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中国有三个政权鼎立

文章来源于谈史局，作者竟陵

鲁迅的《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有这样一段话：“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 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有关“洪哥”的这一声SAY NO，源于黎元洪被迫参加武昌起义一事。长期以来，社会各界的说法很有传奇性，甚至有人认为他是被起义士兵从别人家的床底下拿枪逼出来的，故对其有“床下都督”之谓。

黎元洪绰号“黎菩萨”，有时唤作“泥菩萨”。依湖北方言，“黎”“泥”同音，故有此两说。“菩萨”之名，谓其面善，脾气好，气度雍容，像一尊弥勒佛。不过“泥菩萨”却有戏谑之意，俗语云“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正暗讽黎元洪庸耳俗目、碌碌无才（他还有一个更刻薄的绰号叫“黎大苕”，“苕”即傻）。

黎元洪

武昌首义，本由革命党人所组织、发动、冲锋陷阵、斩将夺旗，为什么最后偏偏选中了“革命二字，从未之闻”，甚至在起义当天手刃革命党人，与革命结下了血仇的黎元洪当领袖？据冯自由之《革命逸史》，武昌起义后一日黎明，穿过尚未弥散的硝烟，疲惫而兴奋的革命党人聚集于武昌蛇山南麓、阅马场北端的湖北省咨议局（即今之武汉红楼）：“众以秩序急须维持，而革命军诸首领黄克强、宋教仁、刘公、蒋翊武、孙武等均不在城（武昌），乃强胁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

从此，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三股拥有全国影响的政治势力和三个鼎立的政权：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掌握实权的清朝王室；黎元洪为都督的湖北军政府。

抛开近代中国总的阶级力量对比（封建阶级力量大于资产阶级力量）和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不谈，单就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所波及的地区和声势而言，可以说革命势力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局面。但湖北军政府名义上虽是南京临时政府下属的一个地方政府，实则并不听命于南京临时政府；它不是与南京临时政府站在一起与袁世凯反革命势力作斗争，却是向袁世凯反革命势力暗中投靠，共同大拆南京临时政府的台。

阳夏战争结束后黎元洪政治地位的变化

湖北军政府建立之初，黎元洪这个在革命党人枪杆子逼迫下附从革命的大都督，处境极为被动、尴尬，革命党人不过把他当作政治傀儡，军政府中的大事，皆决于革命党人，黎不过“画诺而已”。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黎元洪逐渐看清清王朝不可能避免的覆灭命运，而民主革命则有席卷全国之势，开始起而任事，暗暗在军政府内部抓权，并吸引大批旧官僚政客投在他的麾下，使其羽翼逐渐丰满。特别是阳夏战争结束，1911年12月1日停战实现后，黎元洪不但在湖北军政府中而且在全国政争中，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阳夏战争虽然以汉口、汉阳失守告终，却牵制了北洋军两镇精锐兵力，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且在阳夏战争中，虽然负实际指挥责任的是黄兴，黎元洪却也以军政府都督的名义博得了“艰苦卓绝”的虚名，冲淡了他那被革命党人胁从革命的不光彩的历史，加重了他首义都督的身份。

其次，黎元洪在军政府内部逐渐培植了一批以旧官僚和立宪派政客为主体的亲信党羽，这批人大多政治上抱有野心，企图以黎元洪为靠山，排斥革命党人，钻进革命政权，表面上口称“同志”，背地里“施其挑拨技俩”，千方百计进行分化瓦解革命队伍的活动。与此同时，革命党人自身的弱点和内部矛盾也暴露得越来越严重，大部分革命党人对革命的认识很肤浅，认为议和成功，皇帝必然退位；而皇帝退位，便是革命成功。

当时湖北有两大重要革命团体，一是共进会，二是文学社。共进会的领袖是刘公、孙武等，文学社的领袖是蒋翊武、刘复基等，二者并不同心，偶有龃龉。话说回来，共进会的诞生，恰恰源自与同盟会尤其是孙中山的矛盾，发起共进会的张伯祥、邓文翚、焦达峰、刘公、孙武等，都是同盟会员，他们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方略，主张从他们籍贯所在的长江流域发动起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共进会可谓中部同盟会的先导。

