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女性，将“脑瘫”的我托举进本科 | 人间

也许如母亲所说：“这个世界不可能为你改变。”我的境遇仿佛成了恶性循环，只能默默等待一寸光出现。

配图 | 《滚蛋吧！肿瘤君》剧照

被确诊为“脑性瘫痪”的我，从幼年起就背负着“证明自己不傻”的沉重使命，回顾我的整个求学之路，是在系统的缝隙中寻找自己的一隅之地，也是与社会偏见的漫长对抗。

我遇到过所谓的“好的”老师，也遇到过所谓的“不好的”老师，如今我对他们每个人都心存感激。我也终于明白，真正的教育不是降低标准，而是为一个人找到属于自己的、抵达标准的路径。这是一场关于人的尊严如何被剥夺，又如何被找回的路。这场师恩，也不是“润物细无声”，而是一场我人生的“地动山摇”。

“你要好好学习，不要让别人觉得你是傻子。你要多跟别人说话，证明你不是傻子。”母亲这两句朴素的叮嘱，成了我此生必须挣脱的枷锁。

这一切的起点，源于一个医学名词——脑性瘫痪，它的名字让不少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我的智力有问题，但其实这是一种运动神经障碍，会全面影响人体的运动功能，医疗手段能改善的很有限，几乎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

我无法控制好自己的身体，尤其是下肢，我不能站立、独自行走，基本丧失了自理能力，我的右肢也极度僵硬，右手是无法展开的，日常起居都需要母亲24小时照顾。

这个疾病，一方面让我丧失了自理能力，一方面，它让我成为了别人眼里的“弱智”，我需要用无数场考试、无数次证明去推翻这样的"社会判决"。

2007年的时候，我五岁，一家人住在广州，父母第一次尝试让我在集体中接受教育。我们先去了离家最近的幼儿园，我在那里待过几天，可老师需要看护的孩子太多了，无法再抽出精力管我，园方认为我终究与他们不同，劝退了我。

后来，父母打听到了一家私人开设的私塾，他们一致认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对我启蒙，就把我送去了那里，私塾里面学生很少，师父可以照顾我的日常。

私塾里的生活极其简单，每天从早到晚由师父带领着五六个学龄前的小朋友反复诵读四书五经：“巧言令色鲜矣仁……”却又仅仅是诵读，而从不解释那些古老的句子究竟都是什么意思，但这勾起了我对文言文的喜欢，这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方式着实迷人。

师父们会给我们灌输“小动物们都很可怜，我们不能吃它们”这样的素食理念，于是，中餐及晚餐时，所有的孩子都会在古琴奏响的音乐声中，把那没有一点油水的面条吃得干干净净，我就这样在这待一整天，父母也不能探视。

几个月后，父母怕我营养不良，便不再让我去了。据说在那之后不久，学堂就因为受其他家长举报而关停——因为克扣伙食，进一步查出无办学资质。此后，我一直往返医院进行康复训练，虽然说是康复训练，但只是让病情不再继续恶化，理论上是可能改善病情的，但是当时我的病情并没有改善。

后来我也没再去上学。母亲之前是小学老师，她就在家给我讲课，辅导我学习。

2010年，我八岁了，又该考虑念书的问题了，因为广州的学校有户籍规定，我无法在这入学，于是我们回到了家乡。

家乡普通小学的校长一见到我，就表示我不适合，他建议母亲把我送入特殊学校。无奈之下，母亲跟一个阿姨，带我去看了一眼特殊学校。我记不清特殊学校的具体环境了，只记得我看到一群与自己年纪相仿，却面部抽搐、口歪眼斜的孩子，内心被恐惧淹没。

他们开心地向我打招呼，口齿不清但却很热情，那时的我太小了，从来没有见过数量如此之多的，看上去有些“狰狞”的面孔。我重重地埋下头，不敢再多看一眼，甚至连那些孩子的说话声，都让我感到无所适从。

多年后我才明白，当这个世界向我展示这真实又最残忍的一面时，我那时还不懂什么是慈悲，只有本能的恐惧。

母亲和阿姨向院长描述我的情况，院长看了看我，无奈地表示，他们这里的孩子虽然情况各不相同，耳聋、目盲、智力受损……可又都具备基本的自理能力，对于像我这样丧失自理能力的孩子，他们不可能派专人照管，而且家长也不能陪读……如此一来，我无处可去。

