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继祖谈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

罗继祖(1913～2002年),浙江上虞人，九三学社社员，为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文献学家罗振玉之孙。罗继祖先生幼承家学，潜研覃思，学贯文史，博涉多通，在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乃至诗词创作、书法绘画等学术、艺术领域，皆有建树，尤以文献学和东北史研究成就最著。1931年，金毓黻先生在读过他所著《朱笥河先生年谱》后，在日记中写道：“继祖，叔言先生之家孙也，年十八岁。……粗阅一过，文笔雅饰，简而得要，诚可与高邮王氏并美矣!”1955年，罗继祖自沈阳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名吉林大学)历史系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主要著作有《辽史校勘记》、《枫窗胜语》、《瑾户录》、《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庭闻忆略》、《罗继祖绝妙小品文选》、《鲁诗堂谈往录》、《墨佣小记》、《王国维之死》、《两启轩韵语》等。著名作家柯灵在《枫窗胜语》的读后感中说：“广闻博识，翻读未竟，已觉兴味盎然。”谭佛雏教授谈他读《庭闻忆略》的感受时说：“事得其真，议得其平，而文笔亲切洒落，不蔓不枝，故每章读之，唯恐其速尽。”其著作得学者专家激赏若是。

1956年，我毕业分配来东北人民大学任教，得与罗老相识。坐不暖席，在“反右”后的干部清理中即被下放离校。在下放20年后，于1978年10月我奉调回到原来的单位。20年，在艰辛的人生旅程中不算短促，但历史系人员的变化倒不是太大。因为原来我执教中国现代史，就有人认为根据我的政治条件“不合适”。加以20年来自己课内外所着意者，全在古代文史，所以，这次回来，我就自觉地要求到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这就有幸与罗老由原来的一般认识而变为同处一“室”。不久，东北史研究室成立，罗老调去，我也受命另组建了历史文献教研室。1983年，学校成立古籍研究所，以我任室主任的历史文献教研室人员并入古籍所为历史文献研究室，调罗老来任室主任，我做他的副手。加以住处近在咫尺，交往甚密。直到他退休回大连定居，我在罗老的指导下工作五六年。他退休后，我每年都去大连一两次看望他，平时信函往还很多。直至2002年他去世。

1963至1966年近三年的时间里，罗老奉调赴京，在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参与“二十四史”点校整理工作。他生前曾多次和我谈及那段虽不平静，但在他个人历史上却富有意义的三年校史生涯。现在，根据他平日的谈话，参以他发表的有关这方面为数不多的文字，敷衍成篇，以增文苑谈资。写作此文的时候，正值点校整理本“二十四史”、《清史稿》全面修订工程开展之际，回顾一下40年前史学界先辈们的那段峥嵘岁月和披荆斩棘的草创精神，应该说也还是很有意义的。

工作进程

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点校本，是根据毛泽东的拟议与部署，组织全国专家学者，前后历时20年才完成的。虽然还存在一些毛病，但学界一致公认，它底本选优、体例恰当、点校精确、质量上乘，是目前“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1963年1月3日，毛泽东在将《史记·项羽本纪》批给有关同志阅读的时候，对新出版的整理点校本的《史记》大加褒奖，说：“这个新版《史记》,标号及注解，都很醒目，好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访华馀录——出版和书店》中评论说，“可以肯定超过乾隆殿本，将成为今后研究者的标准本”,“‘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作为学术上的旷古未有的事业，意义十分重大”。

“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内容宏富，中华书局整理点校平装本共计241册，约4618万字。再因年代久远，版本冗杂，点校整理并非易事。加以当时社会背景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文革”的干扰，所以迁延时久。从整体工作过程看，参考曾始终参加并一度主持其事的赵守俨同志意见(见《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载中华书局《赵守俨文存》),我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8～1962年。以1958年10月范文澜、吴晗复函毛泽东为起点：“标点‘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十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其余‘二十一史’及杨守敬历史地图改绘工作，也作了安排。”这里所说“二十一史”,是还含有《清史稿》在内。其时对点校工作体例与组织整理方法，都是在逐渐摸索、不断改进中。1959～1960年，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除做好版本对校外，还要比较系统地进行“本校”和“他校”,并强调要汲取前人对本史的研究成果，以为参考。并大体统一了标点、分段体例。开始整理出版“前四史”。

