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岁男童患“杨杨”脑瘤仅剩7天，一句我想活着看哭千万人！

2016年，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的诊室走廊里，一对从外地赶来的年轻夫妻，抱着怀里脸色苍白的孩子，对着医生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他们不是来求医生开“救命药方”的，是来求医生，能不能开点止疼的药，让孩子少受点罪，安安稳稳走完医生预判的，最后7天的人生。

怀里的孩子叫扬扬，那年刚满3岁。

就在半个月前，他还是家里那个上蹿下跳的小开心果，会奶声奶气地给下班回家的爸爸妈妈拿拖鞋，会背刚学会的唐诗，会在院子里追着小朋友跑，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小月牙，露出两颗小小的小虎牙。

变故是从一场反复不退的高烧开始的。

一开始，夫妻俩只当是普通的感冒，在村里的诊所拿了药，可烧退了又起，孩子还开始频繁地喊头疼，吃不下饭，没几天就瘦得脱了相。夫妻俩慌了神，带着孩子从老家一路赶到北京，可等来的，却是一张如同死刑判决书的诊断报告：脑部恶性胶质瘤，肿瘤已经长到了拳头大小，紧紧压迫着脑干，随时可能呼吸心跳骤停。

接诊的医生说得很直白：孩子的情况太凶险了，就算拼尽全力做手术，成功的概率也微乎其微，很可能连手术台都下不来。就算手术成功，后续的放化疗，对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折磨，更别说，还有一眼望不到头的、足以压垮这个普通打工家庭的天文数字治疗费。

“最多，还有7天时间。你们好好考虑，是带孩子回家，陪他走完最后一段路，还是赌一把几乎不存在的希望。”

医生的话，像一把淬了冰的刀，一刀一刀割在夫妻俩的心上。

他们只是一对从农村到城里打工的普通人，没什么家底，为了给孩子看病，已经掏空了所有积蓄，找亲戚朋友借了个遍。他们不是不想救孩子，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他们怕，怕钱花光了，孩子也没留住，最后连让孩子安安稳稳走的机会都没有。

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夫妻俩抱着熟睡的孩子，坐了整整一夜。天快亮的时候，两个哭到眼睛红肿的人，咬着牙做了那个这辈子最痛的决定：放弃治疗，带孩子回家。

他们收拾东西的时候，病床上的扬扬醒了。

杨杨父母

他看着妈妈背对着他，肩膀一抽一抽地哭，小小的身子慢慢挪过去，伸出那只还扎着蓝色留置针、冰凉的小手，一点点擦掉妈妈脸上的眼泪，奶声奶气地安慰：“妈妈不哭，扬扬不疼，真的不疼。”

妈妈转过身，抱着孩子，眼泪掉得更凶了。

扬扬伸出小手，拍着妈妈的背，像平时妈妈哄他一样，一字一句地说：“妈妈你别难过，我有枪，我可以用枪打死肿瘤的，打死它，我就好了。”

他不知道什么是死亡，不知道医生说的7天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自己脑子里长了个“坏东西”，这个坏东西让爸爸妈妈哭了，让自己不能跑不能跳了，他要把它打死。

可下一秒，他抱着妈妈的脖子，把小脸贴在妈妈的脸上，声音小小的，却无比认真地说了一句话，让在场的护士都红了眼眶。

他说：“妈妈，我想活着。我想陪着你和爸爸，我还想去天安门看升国旗。”

就是这短短五个字，像一道惊雷，炸碎了父母好不容易筑起的心理防线，也让原本已经准备好放弃治疗的他们，瞬间溃不成军。

孩子都在拼了命地想活着，他们怎么敢，怎么能，就这么放弃？

孩子的爸爸，一个平时沉默寡言、流血不流泪的农村汉子，躲在医院的楼梯间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最后蹲在地上，捂着脸哭得像个孩子。他给家里的亲戚打了一圈电话，哪怕被人拒绝，被人冷言冷语，也一遍一遍地求，能不能再借点钱，他想给孩子再拼一次。

而这个故事里，最让人动容的，除了孩子的倔强和父母的爱，还有一位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医生——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外科的张冰克主任。

从医几十年，张主任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见过太多无力回天的遗憾，可看着这个眼里有光、拼了命想活下去的孩子，看着这对绝望里挣扎的父母，他实在不忍心就这么放手。

他把扬扬的片子调了出来，带着团队反复会诊，熬了一个又一个通宵，一帧一帧地看肿瘤的位置，一点点测算手术的风险，寻找那万分之一的生机。终于，他拿出了一套风险最低、最稳妥的手术方案，找到了扬扬的父母。

