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各位读者朋友,我是言叔。
2月20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发布一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司法裁定,正式宣告特朗普政府此前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推行的大规模单边关税举措越权违法。然而,面对这一权威判决,特朗普并未收敛,反而于当夜迅速在社交平台发声,宣布将原定对全球商品加征的10%统一关税上调至15%,并预告将在未来数月内启动新一轮“程序合规”的关税机制。
关税政策始终是特朗普首任期内最鲜明的政治印记;而今正值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冲刺阶段,叠加国内通胀反复、就业承压、制造业回流遇阻等多重现实挑战,这场司法裁决与行政反制交织的风暴,究竟折射出怎样的权力逻辑与选举策略?
一记重锤,叫停违法关税
美东时间2月20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六票赞成、三票反对的结果形成终局意见。
该裁决清晰无误地认定:特朗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所实施的广泛性进口征税行为,已实质性突破法律授权边界,由此为持续近半年的关税争议画下强制性休止符。
判决书特别强调,该法案立法本意聚焦于金融制裁与资产冻结等非常规手段,全文未出现“关税”“进口税”或“贸易壁垒”等关键词,总统将其扩张解释为可覆盖全面性进口调控工具,属于典型的法律适用失当。
更关键的是,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明文规定,征税权与关税设定权专属国会行使。最高法院援引“重大问题原则”指出,涉及千亿美元级贸易流向与国家财政结构的重大经济干预,必须具备国会明确、具体、可追溯的立法授权,而非依赖模糊的行政自由裁量。
裁决公布数小时后,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暂停执行前述被判定违法的关税措施。但此举并非妥协退让,而是战术性调整——他随即在公开场合痛斥该判决“逻辑断裂、语言混乱、严重损害国家主权”,字里行间充斥着毫不掩饰的抵触情绪。
此次最高法院裁定被主流法学界称为“划时代判例”,其辐射效应远超单一贸易政策范畴。
它不仅牵涉全球逾三千亿美元的商品流动格局重构,还触发潜在规模达数百亿美元的关税返还义务,更重要的是,为今后所有总统动用“国家紧急状态”名义推行系统性经济管制,设定了不可逾越的宪政门槛。
这意味着,白宫今后若想启动类似级别的对外经济施压机制,将难以再依赖“快决策、强执行、广覆盖”的行政捷径,而必须回归耗时更长、程序更严、抗辩风险更高的传统立法协商与行业听证路径。
曾经所向披靡的“关税铁拳”,自此被套上了一副由司法判例锻造的法治镣铐。
反手加码,硬刚判决护人设
就在签署中止令的同时,特朗普团队早已备妥替代方案,以闪电节奏推出新一波全球性关税升级行动,用高度可视化的政策动作正面回应司法否决,全力巩固其“不妥协、不退让、不动摇”的公众形象。
他启用沉寂近半个世纪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作为法律支点,率先宣布对所有输美商品统一征收10%附加关税,有效期锁定为150天。
紧接着于2月21日凌晨通过个人社交账号发布声明,立即将税率提升至法定上限15%,实现一步到位的极限施压,并明确表示后续将基于“充分合规流程”出台更具针对性的新一轮关税清单。
在言叔看来,这一系列操作背后的政治动机,显著压倒其经济合理性考量。
距离11月总统大选仅剩九个月,每一次政策亮相、每一条公开表态、每一项对外动作,本质上都是面向选民的精准信息投送,“强硬”二字,正是特朗普政治品牌最核心的价值锚点。
关税政策是他执政史上最具辨识度的政策符号;如今重返权力中心,他亟需向基本盘传递一个确定信号:那个曾令多国经贸部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让跨国企业高管反复测算成本红线的强势领导人,不仅回来了,而且出手更准、力度更强、节奏更快。
从10%跃升至15%,这五个百分点的数字跃迁,承载的并非简单的税率调整,而是“我比过去更坚定”的政治宣言。
但需要清醒指出的是,所谓“合法路径”,实则是一次高难度的法律技术性绕行。
《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所授权的关税手段,本质属临时性应急机制,150天有效期届满即自动失效,如需延续必须经国会两院表决批准。
换言之,本轮关税升级并非严谨审慎的贸易政策演进,而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单边施压秀,一场以法律外壳包装的政治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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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维权,连锁反应初显
特朗普的关税新政尚未全面落地,一系列连锁震荡已在美国本土及全球市场快速蔓延,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美国本土企业的集体司法维权浪潮。
截至2月21日收盘,已有包括全美最大会员制零售商开市客(Costco)、沃尔玛供应链子公司、多家汽车零部件进口商在内的数百家美国企业,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全额返还因前述违法关税政策被迫缴纳的超额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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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研究团队测算显示,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相关关税总额已突破1750亿美元大关。
但当前退款机制仍处于空白状态,既无官方受理渠道,也无统一核算标准,普通消费者与中小外贸企业几乎无法有效主张权利,这笔巨额资金正陷入一场缺乏透明规则的“法律迷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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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特朗普本人也在内部会议上坦言,最高法院此项裁决将不可避免地开启一场旷日持久的司法拉锯战,关于关税返还的诉讼进程,极有可能持续数年之久。