阿姨不忍看我失学，拉着母亲带我去了教育局，有一个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特地和我单独聊天。最后定论，我完全可以进入镇上的普通小学上学。回到家的第二天，母亲接到了校长的电话，通知我入学。

就这样，我正式进入学校读一年级，开始了规范的求学之旅。多年后，我才偶然间得知，当时接待我的人，正是教育局局长。

我上学的时候，母亲就一直在学校附近等候，一般是每两节课去看我一下，过问一下我的需求。如果我有什么突然的不舒服，就会给她打电话。

家乡小学低年级的课业只有语文、数学，然而对我来讲已经是困难重重，我在课堂上表现认真，也积极回答老师的提问，但因为周身关节僵硬，而且只能使用左手握笔，导致写字的速度奇慢，必须要花比旁人多好几倍的时间来完成作业，老师对我比较包容，会说：“慢慢来。”我不愿落于人后，但成绩也只能排到中等。

我完全是抑制住8岁孩子的天性在学习，是一种自我的鞭笞，我没有时间玩乐，母亲日日夜夜都在强调：“不能让别人以为我是傻子。”她依然辅导我的课业，我也慢慢喜欢上学习，每掌握一个新知识，都由衷地感到快乐，与成绩无关，与旁人无关，只是单纯地享受收获。

虽然我还是不能在规定时间完整地答完题目，但因为准确率高，我的成绩稳步提升，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凭借成绩动摇了别人以为我是傻子的刻板印象。

2012年，我十岁，结束了一次手术矫正治疗，双脚打上石膏，我们在家乡的学校办了休学，决定回到广州休养一年，这期间，我在一所私立小学读二年级。

这所学校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行双语教学，我在这完成了英语的启蒙。老师们也都关照我，鼓励我参加学校的各种比赛。我依然记得，那时候全校的学生都是趴在课桌上午休的。一位老师在注意到我之后，特地在午休时间把自己的办公室空出来，让我能够平躺着休息。

而另一方面，我和同学们的相处显得不太顺利。那时我全身肌肉的紧张程度比现在高得多，如果身边突然出现较大的声响，我会像受到惊吓一样，因为肌肉紧张而整个人弹起来，同时伴随心率骤然上升。这是病理原因造成的，完全不受意识控制。

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出现这样的反应似乎很滑稽，同学们会故意制造这样的时刻，把椅子举起来，又狠狠地砸在地面上。看见我一次次无法控制地弹跳时，他们放声大笑，这对我是生理与心理的双重煎熬。

我将情况反映给父母和老师，老师只能口头教育，难以带来实质性改变。母亲每天会往返学校几趟，却也无法寸步不离。我尽可能地将自己与那些嘲笑隔离开来，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学习上，因而越发习惯了用更多的时间学习。

这个事情的终点，是当我在数学和英语竞赛中获奖，同学们渐渐发现我的优势，不再把我当成一个可以随意捉弄的对象，纷纷开始与我交流。后来，我考到班级第一，同学看我的眼神终于过滤掉了同情与嘲笑，转而变为了某种崇拜。这让年纪尚幼的我意识到：知识和成绩都是可以给我带来平等的东西。

2013年秋季，我休学离开广州的私立学校前往浙江求医，为康复寻找新的可能。2015年，父母分开了，我也再没接受治疗，回到家乡一心求学。我已十三岁，年龄偏大，老师建议跳过三年级直接进入四年级。

这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我却不能理解老师的授课方式。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语文试题的答案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不理解考试需要作文时为什么一定要默写背下的范文，不然就要受到处罚。此前我所在的学校，不会为了应试采用这般极端的手段，因此，我曾经极厌恶语文课。

同样令我困惑的是数学老师的解题思路常常与逻辑相悖，给出的答案也与标准答案不符。我感觉老师并不理解题意，就连简单的日期也会算错。她被指正后还会拒不承认，而我因为指出数学老师的错误而被她针对。

