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议事厅”赋能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上） | 社会科学报

“人人议事厅”有效促进基层群众广泛、持续、深入参与城市发展和治理全过程，引导城市发展从“物”到“人”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人人议事厅”将基层群众从城市发展的被动承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决策者和监督者，使城市发展决策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真实需求，资源配置更加精准高效。

原文 ：《“人人议事厅”赋能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

作者 |复旦大学人民城市研究院副院长 宋道雷 复旦大学博士生 黄昊峰

图片 |网络

城市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和载体，其功能定位与发展模式正经历深刻变革。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城镇化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阶段”，并进一步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为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实践路径。上海市杨浦区“人人议事厅”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创新实践载体，通过“提出问题—协商问题—解决问题”的闭环机制，将民意汇聚、多元协同和成果转化等环节与城市治理深度融合，是以高质量发展理念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城市场域的具体实践，有效赋能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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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意汇聚到城市治理效能提升

作为以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基层实践，“人人议事厅”构建了一个从民意汇聚到城市治理效能提升的完整闭环，为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兼顾民生保障和城市发展的协商议题生成

协商议题的生成是“人人议事厅”基层民主实践的起点。一方面，人大通过基层群众直接表达、人大代表下沉式征集、媒体与社会力量催化式挖掘等自下而上的议题征集模式，将分散的社情民意转化为协商议题。这打破了政府主导设置议题的传统思维和路径，确保协商议题真正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相较于政府自上而下产生的议题，这种直接来源于群众日常生活的议题，天然具备解决问题的民意基础。另一方面，“人人议事厅”从聚焦民生保障领域的现实性治理议题，向关注城市发展全局的战略性发展议题拓展。“人人议事厅”第一季、第二季活动围绕具体现实的民生议题展开。第三季则聚焦“创新发展生态圈、城市治理融合圈、人民群众生活圈”等城市全域发展议题。这既能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又能满足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区域发展需求，实现了个体诉求与公共利益、短期问题与长期规划、群众需要与城市发展的有机统一。

城市多元治理主体的结构性嵌入与共识凝聚

“人人议事厅”协商主体的结构性嵌入，本质是城市多元治理主体在基层协商网络、民主制度体系与治理资源分配中的平等互动。“人人议事厅”参与主体包括基层群众、人大代表、职能部门、企业、专家学者和社会组织等，构成了多元互补的治理网络。这一模式将基层群众的地方性知识、体制内主体的行政资源、市场主体的经济资本、社会组织的社会资本及专家学者的专业知识等异质化资源，统一纳入基层治理场域，为解决基层复杂的公共事务提供实实在在的资源支撑。多元治理主体间开展平等、理性的对话是“人人议事厅”凝聚共识的关键。“人人议事厅”通过科学的议前调研机制，厘清协商议题的根源性矛盾，为后续现场议事环节提供实证依据。现场协商议事规则以弱化权力差序为核心，通过对话语表达、讨论边界、分歧处理等维度的规范化约束，构建起一个平等、理性对话的公共协商场域，最终实现从利益博弈到价值共识的转化。

意见闭环处理：协商成果转化为城市治理效能

“人人议事厅”构建了全链条的协商意见闭环处理机制。人大常委会建立了“公共性筛选—优先级排序—责任主体匹配”的意见梳理和编码机制，及时将现场议事中收集到的多元意见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议题清单，并明确相关职能单位的办理责任和办理期限。同时，人大代表对协商成果的落实进行跟踪督办，确保议题解决的时效性和质量。这种意见办理机制有效克服了传统治理中“重决策、轻执行”的治理困境，确保“人人议事厅”议而有决、议而有行、议而有果。此外，通过多渠道公开和参与式评估，强化社会公众对意见办理过程和办理结果的认同感。对于反复出现的城市共性问题，“人人议事厅”机制将实践经验上升为地方立法建议。如，新江湾城街道依托基层立法“双联系点”的优势，在以“水上休闲活动的‘堵’与‘疏’”为主题的人人议事厅活动结束之后，及时将代表提出的关于水上运动治理的修法意见，通过制度化渠道提交至市级人大。这不仅使民主的“获得感”看得见、可体验，更将局部经验上升为普遍规则，实现了治理民主与实质民主的深度耦合。

[本文后续详见2026年2月24日头条推送]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70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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