第二阶段，1963～1966年。外地院校承担的各史由分散点校改为在北京集中点校。因为分散在外地院校点校的各史，常被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时作时辍，影响工作的进度和质量。经中宣部批准，把承担点校的有关同志借调到北京中华书局。在整理方法上，改过去为加快进度多人一书的“大兵团作战”为每人一书，不配备过多的助手(给罗老配备的助手，到岗不久就去搞“社教”)。分工明确，无相互牵掣，时间有保证，精力很集中。所以，其余各书的整理工作在这一段进展比较顺利。“文革”前，“前四史”已出齐。

第三阶段，1966～1971年。因为“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破坏，“破四旧”风暴的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混乱，都与“整理古籍”的工作格格不入。再加参与点校的老先生们大多属于被横扫的“牛鬼蛇神”之列，都得回原单位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二十四史”的点校整理工作被迫中止。其间有戚本禹、姚文元仗恃特权，为了“抢旗帜”、“摘桃子”曾拟中兴再起，但大气候不适宜，如戚本禹，乃至自身尚且难保。所以，也只是昙花一现。没有实际工作成绩。

第四阶段：1971～1978年。1971年4月，在北京召开出版会议，“二十四史”整理工作重新启动。周恩来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当时议定：为加快整理出版进度，将《宋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五部交由上海方面点校。有关人员，再度集中。由北京负责的《清史稿》的整理工作也列入工作日程，经过京沪两地众多专家、学者的艰苦努力，到1978年，全新标点整理本的“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全部出齐。

根据新华社1978年5月18日北京电：“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有：顾颉刚、王仲荦、王毓铨、王永兴、王天良、王文楚、马伯煌、邓广铭、白寿彝、卢振华、冯家升、刘节、刘乃和、朱东润、阴法鲁、孙毓棠、亦邻真、蔡尚思、严敦杰、杨伯峻、吴则虞、宋云彬、张政烺、张维华、张瑞璠、张家驹、陈乃乾、陈仲安、陈述、陈允吉、邵循正、罗继祖、周清澍、周良霄、周振甫、郑天挺、赵守俨、赵善诒、胡裕树、柴德赓、聂崇岐、翁独健、唐长孺、董家遵、徐鹏、徐震谔、徐德麟、傅乐焕、裴汝诚，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全体人员，西北大学历史系部分人员，南开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全体人员，中华书局二编室部分人员。”根据各史修订后“出版说明”中对点校整理者的记载得知，还有不少参与过这项工作的同志和单位，这篇电文里没能一一列上他们的名字。

先后参加点校《清史稿》工作的，有：罗尔纲、王锺翰、张政烺、孙毓棠、启功以及中华书局的吴树平等同志，刘大年也参与了一段工作。

罗继祖参与的正好是第二阶段的工作。因为1971年后《宋史》已改由上海方面负责整理点校，关山阻隔，他也就没再参与后一阶段的工作。

参与缘起

20世纪60年代初，罗继祖写了一篇论文《读〈金史·傅慎微传〉》,投给学校的学报，未予刊用。他就改投《光明日报·史学》,颇得编辑该专刊的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的青睐，即予发表。1962年秋，邓广铭先生应邀来吉林大学讲学，在与历史系教师座谈交流时，还专门提到罗老的这篇文章，为罗老增色不少。邓在与罗继祖谈起“二十四史”的整理点校工作时，说：“自聂崇岐去世后，《宋史》的整理工作已经停顿，中华书局有意让我承担，但我实在忙不过来，经我提议，金灿然(中华书局总编辑)有意请你搞，不知你能否同意。”罗说：“我对《宋史》不熟，恐难胜任。再说《宋史》在诸史中卷帙最多，有四百九十六卷，而我的课程不少，时间上怕也难以保证，即使做，我也只能承担一部分。”邓回北京不久，中华就将聂标点的第一本寄来了，罗也就无法再推辞。因为课程多，业余时间有限，工作进展很慢。等到1963年暑期后回校，学校就通知罗：中华书局调你去整理“二十四史”,是中宣部通过省委来调的，让速去北京报到。