我的数学思维变得愈发混沌，无论我再怎么认真听，也理解不了题目背后的逻辑，数学世界的门冷漠地把我锁在了外面。

我也成了一个不被老师期待的学生，他们不约而同地放弃了我，拒绝回答我关于学习的问题，任由我独自摸索。积年日久，我也已经不再试图为自己辩解和争取了，不得不成为一个游离于集体之外的人。

让人松口气的是，在家乡的小镇上，英语试题的难度非常低。三年间我倚仗着从前的英语基础，始终能轻松快速地完成英语试题，在考试中获得满分的成绩，还曾因为当众指出考卷上的错误而引起了校领导的关注。同年级的同学会开玩笑，说多靠近我，能吸收“学霸的灵气”……

2018年，乡镇的小学会直升乡镇的初中，我也直升到了镇上的初中，我成绩排名很靠前，虽然当时的语文作文还是没有写完。

母亲依然每天6次往返，早晨、中午、晚自习。初中学习的困难日益凸显，试题量在增加，我的书写速度却不见提升，我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考试时无法答完题目的情况。

这使我的分数与实际能力相去甚远。我的任课老师常常预言我很快就跟不上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反应就是，所有的老师都默认我可以“摆烂”。这样，他们不必在我的学习上操心，也极少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他们对我的身体状况表示深切的同情，如果我在考试中表现尚可，会得到老师们的口头鼓励；如果我表现欠佳，他们的态度永远是：你还想要多好啊。可这些是否意味着我始终处于被动且弱势的地位呢？作为学生，这不应当被看作一种“优待”。

我曾经短暂地得到过一位英语老师的青睐，在这里称她为黄老师。在镇上的初中，学生们的英语基础一向较弱，对外语科目也不够重视。一堂课下来，只有我一个人回应老师。

我个人的学习进度往往超前于学校的教学进度，而当时所处的环境中，老师一般都不喜欢学生请教太多超出课堂范围的问题，因为这意味着需要课后额外辅导。

但黄老师不同，她对我提出的一些“不寻常的问题”是十分欣喜的，有时，她的板书出现错误，我指出，可以看见黄老师的眼里透出惊喜的光芒。有一次，我因为高烧整整请了一星期假。黄老师领着全班同学复习旧课，等到我返校，再上新课。我猜想，老师都很珍惜认真听课的学生吧。

她习惯了我每天都会至少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问，她会提醒我：“你今天还没有问问题呢，有什么需要问的吗？”每当她这样问时，我总能临时想到一些问题。这虽然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无疑促进了我的进步。

每次考试结束，我的答案被黄老师当作标准答案供同学们参考，那时，我习惯在课下给同学们讲解习题，不清楚的地方再请教老师。可仅一学期后，黄老师被调去带毕业班了。我的处境也开始变糟……

新换的英语老师并不喜欢我，尤其在一群人围着我，听我讲解习题的时候。当我向她提出疑问的时候，她会严厉地责怪我：“你是我们学校的高手，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弄不清楚吗？”而且，不允许我接触教材以外的一切英语。她说：“就是你总想着外面的才考不到满分……”

考试时写不完试题的情况无法避免，老师们也无法提供帮助。成绩始终不能体现实力，我很迷茫、痛苦。

2019年的春节，我通过直播网课认识了张老师。她的语文课充满了人文气息，全然不是我所知的应试教育的样子。我第一次看懂了苏轼与怀民之间的友谊，也理解《陋室铭》的自我开解，我甚至发现可以用英语的语法分析文言文……词语，在我眼里生动起来。

因为需要平衡课内与课外的时间，我向张老师透露了自己的身体情况。没想到老师听了之后，当即决定调整教学方式，从此分文不取，随时为我线上答疑。一天夜里，我将一篇文言文翻译上的困惑发给她，没想到，过了午夜，她回复了好几条长语音逐句讲解。

对我而言，语文不再是生搬硬套，考试不再依靠背答案。每一道题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我慢慢地熟悉了出题的模式，一眼便能判断题中的考点。理解了文字背后的情感，背诵亦变得简单。成绩自然好转。

