻把自己的笔记本送给了那个学生，还拿出自己的工资，给困难学生们买了课本和文具。他对学生们说：“我小时候，连课本都买不起，你们现在有机会读书，一定要珍惜，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延边大学逐渐走上正轨，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高等学府之一。1958年8月，学校分立为延边大学、延边医学院、延边农学院、延边工学院，形成了涵盖文、理、医、农、工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高校体系，为延边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后来成为延边建设的中坚力量，遍布延边的各行各业，用知识和汗水，延续着朱德海的初心。

而朱德海，作为延大的首任校长，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虽身兼数职、工作繁忙，却始终坚持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哪怕到了深夜，也会批改学校的文件，牵挂着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直到后来被调到省里工作，他也依然牵挂着延大的发展，经常回到学校，看看师生们，为学校的发展出谋划策。

1952年9月3日，对于延边人民来说，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正式成立，朱德海当选为区委书记、自治区主席；1955年12月，自治区改为自治州，他又当选为州委第一书记、州长，同时兼任延边军分区第一政委、州政协主席，后来还担任了吉林省副省长、省委常委，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此时的朱德海，已然成为延边的“领头人”，手握重权，却始终保持着朴素的作风——他住的是普通平房，穿的是洗得发白的衣服，吃的是粗茶淡饭，从来没有搞过特殊化。他常对身边的人说：“我是延边人民的儿子，是乡亲们选出来的领头人，我不能辜负乡亲们的信任，不能对不起这片土地。”

主政延边的17年里，朱德海做的每一件事，都围绕着“为民”二字；他的每一个决策，都藏着对延边人民的深情。

苹果梨

在延边，几乎所有的老人都记得，朱德海带过来的“苹果梨”。鲜为人知的是，建国初期，延边气候寒冷，不适合种植水果，乡亲们祖祖辈辈，都吃不到自产的水果，只能偶尔吃到从外地运来的、价格昂贵的水果。朱德海得知后，心里十分着急——他觉得，乡亲们辛辛苦苦劳作，连一口新鲜的水果都吃不上，这是他这个“领头人”的失职。

为了让乡亲们能吃到自产的水果，朱德海四处打听，得知有一种苹果梨，耐寒、耐旱，适合在延边的气候条件下生长。他立刻派人前往外地引进苹果梨树苗，还亲自带队，走遍各个村子，指导乡亲们种植苹果梨。

刚开始，很多乡亲们不愿意种植——他们觉得，延边从来没有种过水果，肯定种不活，还浪费土地和时间。朱德海没有强迫乡亲们，而是在自己的院子里，亲手种了一片苹果梨树苗，每天浇水、施肥、修剪，精心照料。他还邀请乡亲们到自己的院子里，观看苹果梨的生长情况，给他们讲解种植技术，轻声说道：“只要我们用心种植，一定能种活苹果梨，将来，我们不仅能自己吃，还能卖到外地，增加收入。”

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开始种植苹果梨。朱德海还专门成立了苹果梨种植合作社，邀请农业专家，为乡亲们提供技术指导，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经过几年的努力，延边的苹果梨终于获得了丰收——黄澄澄的苹果梨，甜脆可口、产量颇高，不仅解决了乡亲们吃水果的问题，还成为了延边的特色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直到今天，延边的苹果梨园依旧枝繁叶茂，每到丰收季节，黄澄澄的苹果梨挂满枝头，乡亲们采摘苹果梨的时候，总会想起朱德海——想起他当年，为了让乡亲们能吃到自产的水果，四处奔波、费心费力的样子。苹果梨的甜，早已融入了延边人的生活，也融入了延边人对朱德海的思念与敬仰之中。

除了引进苹果梨，朱德海还在延边大力发展农业、工业、交通、水利等事业，每一项事业，都凝聚着他的心血，都离不开他的实干。

在农业方面，他带领延边人民，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彻底改变了延边农业落后的面貌。那时的延边，很多地方都是盐碱地，种不出庄稼，乡亲们只能靠天吃饭。朱德海得知后，亲自带队，深入各个村落，考察土地情况，制定水利建设计划。他带领乡亲们，修建了多条水渠，引河水灌溉农田，改良盐碱地，让一片片荒芜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良田。经过几年的努力，延边的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乡亲们终于能吃饱饭、穿暖衣，再也不用过流离失所、忍饥挨饿的日子。

在工业方面，他带领延边人民，创办了延边卷烟厂、延边纺织厂、延边机械厂等多个工厂，让延边的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这些工厂，不仅解决了延边人民的就业问题，还带动了延边经济的发展，让延边百姓有了更多的收入来源。鲜为人知的是，创办这些工厂时，资金、技术都十分匮乏，朱德海亲自前往长春、沈阳等地，争取资金和技术支持，还经常到工厂，和工人们一起劳动，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有一次，延边机械厂的一台机器出现故障，无法正常生产，工人们急得团团转。朱德海得知后，立刻赶到工厂，和工人们一起，熬夜排查故障，直到第二天凌晨，终于把机器修好了。看着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工人们都十分感动，纷纷表示，一定要努力工作，不辜负老书记的期望。

在交通方面，他带领延边人民，劈山修路、架桥铺路，修建了多条公路、铁路，彻底打通了延边与外界的联系。那时的延边，交通闭塞，山路崎岖，乡亲们出行十分不便，货物运输也异常困难。朱德海深知，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命脉，只有打通交通，延边才能真正发展起来。他带领乡亲们，克服重重困难，修建了延边第一条公路、第一条铁路。这些公路、铁路，不仅方便了乡亲们的出行，还促进了延边的物资流通和经济发展，让延边的特色产品能更方便地运往外地，让外界能更好地了解延边。

