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格林沁被封为亲王，却未获得一个重要头衔，含金量大大降低了吗

咸丰五年二月的北京，天还带着寒意，紫禁城里却一点也不冷清。围绕着一个名字，许多大臣不免低声议论——僧格林沁。有人感叹：“这位蒙古郡王，如今也成了世袭罔替的亲王了。”另一人接话：“亲王是亲王，可没‘和硕’二字，总归差着一截。”短短一句话，把清代蒙古王公内部那套复杂而微妙的等级差别，点得分外清楚。

很多人知道的是，僧格林沁在平定太平天国北伐军时立下大功，生擒林凤祥，震动朝野。却未必都清楚，他得到的这个“博多勒噶台亲王”头衔，在蒙古诸部亲王体系里，含金量究竟有多高，又为何看上去耀眼，实则仍带着一点“低一格”的意味。

要看懂这一点，得先把视线从战场和京城抽回来，拉远到整个清代蒙古的政治格局上。

一、旗与爵：蒙古王公的“棋盘”

清朝统治蒙古，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面。大体分成三个地区：内蒙古、外蒙古和青海蒙古。内蒙古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八十六旗，青海蒙古五部二十八旗，各有盘算，各有秩序。对朝廷而言，最关键的还是那块离关内最近、最早归附后金的内蒙古，尤其是科尔沁。

有意思的是，“旗”这个字，在蒙古各部的用法和大家熟悉的“八旗”并不是一回事。满洲、蒙古、汉军八旗，是清朝核心军政组织，直接编在皇帝身边；而科尔沁等部的旗，更像一个兼具地域和行政、军事性质的单位。每一旗有自己的牧场、人口和旗地，载在《大清会典》《清史稿》里，分得清清楚楚。

旗上面要有人管，这就是札萨克。札萨克之于各旗，有点类似内务体系里的都统，握着一旗军政大权。但札萨克本身又不是单独的爵位，而是“顶在头上的帽子”，要由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来担任。换句话说，没有札萨克实职的王公，牌面是好看一些，实际权力就要打折扣；反过来，有爵有旗才能算真正的实权贵族。

内蒙古诸部中，科尔沁地位格外特殊。它归附得早，与爱新觉罗皇族联姻频繁，被视作“黄金部落”。作为回报，朝廷也毫不吝啬封爵，把科尔沁部的王公层级堆得很高。天命十一年，科尔沁右翼中旗的札萨克和硕图什业图亲王又加“汗”号，成了图什业图汗，一下子被推到蒙古各部的最顶层位置。这种优待，其他部落难以企及。

在长期的经营之下，内蒙古的高级爵位，尤其是亲王和郡王，集中在科尔沁六旗当中。六旗分左翼、右翼，各有中、前、后三旗，编制看着简单，里头却是几代人婚姻、盟约和军功交织的结果。

僧格林沁的出身，就在这块核心区域之内。

二、草原少年：从贫寒台吉到郡王继承人

僧格林沁是科尔沁左翼后旗人，这一旗的设立时间并不算早，顺治七年才正式成旗。最初掌旗的是郡王章吉伦，从那时起，这一旗的最高领袖就是扎萨克多罗郡王。多罗郡王，在清代爵制中仅次于亲王，是蒙古王公圈子里的第一梯队，但在科尔沁内部，比起那些和硕亲王，仍略逊一筹。

有意思的是，僧格林沁虽然出身蒙古贵族，却谈不上显赫。他的血统很“纯”，却不算“高”，父亲只是四等台吉。台吉这个头衔，按蒙古传统是贵族没错，在实际生活中却并不意味着一定富裕。僧格林沁少年时在草原放牧，日子算不上宽裕，离“天生王公”的那种养尊处优，还有不小距离。

改变命运的节点，在族内辈份更高的那一支。左翼后旗第十代扎萨克多罗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济，娶了嘉庆帝的庄敬和硕公主。公主出身尊贵，然而命运多舛，早逝且无子嗣。郡王虽然手握旗权，却后嗣无着，这在当时绝不是小事。

道光朝为此做了一个关键安排。僧格林沁被指令为索特纳木多布济的继子，等于直接跨层级被送入旗主这一支脉。道光五年，十四岁的僧格林沁正式承袭左翼后旗第十一代札萨克多罗郡王之位。从放牧少年到一旗之主，跨度很大，看似机缘巧合，其实背后离不开朝廷对科尔沁布置的整体盘算。