除企业层面外,美国地方治理层亦开始公开施压,加州州长纽森已正式致函白宫,敦促联邦政府“立即启动退款程序”,且必须包含按市场利率计算的利息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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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层面,欧盟委员会、日本经济产业省、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等主要贸易伙伴机构,均已释放出明显不满信号,并私下评估多种反制选项。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关税加征对象为“全球范围”,未设国别例外,凡对美存在贸易顺差的经济体,在其政策框架中均被归类为“不公平获益方”。
这种无差别式经济施压,或将动摇全球历经数十年构建的精密分工网络,引发产业链参与者提前布局避险,加剧供应链预期性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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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白宫官方行程公告,特朗普已确认将于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言叔研判,此次外交安排绝非孤立事件,而是其整体大选战略的关键一环——旨在通过高层互动展现外交掌控力,强化“能谈判、敢碰硬、有成果”的执政叙事,为竞选连任积累政治资本。
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同步透露,后续将更多倚重《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国家安全调查)与《贸易法》第301条(不公平贸易行为调查)等既有法律工具,分行业、分品类、分阶段推出精细化关税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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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观点分析
在言叔看来,特朗普此次关税加码之举,表面看是情绪驱动下的冲动决策,实则是一场融合法律博弈、舆论引导与地缘操盘的复合型政治工程。
其根本出发点并非修复美国制造业短板或缩小贸易逆差,而是为11月大选构建一套极具传播力的政策叙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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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所以选择正面迎战最高法院裁决,深层逻辑在于:唯有以关税为矛、以司法为盾,才能持续激活支持者群体的情绪共振,不断强化“说到做到、雷厉风行、绝不屈服”的领袖人格标签。
同时借外部压力转移国内矛盾焦点,将通胀高企、薪资增长乏力等结构性难题,转化为“外国占便宜、美国被剥削”的简单归因,从而为自身争取更广泛的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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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关税升级所埋藏的风险隐患,已在多个维度显露端倪,其影响深度将穿透美国国内市场、波及全球经济肌理、重塑国际贸易秩序。
对美国本土而言,关税本质是一种隐性消费税,绝大多数新增成本最终将传导至终端消费者与下游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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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婴幼儿服装、智能手机配件到新能源汽车电池模组,大量日常消费品价格可能出现阶梯式上涨,这与美联储当前全力压制通胀的核心政策目标形成直接冲突,或将导致物价黏性进一步增强,延缓通胀回落进程。
而愈演愈烈的企业索赔潮,也将持续消耗司法资源,干扰正常商业预期,放大市场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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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而言,看似微小的5个百分点税率提升,却可能成为压垮薄利型出口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全球数十年形成的高效协同供应链体系,将被迫启动新一轮区域性重构与本地化适配。
更值得警惕的是,此类单边主义政策将持续侵蚀二战后建立的多边贸易信任基石,动摇盟友体系的战略互信,加速国际经贸规则碎片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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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尽管本轮关税措辞未点名中国,但作为美国最大货物贸易伙伴及长期顺差来源国,中方出口企业无疑将成为实际承压主体之一,尤其劳动密集型与中低端制造领域将面临订单流失、利润压缩、客户迁移等多重挑战。
但辩证来看,外部压力亦可能转化为内生动力:倒逼中国外贸主体加快技术升级步伐,推动产业链向智能装备、绿色能源、高端材料等高附加值环节跃迁,加速构建多元市场布局与自主可控的供应链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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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关税武器从来不是零和博弈中的制胜法宝,而是典型的“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式双刃剑。2018年中美贸易战期间,美方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所引发的农产品滞销、制造业成本飙升、中小企业破产潮等连锁反应,至今仍在部分行业留有深刻印记。
如今特朗普无视前车之鉴,执意重启关税引擎,虽可在短期内凝聚部分选民认同,但从长远看,只会加剧美国与主要经济体的战略疏离,拖累全球复苏动能,最终也可能反噬其自身政治前途与政策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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