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婉婷，“贪腐女儿”能靠爱国翻红吗？

她选择了第三条路：一边在海外享用赃款红利，一边隔空表演亲情与“冤屈”，一边又想在时机合适时，回国收割曾经的粉丝红利。

前文回顾：B站当家花旦怎么翻车了

2026年2月21日，消失于中国互联网多年的曲婉婷，换上了一件新皮肤，悄然归来。

她的抖音账号认证为“原创音乐人”，IP属地：江苏。视频里，她身着鲜艳的、绣着“中国”字样的红色运动服，弹着吉他，笑意盈盈地向屏幕拜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紧接着宣布：新专辑7月上线，预售通道已开。

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爱国策展。

红色，是春节的颜色，也是国旗的颜色。“中国”字样，是对身份的再次宣示，也是对被海外标签化的对冲。春节，是游子归乡、阖家团圆的时刻，她选择此刻出现，完成了一次完美的“情感嫁接”——试图用最温暖的文化符号，包裹最冰冷的现实。

这并非首次。早在母亲张明杰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后，曲婉婷就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发过手持五星红旗的照片。旗帜，成了她最便利的护身符；爱国情怀，成了她最廉价的美颜滤镜。

策略堪称精妙。

她先将一个极度敏感的贪腐关联者身份，折叠进一个看似无害的海外游子人设里。

再通过爱国与怀旧（弹唱老歌）的双重叙事，尝试唤醒公众对她的音乐记忆，稀释对其道德瑕疵的追责。

这套剧本，她写得很熟练。

只是，在加拿大的豪宅里，用赃款供养的艺术人生中，这一次她低估了看客的记忆力。

不到48小时，账号清零，销声匿迹。这件中国红新衣，一捅就破。她的归国生意，还没开张，就已破产。详见：曲婉婷勇闯抖音，没活过4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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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声音，小心翼翼地探问：母亲犯罪，女儿承受如此汹涌的舆论连坐，是否公平？

这不是连坐。

法律上的“连坐”（株连）早已被现代文明摒弃。曲婉婷未被刑事起诉，她承受的，是社会舆论的审判与市场选择的抛弃。

而这一切的源头，并非她的血缘，而是她清晰、持续、且毫无悔意的选择。

她是直接且巨大的利益既得者。

根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黑01刑初85号判决书认定，其母张明杰贪污、滥用职权造成公共财产损失超过2.3亿元，其中包含556名国企职工的安置费。

中纪委网站文章称，腐败分子“攫取大量不义之财，满足亲属子女奢靡生活”。

曲婉婷16岁起留学加拿大顶级音乐学院，年学费高达20万加元，其在温哥华的豪宅、名车、奢侈的音乐事业启动资金，均源于此。她本人那句著名的“她给了我最好的生活”，算是亲口认证了吧。

她是母亲罪行的公开辩护者与美化者。

在母亲被调查、审判的漫长岁月里，曲婉婷的选择不是配合调查、退还赃款、抚慰受害者，而是长期滞留海外，在社交媒体上扮演“云孝女”。

她称母亲是“英雄”（2015年采访），在母亲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后，仍发文暗示“相信正义”、“等待最好的安排”（2021年）。

她喊冤次数足够多，这对566个受害家庭伤口的二次撒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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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婉婷从未切割，也从未赎罪。

法律给了她切割的机会——主动退还涉案资产，配合追赃。道德给了她赎罪的路径，向那些在寒冬中失去取暖费、医疗费的工人家庭道歉。

她两者皆未选。她选择了第三条路：一边在海外享用赃款红利，一边隔空表演亲情与“冤屈”，一边又想在时机合适时，回国收割曾经的粉丝红利。

贪腐的既得利益者+拒不退赃的逃避者+为罪行涂脂抹粉的辩护者”，这是曲婉婷三位一体的、主动选择的形象。

祸不及子女的前提，是惠不及子女。她既已享尽“惠”，便无法逃脱“祸”所带来的道德反噬。

在公共空间，任何言论和行为都需接受反馈。

当她选择用赃款铺就艺术道路，用社交媒体为贪腐母亲张目时，她就主动走进了公共舆论的场域。

在这里，法律的归法律，舆论的归舆论，市场的归市场。法律未制裁她，但舆论有权厌恶她，市场有权拒绝她。

这不是连坐，这是一个社会基于最基本是非观和正义感的集体免疫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