我又重新找回了纯粹的获得感。在文字里我不受限制，完全自由。我的情绪有了出口，“敏感”不再是“脆弱”的象征，而是“敏锐”的体现。我又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给同学们讲解文言文。与此同时，我对生活的感受力日益增强，写出的文章相继发表。这些改变如同黑夜中闪烁的星光。

初三时，我的外公病重。母亲不能兼顾我和外公两个人，只能每天清晨送我到学校，然后去医院照顾外公，晚上再回家。这样，中午只能让我的朋友送我回家，陪我吃午饭，然后带走外卖垃圾，下午我就不去学校了。

我只上半天学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外公辞世，本就对我不甚满意的部分老师一致放弃了我，并直言：“你这个写字速度上了高中肯定跟不上。”数学老师更是说：“实在教不动了。”这时，我的成绩开始下降，仅剩下化学老师一人还在努力填补我的知识漏洞。

高中前的日子，像一场漫长的耐力测试。测试一个系统，究竟能用多少种相似的方式，让一个"麻烦"的学生一直保持安静。老师在换，科目也在换，但那种“你最好知难而退”的眼神，却复制粘贴一般，出现在每一间教室。

那段日子外婆搬来同住，她的情绪不好，家里安静的氛围被打破。整个家也一同沉浸在极致的悲伤里，我同样难以静心学习。而此时距离中考仅剩几个月了。

2021年3月，我阅读相关文件时了解到，自2017年起，书写困难的残疾考生中考可以申请延长考试时间的合理便利。我满心欢喜，心想这样也许就不会因为写字速度影响成绩了。我请求当时的老师帮我打听申请流程，得到的答案却是他们从未听过延长时间的先例，可他们又总是说：“非常担心你写不完试题呀。”

多次沟通未果后，我迎来了中考，作文成了最大的障碍。也许如母亲所说：“这个世界不可能为你改变。”我的境遇仿佛成了恶性循环，只能默默等待一寸光出现。

意外并没有发生，我的中考试卷还是没能写完。2021年的秋天，我带着复杂的遗憾进入县城的高中，与母亲租住在校外的一间店铺里。

高中的老师热情而善良。主动关注我听课的状态，也乐意解答我的疑问。因为举手这个动作对我来说比较困难，我在老师提问时一向不举手，直接抢答，老师也愿意接受，干脆取消了“举手”这个环节。因为我屡次回答正确，成功引来了老师的关注，经常会额外给我布置作业然后再讲解。

我的数学一如既往地毫无起色，听课像听天书一般，老师对此束手无策，甚至到了连母亲也劝我放弃的地步。而由于英语的优势仍在，我的成绩排名依然处于中上。

可我因为从前的阴影，总是沉默着，好像不知道怎么与人相处。老师们待我小心翼翼，生怕我受伤。班里的同学看我如“励志典型”，崇拜有加……不知何故，感觉很奇怪。

直到一次晚自习。我在门外听见老师以我作榜样向同学们讲述我身体不便，却成绩优异，那么“励志又令人感动”。转而斥责同学们：“她每天还要花那么多时间来锻炼身体，可是你们的成绩甚至比不过她。”

我瞬间忆起小学至初中的老师对我的“毫无要求”，在那一刻理解了这暗示着什么。试想：老师斥责班里的健全学生在成绩上不如一个残疾学生。是不是其实在表达：只要大家努力就应该能超越残疾学生。潜意识里是认为残疾学生普遍落后，其领先于健全人是非寻常的。这是否变相否定了残疾学生的努力，同时否定了“任何人都可能有某种优势而不易被超越，而这种优势与是否残疾无关”的事实呢？

我好像知道异样的感觉从何而来了。我从证明自己不是个"傻子"，到需要被特殊关照的"可怜对象"，再到此刻需要被仰视的"励志榜样"。 从俯视到仰视，却从未抵达真正的平视。

他们看见了我的残疾，或看到了我的突出成绩，却从未真正看见我。

我相信，那位老师肯定没有恶意。毕竟，刻板印象总是在无形中限制了人。

2022年，高一下学期分科，我去了新的班级，彻底化解了我从前的处境。如今想起，我确定，这是我整个高中时期最大的幸运。那年，我正好二十岁。

我的新班主任是位很年轻的女老师。初见她时，她正一脸严肃地在讲台上做自己的事情，身处陌生的环境，我有点紧张。过了一会儿，班主任停下手里的工作，像下定了决心似的朝我走来，不太自然地说了一句：“你有什么需求就跟我说。”然后不等我做出任何回应，转身走了。