章太炎

据章太炎《焦达峰传》，黄兴认为共进会在搞分裂，责问焦达峰：“何故立异？”焦达峰答：“同盟会举趾舒缓，故以是赴急，非敢异也。”黄兴问：“如是，革命有二统，二统谁为正？”焦达峰笑道：“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黄兴听后，“爽然无以难也”。

“于是各谋发展，彼此暗斗”，不少人“志得意满”，居功自傲，“逢人称首义，无兵不元勋”；也有的为了争名逐利，不惜与革命同志翻脸，而与官僚亲近，“舍本偏于逐末，革命止于革官”逐渐“为官僚派所默化”。革命党队伍内部日趋涣散和分裂，武昌军政府的实权逐渐向旧官僚方面转移。这种局面自然有利于黎元洪集中权力，排斥和打击革命党人。

第三，阳夏战争结束后，谈判议和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中心事件，而黎元洪凭藉首义都督的身份，袁世凯一开始就选中他作起义各省的最高代表进行谈判。这使他在筹组临时中央政府向革命党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正因此，他被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举为大元帅，这不仅使他取得了代表独立各省组建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实际权力由副元帅黄兴代行），而且极大地加重了他的兵权。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又被选为副总统。这时的黎元洪已成为既踞有实力地盘、又拥有大元帅称号和副总统政治地位的实权人物了。

第四、黎元洪在湖北革命党内找到了代理人——与掌握湖北军政府实权的共进会负责人、军务部长孙武紧密勾结，从而巩固了黎在湖北军政府中的地位。在黎元洪分化瓦解革命力量、加紧集权的过程中，孙武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他先是为了贬抑黄兴，抬高自己；后是为了排斥“首义三武”中的其他“二武”——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共进会另一负责人张振武，不惜“拥黎以自重”，与黎元洪的亲信孙发绪、饶汉祥、杜锡钧等密切勾结，在共进会与文学社之间不断制造摩擦，千方百计打击原文学社系统的革命党人和在湖北的同盟会领导人。

黎元洪初则利用孙武共进会领导人的身份逐渐取得革命党人对他的信任；继则利用孙武排挤、打击革命党人，以便取得都督实权。黎、孙勾结，不但加重了黎元洪在湖北军政府中的权势，而且使旧官僚势力得以左右首义地区的政治动向。

黎、孙勾结的组织体现的是民社的成立。1912年初，以孙武为首的部分湖北革命党人（主要是共进会党人）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权力分配（基本上未任用湖北首义党人）不满，再加上孙发绪等旧官僚政客乘机挑拨离间，致使湖北首义地区对南京临时政府与同盟会的离心力加大。

1912年1月16日，孙武、刘成禹、孙发绪拉拢一批失意的文武官僚政客，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民社，以“与同盟会公开对立”。列名的发起人有黎元洪、谭延闿、王正廷、孙武、吴敬恒、刘成禹、孙发绪、张伯烈等24人。其主事者为孙武，最活跃的是孙发绪，黎元洪则为后盾。1912年1月20日在报端发表《民社缘起》和《民社规约》，标榜“爰本卢梭人民社会之旨发起民社”，“对于统一共和政治，持进步主义，以谋国利民福”，实则是拥黎元洪为首领，向同盟会争权。民社本部设在上海，并在上海出版机关报——《民声日报》，2月20日正式创刊发行。该报的宣传路线就是民社的政治路线——拥袁（世凯）、黎（元洪），排孙（中山）、黄（兴），反对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其进止完全秉承黎元洪意旨。

民社本部虽设在上海，但“事实上，民社是以湖北为重心的”。2月28日，民社武汉支部成立，3月31日在汉口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公举黎元洪为社长，孙武为副社长，孙发绪为评议长，丁立中（笏堂）为总干事。武汉民社的主要成员有两部分人：一是以黎元洪为首的旧官僚和立宪派政客；二是以孙武为首的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共进会党人。通过民社这个纽带，孙武和黎元洪靠得更紧，黎、孙相互利用，武昌官僚集团赖以形成；换言之，武昌官僚集团即指以黎元洪为首的掌握湖北军政实权的新旧官僚，民社就代表着这个官僚集团的政治利益。