“孩子想活，我们就给他一个机会。我们一起拼一次，好不好？”

原本已经陷入绝望的夫妻俩，看着医生眼里的坚定，听着孩子那句“我想活着”在耳边一遍一遍回响，终于颤抖着点了点头，签下了手术同意书。

同时签下的，还有一张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

他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这一次，他们还是留不住孩子，那就让孩子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留在这个他拼命想留下来的世界上。让孩子的眼睛，能看看他没来得及看的天安门；让孩子的心脏，能继续在这个世界上跳动。

手术那天，是扬扬来到这个世界上，和死神距离最近的一天。

被推进手术室之前，扬扬还对着爸爸妈妈挥着小手，笑着说：“爸爸妈妈等我，我进去打死肿瘤，就出来陪你们。”

手术室的门缓缓关上，妈妈再也撑不住，直接瘫在了地上，爸爸扶着冰冷的墙壁，死死咬着牙，眼泪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掉。

这一场手术，整整做了15个小时。

手术室里，张主任带着团队，全神贯注，手里的手术刀稳得不能再稳，一点点剥离和脑干紧紧粘连的肿瘤——稍微有一点偏差，孩子就可能再也醒不过来。十几个小时里，手术团队的所有人，不吃不喝，连厕所都没去过，所有人的心，都悬在半空中。

当主刀医生放下手术刀，说出那句“肿瘤完整切除了”的时候，手术室里瞬间安静了几秒，随后，几个年轻的护士，忍不住偷偷抹起了眼泪。

他们赢了，从死神手里，把这个3岁的孩子，抢了回来。

术后的扬扬，被送进了ICU，闯过了一关又一关：术后感染关、脑水肿关、呼吸关，每一关，都是一道鬼门关。

夫妻俩守在ICU的门外，寸步不离。困了，就铺个纸壳子在地上睡一会儿；饿了，就啃两口冷面包；每天只有短短几分钟的探视时间，妈妈每次进去，都不敢大声哭，怕吓到孩子，只能握着孩子滚烫的小手，一遍一遍地叫他的名字，跟他说家里的事，说等他好了，就带他去天安门。

术后第三天，奇迹再次发生了。

一直昏迷的扬扬，慢慢睁开了眼睛，看着守在床边的妈妈，用微弱的声音，轻轻叫了一声：“妈妈。”

就这两个字，让妈妈瞬间哭崩了，她捂着嘴，不敢发出声音，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砸在孩子的手背上。

从那以后，扬扬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从一开始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到能慢慢坐起来；从只能靠鼻饲管进食，到能自己拿着小水杯喝水；从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到能对着镜头，举起小手，比出一个歪歪扭扭的“耶”，还能笑着给护士姐姐唱儿歌。

整个病房的医生护士，还有其他患者家属，看着这个从鬼门关闯回来的孩子，都说：这真的是个奇迹。

出院那天，扬扬穿着他最喜欢的亮黄色小T恤，头上还戴着保护伤口的网套，拉着爸爸妈妈的手，走到张冰克主任的办公室，给主任深深鞠了一躬，奶声奶气地说：“谢谢爷爷，我把肿瘤打死了！”

张主任笑着摸了摸他的头，看着这个活蹦乱跳的孩子，眼眶也忍不住红了。

后来，扬扬的爸爸妈妈，真的带着他去了天安门广场。

那天，天刚蒙蒙亮，扬扬就醒了，兴奋得不行。升国旗的时候，他骑在爸爸的脖子上，看着五星红旗迎着朝阳缓缓升起，小小的手举得高高的，敬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礼，眼睛亮得像装了星星。

他终于看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天安门，终于活在了他拼命想要留住的，阳光灿烂的世界里。

很多年过去了，这个故事依然在网上被一次次提起，每一次看，都还是会有无数人红了眼眶。

有人说，这是一场生命的奇迹。

可我想说，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什么从天而降的奇迹。

所谓的奇迹，不过是一个3岁孩子，面对死神时，那句“我想活着”的倔强与勇敢；不过是一对普通父母，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愿意为孩子倾其所有、赌上一切的爱；不过是一群医者，顶着天大的压力，也不肯放弃一条小生命的仁心与担当。

我们总说，人间疾苦，命运无常。可总有人，在最深的黑暗里，用爱和勇气，点亮了光；总有人，在绝境里，不肯低头，硬生生走出了一条生路。

这个3岁孩子的故事，最动人的地方，从来都不是“奇迹发生了”，而是它让我们看到：生命最强大的力量，从来都不是顺境里的一路坦途，而是哪怕身处绝境，也依然不肯认输的，那句“我想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