第二天到教室时，我发现自己的课桌上多了串钥匙。我以为是同桌的，没有多问。不久，班主任来到教室，在翻阅课本的间隙往我的位置上看了一眼。然后，她突然“啊”地大叫一声，一边说着“在这里！”一边笑盈盈地朝我走过来，把桌上钥匙拿走了。原来，她前一晚与我说过话之后，因为太紧张，忘了拿自己的钥匙。

那个瞬间，我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只是那还不足以让我意识到：眼前这位老师将带给我受益终身的改变。后来才知道，我们班是她大学毕业后以“老班”的身份带的第一批学生，“老班”是我们对班主任的特别称呼。我上学晚，老班与我的年龄差并不大，遇到我这样一个学生，她难免紧张。

老班是数学老师，而一个数学成绩很差的学生面对数学老师往往显得更紧张。

第一节课就需要画平面图形，而我的双手并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件事。一直以来我都用左手写字，同时右手也没有办法把尺子压住，画出的图形总是歪歪扭扭不成样子。

上课时老班注意到了我，她停下来问我：“你可以画图吗？”我对她突然的询问感到意外，连忙解释：“可以的，只是画得很慢很丑而已。”一般情况下，老师问到这一句就该结束了。但她走近我，弯腰看了纸上呈现出来的、几乎没有规律的图形，她说:“不用画得那么标准，你自己看得懂就行。”

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原来画得不标准也可以吗？从前那些老师一直说是因为我把图形画得太丑了，所以才听不懂数学课的。”而现在，老班却告诉我：“没关系。”听到这儿，我一时没有回过神来。

我很多年没能听懂数学课了。但既然来到了全新的环境，我还想再试一次，所以即便一开始听课吃力，我也一直努力地跟着老班的思路。在她这里，每一个公式都被简单解释了原理，并不断重复“口诀”。题目的答案也不以“整块”的形态呈现，而是拆分成逻辑清晰的小步骤。

没想到，神奇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几天之后课堂上的某个瞬间，我突然感觉能理解答题的思路了，而且，还顺利完成了课上的习题。我猜想：“残雪尽去，云开天明。”大抵最符合我此刻的心情。

从那时起，在数学课上，我竟然会回答了。要是换作以前，除了相对擅长的英语课和历史课之外，我从不主动说一句话。老班很快注意到了我的变化，几乎每节课结束之后，都会问我听课的感受，确认我有没有听懂，并告诉我：“有疑惑的地方一定要及时提出来。”

因为基础太差，我根本没办法准确地表达自己对题目不理解的地方在哪里，当我告诉老班“我也不知道自己哪里不懂”的时候，她并未责怪，而是选择从头开始讲。无论多简单的知识点，都会耐心解释，直到我听懂为止。渐渐地，我的数学成绩开始有了一定的提升。

我写字的速度依旧很慢，课上笔记从不能及时做完，老班告诉我：“你上课的时候要先听懂，下课了再借同学的笔记来抄。”更多时候，她会故意保存自己的板书，等下课了再放大给我拍照。她把残疾对我学习的影响降到最低，让我知道：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成功，世界的路亦可能为我调整。

我渐渐找到了对高中学习的自信。面对其他的科目，也会主动找老师答疑了。其他老师由此发现，我的成绩比想象中要好。对我用英语来分析文言文的举动，英语老师感到很意外。

我和班里的同学也逐渐熟悉起来，没有人刻意的强调我的身体情况，相比这些，我的知识面好像更能吸引他们，我常常能在语文课上给出让人意外的回答。

因为我喜欢看文学和社会观察类的书，习惯于分析思考文章的观点。感受思想的碰撞，那是一种思维的自由。我和同学说，如果我摔倒了就会完全动不了，需要依靠别人把我“捡”起来。之后，他们会模仿我的句子，扶我走路这件事，就变成了“把我‘拿’到什么地方去。”这样的形容着实生动。