民社既是一个政党，又带有地域性质。以后又以民社为基础，形成袁世凯的御用党——共和党，民社即为共和党的湖北派，是“袁世凯在湖北的代言人”。武汉民社一成立，立即进行反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活动。诚如一些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辛亥老人所说：“武昌同南京，就此发生裂痕了。”“自此，黎元洪抱定主义，另立门户”，“垄断湖北一切政权，联袁拒孙”。

黎不放弃大元帅名号、以与孙中山抗衡

黎元洪和武昌官僚集团对抗南京临时政府，首先表现在黎迟迟不肯放弃大元帅名号。按照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的决议，大元帅是在临时总统产生以前代行政务的临时性职务，其职权就是组织中央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产生后，大元帅应随之取消。黄兴早在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临时大总统职的当天，即通电各省，声明取消副元帅名号，黎元洪也于1月3日当选为副总统，按说应自动取消大元帅名号，但他却迟迟不肯取消，且于1月22日以都督身份召集湖北军政府各部部长、各协统及各行政机关办事人员举行大会，由军务部长孙武提出议案：“大元帅已经各省代表举定，不得以私人之意见取消。鄂省为民国军事总枢纽，应即组织大元帅府实行职务”。经会议议决，立即建立大元帅府，实行大元帅职务。

黎元洪所以迟迟不肯放弃大元帅职务，是为了抓住统率南方革命军队的实权，以民军最高统帅的身份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对抗。自1912年12月17日当选为大元帅以后，他即以大元帅名义将全国民军编为四支大军，统归自己节制，大本营设于武昌，部署北伐；并曾以“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的名义誓师北伐；以后屡颁北伐训令，或是向北伐将士发文慰问，均使用大元帅名义。

直至2月15日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才忙不迭地于当日电达孙中山及参议院，表示：“现在政体解决，元洪副总统及大元帅之职，应先辞退，俟新任举定后，即行解职。”但因时值孙中山辞职尚未解职，袁世凯已当选而未就职之际，黎元洪亦并未解大元帅之职。直到3月30日北京承宣厅来电，称“民国临时中央政府业经组织完备，查照民国通例，大元帅一职，自应归袁大总统兼任。”黎元洪才于4月6日宣告“本都督发布此谕之日，即为大元帅解职之日。”他的大元帅名号只能移冠袁世凯。

与东南立宪派攻击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

黎元洪和武昌集团还同东南立宪派及同盟会中的右翼结合在一起，从政治上、思想上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发起攻击，妄图釜底抽薪，搞垮革命政权。比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始，颁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革命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革除一切封建主义旧习气、旧风俗。孙中山从上海到南京就职伊始，就坚决扫除旧中国官场讲究排场、好施繁文缛节的旧习气，对泸军都督说：“我辈革命家，全不采仪式，只一车足矣。”

他连一个卫队也不带，轻车简从地来到南京。大总统就职仪式举行得庄严而热烈，却也极其俭仆；同时宣布，凡政府官员都是“人民公仆”，废除“大人”、“老爷”之类的称呼；一律实行低薪制，总统府人员，自秘书长以至录事，一律每月领津贴30元。“宿食则由政府给办，亦一律齐等。满清官僚气习，扫荡无遗”。南京临时政府还连续发布命令，禁止种植罂粟和吸食鸦片，剪除发辫，并禁“买卖男女及奴隶他人”，禁止蓄娼，禁绝贩卖华工，禁止刑讯，禁止赌博，劝禁缠足等等。

而黎元洪和武昌官僚集团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仅用一些外国报纸诬蔑光复各省革命派的所谓“骄奢淫佚之习，与满清当道故态有过之无不及”等言词于2月6日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要求转告大总统孙中山，请其“速下崇俭抑奢命令，以挽颓风，而免外人讪笑”，并警告说：“倘昏迷如故，民国前途何堪设想。”对南京临时政府抱着敌意和嘲笑的态度。次日，又直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各机关，气势汹汹地质问革命党人：“假共和以遂私图之事时有所闻，或假之以谋权利，或假之以报私怨，或假之以蹂躏商贾，或假之以损人权，种种怪状，人道何存？”竟把南京临时政府当作肆意攻击的对象。