罗继祖自己对他与“二十四史”之役的缘起，也有一段记叙，他在《我和 <辽史〉》一文中说：< pan>

当毛主席号召史学界重新校勘“二十四史”工作时，由中华书局广征高校史学教师分任。《宋史》本北京大学聂崇岐教授任之，聂教授乃《宋史》专家，已将《宋史》全部圈点并写有校记初稿，不幸中途病逝，求替者。北大邓广铭教授忽推荐我，我与邓教授非夙交，只曾见我一二篇关于辽金论文，就谬许我于《宋史》有素养，向领导推荐。而中华书局并无一人与我相识，会于思泊教授时去京与中华书局接洽事务，于老和我同事，相知甚稔。中华于是转以询于老，从政治思想及学殖水平，于老皆力保可胜任。其实我只是一七级讲师，遽与诸教授并列乃异数。

我未遍读过《宋史》,只用时常翻翻。在职数年，因不知是什么原因，闹了失眠和血压高，跑医院耽误了许多时间。到了“文革”,校史小组临结束也未能校完，而且粗糙。最后是上海方面高校同志完成的。我深深觉得对不起邓、于二老。

这里说到讲师职称和于省吾老向中华力荐的事，其实，在此之前，于老就不止一次为罗老的职称问题鸣过不平。作为校务委员，他直接向校长匡亚明、历史系总支书记李木庚提出外，还向友人、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提出，为此，宋曾专门打电话给副校长刘靖询问此事。与于老的奔走呼号形成强烈反差，反倒是当事人的罗本人认为同等情况的人还有，学校不容易单独为自己解决，遂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学校有关部门也以“晚了一步，未赶上材料统一报部”为由作答。后因“文革”,一拖十几年。江青垮台后，他才升副教授，当教授时已年及古稀。送审到北京，审阅的专家都大吃一惊：他们以为多年前罗就是教授了。

向来对研究史籍就情有独钟的罗继祖，现在有这样一个摆脱教学工作、专门从事整理点校古史的机会，地点又是在北京，还能结识许多史学界的师长和同辈，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其时，三年困难时期好不容易熬过，生活压力已得缓解，又有了这样千载难逢的锻炼提高机会，所以，他是怀着欢欣与企盼的心态奔赴北京的。

优渥有加

1963年秋冬，奉中宣部之命，先后借调到中华书局参与点校工作的有：武汉大学的唐长孺、陈仲安，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中山大学的刘节，南开大学的郑天挺和山西教育学院的王永兴诸先生。点校《新五代史》的柴德赓先生虽也到京，但为了便于向陈垣老请教和与点校《旧五代史》的刘乃和先生研究交换意见，并没有住到翠微路来。原在北京的，除傅乐焕先生于后期曾住到中华书局的招待所工作外，其余的仍各自在家点校，只是有时候碰头开会，商量问题时才到中华书局来。

罗继祖到中华书局报到后，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人员也先后来到。让他感到受宠若惊的是来的大都是国内史学界的权威。如：郑天挺当时是南开大学的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唐长孺、王仲荦、刘节也都是知名的教授，北京的如北师大校长陈垣等著名学者就更多了。也就只有他与王永兴、陈仲安是讲师。但中华书局却不分职位高下，工作分工，食宿安排都一律看待。

北京的生活条件本来就比长春好，再加文化部还另有伙食补贴。为他们专门办伙，不吃中华书局食堂。工作条件也好，人各一室，每人就在自己寝室工作，对上下班的时间也不加规定。人们统称他们为专家学者，罗内心更是感到莫大的荣幸。

不久，就到了国庆节，参与点校的人都收到一张观礼券。按当时的规定，是只有一、二级教授才能享受这份待遇的。当天，罗登上了天安门旁边的观礼台，第一次见识到这样宏大、庄严的场面。虽然因为距离比较远，不能看得太清，在群众游行开始，还是看见了毛泽东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大家挥手致意。

国庆节过后不久，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北京市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以及萧项平、赵守俨、宋云彬等。来中华书局参与点校工作的全都参加了，包括家在北京不在书局住的陈垣、翁独健、冯家升、刘乃和等。会议由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主持，内容主要是总结以往情况，部署下阶段工作。讨论时发言的不多，记得陈垣老就古籍点校工作，很风趣地即席举例说，只有知道“香蕉”与“苹果”是什么,才会在它们之间加顿号；如果根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就很难下笔。发言时间不长，就散了会，会后聚餐。