我的身体状况有好转，但依旧需要器械辅助。坐进教室就基本不活动了，某天，老班问我:“你一直坐着会腰痛吗？”我暗想：多年来，好像从没有老师关心我痛不痛啊。

我的抵抗力较弱，一旦休息时间不足或是班里出现流感时，就会生病。最后老师们也都看不下去，希望我多休息。所以我一周总有几天不上晚自习。比起分数，他们更担心我生病。

同时，为弥补晚自习的空缺，老班允许我利用微信向她提问。我常常在锻炼身体的间隙中碎片化地学习，除了特定的节假日，我几乎不分时间地点地提问。

我惊讶于她在繁重的工作中对我超乎寻常的付出，并对此心怀感激。因为我深知，我的数学思维顽固而破碎，她的时间如此珍贵，我绝非一个“优质”的培养对象。

她因此能看见我偶尔写在朋友圈的关于情绪与思考的短文，有时是文言文的形式。后来她说:“你的表达能力让人羡慕。”原来，知识的边界是可以被打破的，跨学科的欣赏此刻显得更为珍贵。

回顾这一切，我逐渐看清了她所有行动的内核。她让我明白，真正的善待不是降低标准，而是为我找到一条属于我的、抵达标准的路径。尊严不在于被“豁免”，而在于被相信。无论是深夜的语音答疑，还是对我文字的欣赏，都是相信的具体诠释。

有一次，收作业的时间我刚好请病假，返校时老班特地叮嘱：“你没交作业给我，记得自己看看，有哪里不懂就问哦。”

我笑答：“我交了啊，你都改完了呀。”

“噢，是吗？”她笑。

我回答：“老班，我虽然人不在学校，但我的心一直在这里呀。”这话，成功逗乐了她。连我自己都不曾料到：曾经那样内向的我，有一日竟能主动与老师说笑。

当我第一次考到年级前四十名，在楼梯口遇到老班，她只是无言地看着我，笑得一脸灿烂。让我发现，除了家人之外还有人会为我感到骄傲。

母亲在一旁说起我的成绩，老班掏出手机调出我的成绩单，开始细致地分析我哪个科目有了进步，哪一科还可以加强，语文试卷要是写得完的话一定会更好。原来，她对我的进步早已了然……

高二时，我曾专程与朋友一起到初中看望从前的化学老师。老师们聚在一起时，当时的班主任才告诉我，其实那年中考我可以申请延长时间，只因他无经验而错过，让我提醒高中的班主任。我说：“现在的班主任对我很好，她已经问过流程了。”

其中几位初中老师看我并没有像他们预言的那样逐渐坠落，于是为从前不友好的行为向我道歉。我点头，接受了这份迟到的好意。但心里清楚地知道，它已无法触动此刻的我一分一毫。

这不重要了，只希望他们再遇到“不标准”的学生时会作出改变。化学老师已退休，初中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了。

2023年的冬天，疫情毫无征兆地袭击了县城，封校了，我被迫留在与学校一墙之隔的住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感觉到无所适从，不仅仅是因为隔离带来的焦虑，还因为学校里面的同学们是正常上课的。

我的母亲，同这世上许许多多的父母一样，了解自己的孩子性格里所有“弱点”，深切地盼望孩子年少有为。这“锐利”的期望和现实的无助都让我陷入深深的不安。

为了安抚我的不安，老班那段时间的微信答疑非常频繁，班里其他老师也对我采取了同样的方式，我无需恐惧被落下。

高三的日子，我被大量的练习与考试填满，没时间考虑学习以外的事情。我们日日疲惫得毫无生气，老班不忍责怪，反而劝我们注意休息。还常常守着我们上自习课，担心我们遇到难题找不到她。想来，我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吧。

考试成绩下来，我们往往已经做好挨骂的准备了。但老班与众不同，她从不单纯地责怪我们。而是仔细分析我们做错的地方，一点点拆开来讲，甚至细致到写题的表达。

好几次，我看见她眼里的泪，那分明是恨铁不成钢，是把我们每个人的前程扛在了肩上。我们的每一次跌倒，不仅砸在自己的路上，也砸进了托住我们的那双手掌里，这是无关血缘的心疼。