再如，约在1911年12月10日左右，武昌起义后思想急剧右倾的章炳麟在回复谭人凤等人的电报中曾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

章炳麟提出的所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受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批判。孙中山刚从国外回到上海时，在所发同盟会宣言中，特别批判章炳麟的这个分裂主义、取消主义的口号，斥之为“儒生闒茸之言”，指出它完全背离了同盟会“所持主义”。黎元洪却对章炳麟这个口号很欣赏，认为与他排斥湖北革命党人、以独揽大权的意愿正相符合。当南北议和协议刚一达成，他为了投靠袁世凯，便把章炳麟这个口号接过来并发展一步，提出“革命军消”。他在2月7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及各机关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此固有识者之言，某等敢进言曰：‘共和国立，革命军消’。盖以破坏易而建设难，不如此不足以收容全国之杰俊，而共救时艰”，目的是进一步削弱革命党力量，为将来袁世凯的“统一政令”、“统一军令”服务。

在财政经济上卡南京临时政府的脖子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政万分困难，黎元洪为首的武昌官僚集团不但不给予支持，而且和东南立宪派头目沆瀣一气，对南京临时政府百般刁难，企图从经济上促南京临时政府垮台。1912年1月26日，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致电黎元洪，提出“各省财政状况，务望详示”，还未提及向地方要钱，黎元洪即于当日回电哭穷，谓：“鄂省财政，万分窘迫”，“若不急为设法，万难支持”，并说明“已将困难情形及收支数目，交由参议员要求中央政府极力维持”。

而就在同一日，答覆湖南都督谭延闿的一封电报中，却爽快地答应湖南方面自广东、四川运盐至湘，途经鄂省，“请饬各关卡免税放行”的请求。十天以后，2月5日的《申报》还刊载了这样一条消息：“黎副总统宣言湖北财政甚为充足，贮藏铜块、银块能敷数月军资。”证明了黎元洪致南京政府财政部的“哭穷电”何等虚伪！

南京临时政府既找不到适合途径解决财政困难，只好求助于外债，而帝国主义又都是把向中国贷款作为取得侵略权益的一种手段，所以除了高额利息以外，还必然伴随着其他附加条件。1912年1月，日本邮船社以轮船招商局产业为抵押，借给南京临时政府银1010万两（后因故未能实现）。1月底，又经由日本三井洋行与大买办盛宣怀串通一气，商订以汉冶萍公司股票为担保，以汉冶萍煤矿由中日合办为条件，贷款给南京临时政府200多万元。总共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1912年4月，外债收入共1079万元，占其收入总数的将近54％。

南京临时政府这种饮鹤止渴的办法，严重地损害了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同时也给伺机破坏的旧官僚、立宪派以可乘之隙。黎元洪和武昌集团即乘机大肆攻击南京临时政府，自2月13日至3月9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为反对借外债事，六次以黎元洪的名义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对南京临时政府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急不择荫”的办法，不但毫不容情，而且把它骂得比清政府还要坏。在2月14日就轮船招商局之抵押致南京临时政府的电文中说：“前清屡次抵债，尚顾惜此区区而不之畀，乃民国新造，反弃此权利。恐满清遗孽亦当笑人矣。

如果黎元洪为首的武昌官僚集团是真诚地出于维护国家主权而反对借外债，即便言论过激，也还不无可取之处，但事实并非如此。当袁世凯为首的北京临时政府组成后，第一件大事即大借外债，一个月之内，专为筹措解散军队费用，即借外债3600万两，相当于南京临时政府外债总数的三倍多。一再以“迄未借外款”夸口的黎元洪，也于1912年5月为修筑汉口街道、建筑电车轨道，与美国旧金山劳勃脱大来公司签订了300万金镑（3000万银元）的借款合同，“以湖北某某项收入为抵押物，闻投资人于抵押物颇为满意”。10月签订正式合同，借款数额降为150万镑。