因为抽调的人都来自学校，所以，仍然执行寒暑假休假制度，每逢放假，组内同人回家前，中华书局都代为购好车票，并一一送上火车。

工作之余与星期天，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或结伴三五，到玉渊潭公园喝茶谈天，尽兴始去。还可以去逛琉璃厂古旧书店，访书购画，相互欣赏。罗老善绘画，但轻易不动笔。一次，应王仲荦教授之请，欣然命笔，为他画了一把扇子，王假期携归，为童书业先生见到，大为赞赏，原来童先生也深谙此道，就把自己所著的《南画研究》一帙托王代赠罗老。王先生并建议罗老抽暇将同人大众一起绘入《翠微校史图》中。

有时或去访亲会友。罗老的五叔福颐先生就在京城，另外常去的地方还有谢国桢先生家，还通过谢结识了与之共同师事过梁任公、王观堂的北师大刘盼遂先生。因为谢先生曾向继祖先生祖父叔言公请益，并求其为所著《晚明史籍考》题签，又对明清笔记搜集很多，这与罗老同嗜，所以工作之余，罗常去谢家，每去必畅谈留饭。后来罗的《永丰乡人行年录》在江苏出版，就是请谢给写的序言。

在认识刘盼遂先生之前，罗老就读了他的《段王学五种》,从中罗看出作者治学严谨，见地深邃，自己早年写的《段懋堂年谱》,与刘著相比，“直可焚弃”,所以，极愿与之结交。及相识之后，更见其心迹坦荡，生活俭素，交谈之际，十分投契。刘先生治学勤奋，于教学工作更是兢兢业业，深得同行们的敬重和学生们的爱戴。未意这样一个好人，“文革”起时，因不堪街道红卫兵的肆意拷打审讯，偕夫人在自家的水缸里双双自溺身死。罗老闻讯，痴呆半晌，怅然若失。

在北京这两年多的时间，能和这样一些重量级的人物比肩而坐，共席而食，切磋学问，交流感情，都是此前罗老从来没有享受过的殊荣和憧憬、企盼而不可得的理想生活。所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风起青萍之末——批判刘节

自1962年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以来，伴随国际上的反帝批修斗争，国内突出政治、学毛著、学雷锋、学解放军，文化领域的“写三十年”、停演“鬼戏”,开展“社教”。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参与点校古史的老先生们，也由原先终日校书，不参加任何学习，而逐渐增加了文件传达、政治学习。其时，金灿然病休，由萧项平主持其事。一次，萧在传达大庆油田工人披荆斩棘、爬冰卧雪、战胜各种困难拿下大油田英雄业绩的时候，大家都感到无比兴奋。文件强调大庆工人之所以能够创造如此奇迹，全靠两论(《实践论》、《矛盾论》)起家，即全靠学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萧要求大家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即点校“二十四史”中学习与运用毛主席思想。大家都因为毛主席在这方面没有具体指示而感到困难。到1965年春，“四清”的二十三条下达，其中有批判形而上学的烦琐哲学，结合这一指示，大家体会到，点校中一字一点，本身就很烦琐。如果再在异文考证、校记中把那些无关宏旨的东西一一罗列，就更加烦琐了。但过于简略又不能说明问题，对读者没有帮助。所以关键在于选择准确，繁简适当，才能既按要求完成任务，又能避免形而上学的烦琐哲学。

大家在讨论怎样“突出政治”,把阶级斗争的观点运用到业务工作中来的问题上，对用标点来体现阶级立场的做法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原文中的“匪”、“贼”等对农民起义领袖的污蔑用字，应该用引号以表明我们的态度；而大部分人则以为标点是表明原作者的文义的。加了引号，其实是美化了作者。这个问题当时莫衷一是，一直到1971年，“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再度开始，周总理在接见出版会议的与会人员时，问到“二十四史”,汇报的同志连带提出了在标点上突出“阶级观点”的事，总理说：“不要搞这个了吧，标点只能反映原文的意思，怎么能体现点校者的阶级观点!”周恩来一锤定音，问题才算得到解决。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中把“退田风”、“翻案风”与现实联系起来，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极大反响。点校组里有人根据史料对姚文元此文进行驳正。罗继祖对海瑞的史实不熟，但他认为，在封建社会里，像海瑞这样的“清官”总还是比鱼肉人民的赃官、昏官要好。至于联系现在的“翻案风”总觉得有些牵强附会的意味。只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未敢表露。