自此以后，僧格林沁在科尔沁内部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只是，这种变化在整个蒙古王公体系中，还谈不上顶尖。

三、“南曾北僧”前：科尔沁内部的排位

僧格林沁承袭郡王爵位后，很快被召入京城，在御前行走，这一步走得颇为关键。科尔沁的其他王公，大多扎根草原，管理旗务、牧场、人口，活动范围以蒙古腹地为主。僧格林沁则不同，他直接进入皇帝身边的权力圈，和满洲高官一起在宫中走动。

在道光朝十余年间，他的官职爬得很快，先后做到正黄旗满洲都统、领侍卫内大臣等重职。到了咸丰登基，他更成了顾命大臣，以御前大臣身份侍从新君，这一系列履历，让他在满汉蒙古的官场中都声名渐起。

不过，把镜头拉回科尔沁内部，就会发现另一面情况。科尔沁六旗当中，本就存在亲王、郡王的层级差别。僧格林沁虽然是札萨克多罗郡王，手握一旗，却仍然在几位世系更早、头衔更高的亲王之下。论旗的历史、牧场规模、人口数量，以及与皇室联姻的深度，他那一支并不占优势。

道光以前，内外蒙古地位最高的蒙古亲王，大都集中在科尔沁这几支“老牌”王公当中。按惯例，朝贡排班时，这些亲王永远排在最前面。郡王即便有实权，也只能往后靠。僧格林沁在这套秩序之内，只能算中上层，谈不上压倒群雄。

从这一点看，他后来在近代史上的“出镜率”之高，更多是因为太平天国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等重大事件，让他的名字与“蒙古铁骑”“勇猛亲王”联系在一起，甚至盖过了不少实际上地位更高的王公。

真正改变他名义上等级的，是咸丰五年的那道上谕。

四、战功与晋封：博多勒噶台亲王的“水位”

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天国北伐军一路北上，企图直逼北京。僧格林沁率蒙古骑兵迎战，在镇压北伐军途中生擒林凤祥，这一战大大稳住了朝廷的局势。咸丰帝对这位顾命大臣的依赖和信任，在这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为表彰战功，朝廷封他为“博多勒噶台亲王”，并诏令此爵可世袭罔替。世袭罔替四个字，在满蒙贵族中意义重大。大量王公的爵位，传几代就要递降，而世袭罔替意味着“封号可以永远传下去”，地位稳固得多。所以，当时很多人把僧格林沁和同样靠军功崛起的曾国藩相提并论，称“南曾北僧”，口碑可谓风光。

不过，细看这道封诏的内容，有一个地方很值得玩味。僧格林沁的封号带有“博多勒噶台”这一嘉号，却没有加上“和硕”二字。照清朝规制，蒙古及宗室亲王一般分为和硕亲王、多罗亲王等。和硕亲王，是亲王中正正经经的一等，代表最高等级。早年也有封为“亲王而不加和硕”的情况，往往是先给个过渡，之后再正式加“和硕”，才能算完全到位。

例如清初的尼堪，在顺治六年晋封亲王时，并未加“和硕”，两年后才补封为和硕敬谨亲王，爵位由此名副其实。僧格林沁这一封，却始终没有看到“和硕”二字。这便等于告诉人：他是亲王不错，但在正式序列里，比真正的和硕亲王低了一档，只是比多罗郡王高那么半级到一级之间。

更直接的变化，是科尔沁左翼后旗的旗号。由于旗主选封亲王，这一旗也被抬升为“博王旗”，原本的左翼后旗札萨克郡王称号就此取消。从行政和象征意义上讲，这无疑是整个旗的“抬头”。旗中贵族、牧民，都能感受到这种地位上的上扬。

只是，这种提升在科尔沁整体关系网里，是有天花板的。

五、四大亲王：镶金边的“内蒙古天花板”

清朝自入关以后，对蒙古尤其是内蒙古各部极为重视。这里是屏障，也是盟友群体。科尔沁部地位特殊，自努尔哈赤时期起便与爱新觉罗家族多次联姻，几个朝代下来，不少皇后都来自这里。皇室与科尔沁关系之紧密，远非其他蒙古部落可比。