民社以及鄂省参议员等拥黎人物对借外债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反对借外债，一变而为与反对借外债者为敌。比如黄兴鉴于南京临时政府借外债遭到舆论反对的教训，对袁世凯政府大借外债表示了反对的态度；但同时发起成立国民捐会，倡导各地实行爱国捐款，以解决政府财政困难。

尽管未能行得通，却说明黄兴反对借外债，并非是为拆政府的台。而民社主帅孙武竟亲自出马，为袁政府借外债作辩护，说是“此固谋国者不得已之苦衷”；并批评黄兴“反对借外债者并非有真知卓见”，“黄克强虽然电阻借款，以意测之，亦不过矫激之词……克强素持大体，熟于事势。夫岂不知中国府库空虚乎？”

曾声嘶力竭地反对南京政府借外债的鄂省议员刘成禺等也改变了态度。在内阁总理唐绍仪和袁世凯的政争中，袁利用财政总长熊希龄攻击唐绍仪，刘成禺等则毫不含糊地站在袁世凯一边，攻击唐绍仪，支持熊希龄，而熊正是袁政府3600万两对外借款的主要经手人。于此可见，黎元洪为首的武昌官僚集团本质上不是反对借外债，而是反对南京临时政府。

建都之争

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13日，孙中山即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15日，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20日黎元洪再次当选为副总统。孙中山为防止袁世凯独裁，在辞呈当中，提出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新总统须到南京受任；新总统必须遵守南京临时参议院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三项内容作为他和国务员解职的条件。孙中山多次电催袁世凯南下就职，并于2月18日派出蔡元培等五专使赴北京迎袁南下。

对于袁世凯来说，《临时约法》并不可怕，可以在当权后慢慢去对付；而临时政府建于何处，也就是国都所在地问题，则牵动他的统治基础，而且是马上就要付诸实行的问题，因而必须力争。于是南北双方为建都地点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袁世凯藉口北方局势不稳，不肯南下；孙中山为使袁世凯脱离旧势力的老巢，到革命气势较浓的南方来，以减少他破坏共和的危险，所以也坚持不让。

黎元洪“从前以一协统望袁世凯如帝天，袁出，情甘为屈。”但在南北争都问题上，居然提出了第三种主张——建都武昌。早在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前，他就致电已自武汉退驻保定的段祺瑞，请其转达袁世凯，表示选举临时大总统及组织临时政府的会集地点应在汉口，并派出湖北军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王正廷到北京，请袁“驾临江汉，公同商议正式中央政府一切组织计划”。

2月14日，又致电清内阁总理袁世凯，再次表示：“现在组织中央政府为刻不容缓之图，而会集之区，似以汉口为适中之地……敬请迅速派定北方各处代表南来，会同推定大总统及中央政府各重要人员与确定政府所在地点。”并说明得袁复电后，再由武昌方面电告南京临时政府，令南方各省代表亦会齐汉口。黎元洪居然要左右南、北两京，孙、袁二巨头，这实在是他一生中政治雄心的一次大勃发。可惜，他的建议并未受到袁世凯的重视，袁一直把南京作为谈话对象，施以威胁手段也是针对孙中山，所谓“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释政”等语。

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为临时大总统后，黎元洪要求到汉口选举总统之议自然作废，但他仍然坚持要求南北代表到汉口组织政府。2月17日袁世凯给他的复电中有言：“自武汉起事，天下从风，共和之基于斯肇建！”之语，他受到了鼓舞，似乎袁世凯承认武汉的重要地位，于是19日致电袁世凯，说什么：“我公识见宏远，必能虑及会议之区，似以汉口为适中。恳通电各处，遣派代表来汉，以便组织中央政府。”而袁世凯根本未予理睬。

2月15日，湖北省临时议会正式作出了“建都宜在武昌”的决议。20日，《民声日报》即刊载了民社本部发表的通电，首先斥责南京临时参议院：“附和政府少数人之私见，率定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此吾党所绝对不敢赞同者”，又表示“际南北纷争之日，新旧暗斗之时，吾党似未可加重一方”，因此关于国都问题，“折中定制，莫若武昌”，其理由一是“武汉倡义，为全国人心所归”；二是“地居交通之中枢”；三是“既涤除北京旧染之污，亦免蹈建业（即南京）偏安之习。”