老班会根据我的能力，每天安排一些作业给我，等我完成再拿给她看。到最后，她已经非常了解我的思维模式，看到题目的解题过程，就能猜中是我写的。我曾经提起对数学绝望的过去，像是奋力攀爬的西西弗斯。而她永远选择安慰我，并承诺和我一起加油。

高考报名的时候，我申请延长考试时间一事，因为学校没有经验，材料屡屡准备不全。此时，老班发现我不是少数民族。这就意味着，我们少数民族聚居地享有的加分政策未能惠及我，相比其他同学，劣势更明显了。

老班几次三番地跑到校办公室，见她紧张的样子，校领导很无奈地说：“这个延长考试时间的事情，不过就是看教育局上面给不给，不能给的话顺其自然就好。”可能其他老师并不理解，一个班主任为学生做那么多到底图什么。

可老班说：“现在是要保证我们的材料齐全，她平时考试的时候都很难，高考再写不完试卷一定会影响到分数。”

教育局工作人员来校确认情况时，老班向他们反复提及考试时间不足的影响，努力为我争取更大的机会。我签字确认后的文书，也一直由她保管，直至高考前夜，那纸文书是我高考的最后助力。

毕业聚餐时，我是最后到场的人。其他认识我的老师纷纷来问我：“考完了感觉怎么样？”

老班抢先回答道：“感觉非常好！”然后，与我对视一眼笑了。在一切尚无定论时，我不喜欢给人期待。而老班的举动，恰好替我拦截了这种压力，她在规则之内，为我尽可能守住自由与公平，让我成为我。

所有老师都说：“别担心，一定能考上的。”感谢他们愿意相信我。

人群散去，老班笑着对我说:“我等你月底的好消息。”她把自己的期待用最柔软的方式，宣之于口，又或许，她从未怀疑过。

举办毕业典礼的礼堂在楼上，我的右手却抓不住扶手，上楼梯时摇摇晃晃。老班自然地和我的母亲一人一边牵着我的手上楼，那一刻，我感到一种罕见的安稳，仿佛左右两侧的力量，抵消了所有摇摇欲坠的可能。

如今回想，这未尝不可看作一种象征：母亲和老师一起，扶持我，拾阶而上。

2024年9月，我终于进入一所本科大学。终究不算白费高中三年的努力和老师们的帮助。

我了解自己的能力，选专业时避开了数学。数学是我一生无法翻越的高山，但能站在山脚领略它的雄伟，本身就是一种幸福。那么，高中时努力学习数学的意义仅仅是为了高考吗？显然不是。当我尝试攀登一座我曾以为不可攀的高山，即使注定无法登顶，也好过我对它一无所知。

高中毕业后，我写字的速度仍然缓慢，但有了更多的时间打磨自己笔下的文字，在负责学校内部文学社的文章修改之外，偶有文章对外发表。少年的一腔热忱终有回响。

老班，也是我的读者之一，她依然在分享我的快乐，和更多的好消息。

如今，我终于挣脱了那紧紧束缚着我的桎梏，我无须证明自己“不傻”。高中三年，我收获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被彻底擦亮的明亮精神，以及，一份久违的、被重新点燃的少年心气。

如《一程山路》中写的那样：“潺潺流水终于穿过了群山一座座，好像多年之后你依然执着。白云是否也听过你的诉说，笑着你，笑着我”。

世界会变好吗？我不知道。

但我确定的是：每一个在系统中踉跄前行的人，都有权看见光，如果幸运地曾被照亮，那么，记住那道光的样子，或许本身就是一种成为。

编辑丨小满 实习丨赵阳

弘晟

走四季，访人家

• 本文头图选自电影《滚蛋吧！肿瘤君》，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 本文系网易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 投稿给网易人间工作室，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不少于千字100元的稿酬或不设上限的分成收益。

• 投稿人间栏目（非虚构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 投稿戏局栏目（虚构文章）除文章正文外，需提供作品大纲及人物小传，便于编辑更快明白你想表达的内容。

• 其他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文章由 网易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