很多人说，朱德海主政延边的17年，是延边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17年，是延边人民最幸福、最安稳的17年。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从满目疮痍到欣欣向荣，从流离失所到安居乐业，从交通闭塞到四通八达，延边的每一点变化，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朱德海的心血与付出。

而朱德海，始终保持着务实肯干、亲民爱民的作风。他经常深入民间，走访乡亲们，了解他们的诉求，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他走到哪里，就把温暖带到哪里；他关心每一个乡亲，牵挂每一个家庭。有一次，延边遭遇特大暴雨，很多村子被洪水淹没，乡亲们的房屋被冲毁，粮食被冲走，流离失所。朱德海得知消息后，立刻赶到灾区，亲自指挥救灾工作。他跳进齐腰深的洪水里，和救援人员一起，抢救乡亲们的生命和财产，连续几天几夜没有休息，眼睛熬得通红，嗓子喊得沙哑。他还亲自给乡亲们送去粮食、衣物和药品，轻声安慰道：“大家不要怕，有党和政府在，有我在，我们一定会重建家园，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在灾区，他看到一位老人因失去家园而伤心欲绝，便坐在老人身边，紧紧握着老人的手，耐心安慰，还亲自给老人端水、喂饭。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拉着他的手说：“老书记，你真是我们的活菩萨啊，没有你，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朱德海笑着答道：“大娘，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是延边人民的儿子，我不能让乡亲们受委屈。”

大暴雨网图

这样的故事，在朱德海的一生中，还有很多很多。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誓言，却用一件件平凡的小事，温暖着每一位延边人民的心；他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没有颐指气使的态度，却用自己的实干与坚守，赢得了每一位延边人民的信任与爱戴。

1966年，“文革”爆发，一场突如其来的风雨，席卷了整个中国，也席卷了延边。朱德海，这位为延边奉献了一生的老书记、老校长，遭到了无情的迫害。

鲜为人知的是，朱德海遭到迫害的缘由，竟与长白山领土问题有关——红卫兵无理取闹，诬陷他“出卖长白山领土”，对他进行无休止的批斗与折磨。那时的他，已经55岁，身体早已不如从前，却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与摧残。但他始终没有屈服，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始终坚信，党和人民，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

就在朱德海陷入绝境之际，周总理得知了他的遭遇，十分重视，明确表态：“朱德海是好同志”，并立刻指示当时的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吉林省省委书记赵林等人，前往延边，保护朱德海同志。

周总理

马明方等人接到总理的指示后，立刻赶赴延边，召开州委常委会议，明确宣布：“我们这次是奉周总理的指示，专程到延边来的，中央认为朱德海是好同志，要让他站出来，和群众一起，搞好文化大革命。”随后，马明方还留在延边，召集群众代表座谈，希望他们尊重朱德海同志，不要再对他进行批斗。

在周总理的保护下，朱德海暂时摆脱了批斗的折磨，但他的处境，依然十分艰难。1969年，他还是被迫下放到湖北的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在农场的日子里，他虽然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身体也日渐衰弱，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没有忘记延边的乡亲们，没有忘记延边的发展。他在农场里，一边劳动，一边默默思考着延边的未来，一边牵挂着延大的师生们。

鲜为人知的是，在湖北农场劳动期间，朱德海依然保持着学习的习惯，每天都会阅读报纸、书籍，关注国家的形势，关注延边的变化。有一次，他收到了延大师生们寄来的信，信中，师生们向他诉说了延大的近况，诉说了对他的思念。朱德海捧着信，热泪盈眶，他立刻给师生们回信，鼓励他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好好读书、好好工作，不要辜负他的期望，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长期的折磨与劳累，让朱德海的身体越来越差。他患上了多种疾病，却得不到良好的治疗，身体日渐消瘦。但他始终没有抱怨，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始终坚信，黑暗总会过去，光明总会到来。

1972年7月3日，这位为延边奉献了一生的老书记、老校长，在湖北农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61岁。他走的时候，没有惊天动地的仪式，没有太多的亲人陪伴，只有一身洗得发白的衣服，一本翻得卷边的笔记本，还有心中那份未完成的、建设延边的心愿。

他走后，延边人民悲痛万分，很多乡亲们自发地来到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缅怀他、纪念他；延大的师生们，也自发地举行追悼会，悼念他们敬爱的老校长。

直到1985年，中共延边自治州州委作出决定，为朱德海平反，恢复名誉，还他一个清白。1986年，朱德海纪念碑在延吉落成，延吉市委、市政府投资260万元，重新修缮了纪念碑，这里松涛阵阵、景色宜人，每年都有不少学生、市民自发地来到这里，参观、献花，缅怀这位为延边奉献了一生的先驱者。

后来，延边人民为他重修了故居，在延吉市中心的阿里郎广场，为他铸起了一座3米多高的铜铸雕像，还把他奋斗的一生，编演成话剧、绘制成画册，以此表达对他的爱戴与怀念之情。2012年8月28日，在朱德海逝世40周年之际，成千上万的延边群众，自发来到广场，瞻仰他的铜像，默哀、献花，以无声的心语，表达对这位人民公仆的敬仰之情。

以赤子之心赴乱世之约，以实干之力筑边疆之安，朱德海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一言一行中，写满了忠诚与奉献；没有慷慨激昂的誓言，却在用一生的坚守，兑现了对人民的承诺，他的精神，如长白山的青松，苍劲挺拔，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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