次日又发表危言耸听的言论，给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施加压力，竟然说：“武汉军界闻参议院受政府之指挥，决定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宣言将与段棋瑞军联合，极为倾倒南京政府之行动。”并援引英文《楚报》的纽约电讯称：“美政府谓中国建都武昌为最宜，极为反对南京”。该报还连篇累牍地发表各种评论文章，从政治、外交、经济、交通诸方面论证国都必应设在武昌。他们津津乐道于武昌的首义地位，所谓“自起义以来，流血无量，人心之所响往，大势之所趋归，实民国惟一之纪念场，世界第二之华盛顿也！”。

无论是黎元洪主张也好，民社鼓吹也好，对于各省都督来说，都不如坐镇北京的袁世凯的阴谋诡计更具有欺骗性。江苏都督庄蕴宽、浙江都督蒋尊簋、烟台都督蓝天蔚、湖南都督谭延闿、广西都督陆荣霆、云南都督蔡锷、浙军司令朱瑞、粤军司令姚雨平，以及天津张镇芳、张怀芝、张锡銮等均发表通电，一律表示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在这种情势下，黎元洪于27日致电孙大总统并南京政府各机关，表达了三层意思：

一是压迫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放弃建都南京的打算，居然威胁说：“若参议院诸公必欲胶执成见，事久生变，诚恐以一时未审之谋，贻全国无穷之祸。倘使后人追原罪首，悔将何及？”

二是表示“临时政府自应以地形险要，交通便利，能筦全国枢纽者为适当之地点”，则“居中驭远，莫若武昌”；

三是考虑到各省都督皆赞成北京，故退一步，提出“为暂时权宜之计，必仍规定燕京”，而将来“宅中建国，仍在武昌”。故应一面先在北京组织中央政府，“规划一切”；“一面开辟武汉，建筑新都”，“俟新都告成之日，即为总统移驻之时”。这是黎元洪为首的武昌官僚集团经过审时度势，作出的第二步打算，可惜其建都武昌之议，根本不为人所理睬。

袁世凯为使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屈服，一面同蔡元培等五专使虚与委蛇，表示“极愿早日南行”；另一面则指使爪牙于2月29日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变（即“壬子兵变”），造成北方局势不稳、袁世凯“暂难离京一步”的假象，以迫使南方革命派屈服。黎元洪则从这次兵变中很快醒悟过来，看清了袁世凯决不肯南下就职、国都必定北京的意向，于是连忙于3月3日发表致各省机关电，只字不敢再提建都武昌之议，而是藉助北方兵变之祸，危言耸听地警告说，如果再不赶快定国都，建立统一政府，则会造成“兵亡”、“民亡”、“国亡”、“种亡”的惨痛后果，压迫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向袁世凯让步。最后明确表态：“时机万分危迫，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金陵形势果胜燕京，犹当度势审时，量为迁就，况利便之势相判天渊乎？”。

4日、5日又连续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及各机关电，催促速定国都，所谓“首都一日不定，则国基一日不立”，“倘更有摇动，转瞬即不堪设想”云云，压迫革命党人速向袁世凯屈服。湖北临时议会也于10日通电各省，拥护在北京建立临时政府。《民声日报》也变了调子，恭维黎元洪改辙定都北京之论为“一言兴邦”之“君子言”，又谓“项城在燕受职之议已底于成，记者对之安得不色然以喜！”

随着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唐绍仪到南京组织内阁，临时政府北迁，这些高唱武昌为政治中心的言论自然销声敛迹，成为历史的沉渣。然而它却深刻地说明了，民国初年这场定都之争，本质上不是地域之争，而是政权之争。南京与北京之间，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武昌与北京之间是政治权力之争。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初则以第三党的面目出现，企图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继则完全站在袁世凯一方，压迫南京革命党人向袁世凯妥协，从而在“争都”问题上，最终成了袁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