作为交换，皇帝为科尔沁几支主要旗主不断叠加荣誉和爵位。到道光之前，内外蒙古中身份最高的一批蒙古王公，几乎都集中在科尔沁四大亲王身上。这四位分别是：札萨克和硕土谢图亲王、札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闲散和硕卓里图亲王、札萨克和硕车臣亲王。

这几位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世袭罔替，爵位从清初传到道光、咸丰仍然稳如泰山；二是与皇室血缘关系极近，或直接出自宗室，或通过多次联姻与帝后家族盘根错节；三是所辖旗地面积广、人口多、牧场资源丰富，在蒙古内部的实权极重。

朝贡、入京觐见、重大典礼排班时，这四位亲王总是排在蒙古王公的第一序列。后来的新封亲王，即便名义上也是一等亲王，论资排辈和象征地位，很难与之相提并论。僧格林沁封亲王之后，理论上与他们“平级”，实际场合中却不可能站到同一高度。

更关键的一点，就是前面提到的“和硕”二字。土谢图、达尔汉、卓里图、车臣四位亲王，封号中无一例外，都带着“和硕”，这一细节表明，他们是系统中最正宗的那一档亲王。而僧格林沁的“博多勒噶台亲王”少了这两个字，看似只是文字差异，实际是等级上清晰的区分。

从政策设计看，这也是朝廷刻意保持的平衡。内蒙古旧有权势格局相当稳固，新功臣即便封到亲王，也要让出“一个头衔”的距离。既要奖励战功，又不能轻易撼动已经运行两百多年的贵族体系。

六、名声与现实：二流水准的“北僧”

不得不说，僧格林沁在近代史上的名气，远比他的封号含金量要高一些。他统率蒙古骑兵镇压太平天国、对抗英法联军，身影频繁出现在各类史书、笔记和后世著述中，“蒙古铁骑最后一战”这类说法，更让他的形象蒙上一层悲壮色彩。

咸丰帝对他相当倚重，多次委以重任。战场上的凶猛、朝堂上的直率，都让他在同僚中颇有分量。与曾国藩相比，一个在南方调集湘军，一个在北方率领蒙古劲旅，“南曾北僧”的称呼，本身就说明了那一代人对他的评价。

但如果把视角收窄到内蒙古科尔沁诸部之内，僧格林沁的地位，就显得没那么拔尖了。世袭罔替的亲王没错，却不在开国以来累积两百余年的四大亲王之列；有旗、有地、有兵，却不是那一批最早崛起、在科尔沁内部深耕数代的旧贵族。缺少“和硕”头衔，让他的博多勒噶台亲王看上去光彩，却离真正的“顶格”总差一步。

试想一下，如果把科尔沁诸旗所有王公按战功、血统、旗地、与皇室关系逐项排个综合分数，僧格林沁无疑属于上游，但要说“第一梯队”，就有些勉强。他获得的，是清廷在中后期对新功臣的最高规格赏赐之一，却还没有到可以和那些清初以来积累起来的老牌亲王分庭抗礼的程度。

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到，朝贡与典礼中旧有亲王依旧排在前列，僧格林沁虽为亲王，却很难在这些仪节中压过他们。即便在蒙古贵族内部，谈到最有分量的几家，人们提起的仍是那些冠以“和硕”的老亲王，博多勒噶台亲王的名号，更多是和具体的军功连在一起，而不是代表一个跨越整个蒙古地区的最高身位。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在处理蒙古贵族封爵问题时，一直有一条隐性的界限：早期功臣、皇族近支形成的封爵群体，是整个制度的根基；后起之秀再怎么封，也往往会刻意留出一点差距。这种安排未必公平，却有其现实考量。僧格林沁的封号少了“和硕”，恰好就是这种制度化区别的一个缩影。

从这个角度看，他的亲王爵位当然不低，世袭罔替的规格也不容小觑。只是在那张庞大的蒙古贵族“名单”里，属于闪亮的一员，却不是最耀眼的几颗。若将“含金量”拆解为传统血统、皇室联姻、旗地规模、爵位等级等几个指标，他的得分略高于一般郡王，却仍在四大和硕亲王之后，这样的定位，更接近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