在这种政治气氛中，点校整理工作也越来越“左”。只单一强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指示；反对颂古非今、复古主义、烦琐考证，坚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真正应该研究探讨的校史方面的业务，根本不能也不敢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联系政治思想实际的时候，点校组还开展了对刘节的批判。

刘节(1901～1977),字子植。就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时，曾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毕业后任河南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先后在浙江大学、金陵大学任教，专心于古代史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刘节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其后一直在中山大学执教，直到1977年辞世。先生于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的研究成就卓著,兼及古文字学、古金石学、中国语文史，均有著述。

在为人气节上，刘节深受其师陈寅恪的影响，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故后来的历次运动中皆为批判对象。1963年，全国有影响的报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历史研究》、《文史哲》、《学术研究》分别刊文，批判其“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历史唯心主义”。但这位倔犟的学者，从不作违心的检查，1956、1957年被迫停止授课时，他就曾让学生到自己家里给他们讲中国古代文献课。逢年过节，任历史系主任的刘节去拜望老师陈寅恪，必行传统叩头大礼。一丝不苟，其重道尊师之精神，执著如此。

刘节来中华书局是负责点校《旧唐书》的。他的被批判，主要是因为他一生推崇孔子，崇拜儒学，对当时宣传得越来越强烈的“阶级斗争”有看法。他说：“经过了这么多次运动，哪里还有那么多的阶级敌人。所以，现在不应该再强调阶级斗争了，把政治空气搞得那么紧张，人们谁受得了。应该强调生产斗争，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因为这些话，他在公开场合经常说，锋芒太露，书局领导就组织点校组成员，还有中华的几位同志参加，几次开会批判他。但他的态度十分强硬，对给他提意见的一一予以批驳，拒不承认错误，说自己什么问题也没有。所以，批判会无法开下去。问题一直拖到1965年，刘节的言行也更加不能为当时的世风所容，书局遂以其点校稿存在问题为由，让他第一个离开中华书局回到广州。

这种特立独行性格的人，在“史无前例”的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横暴岁月里，其遭际可以想象。在“文革”期间，他共遭受60多场批斗，但仍坦然处之，并不屈服。“文革”初起时，学生要斗争陈寅恪，刘节竭力拦住学生，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此事其后广为流传，成为佳话。

傅乐焕之死

傅乐焕(1913～1966),民族史学家，山东聊城人。193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37年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47年得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赴英国人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留学，1950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1950～1951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任研究员。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先后在研究部、历史系工作，任历史系副主任等职，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曾参加满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的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长期从事北方民族史的研究与教学，在辽金史的研究方面成绩尤著。曾参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辞海》编纂与编辑《中国历史小丛书》等工作。主要著述有《辽史丛考》、《康熙年代的中西关系》等。

“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开展，他负责点校《金史》,与罗继祖同在一组。他虽然家在北京，因距中华书局较远，为了集中精力早日完成任务，遂也搬来书局里住，又与罗老联床而居。故而交往频繁，情谊颇笃。因为他是傅斯年的侄子，读书时就住在傅斯年的家里，生活和学业上都得到傅斯年的不少帮助。而在20世纪60年代，“血统论”严重影响所及，傅斯年就是反革命的代称，极被看重的家庭影响，再加上傅乐焕还与胡适有不少关系，这在当时是被看做重大的社会关系，听说他似乎还有“历史问题”。所以运动刚一开始，中央民族学院就把他作为重点，要求他停止中华书局的工作，回校检查并接受群众批判。

傅乐焕生性内向，平时不苟言笑，昔日同窗把他们素来众所佩服的几位加以诙谐概括，就有“乐焕不乐(平日一脸严肃),恭三不恭(邓广铭，字恭三，平时颇有些恃才傲物),政烺不政(说张政烺书生气十足，根本不懂政治)”的说法，现在，政治运动到来前的紧张气氛里，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更是神情紧张，惶惶不可终日。罗老看在眼里，但在泥马渡江、自身难保情况下，平时也木讷少言的他，也实在找不出什么话来宽慰他。

傅离开翠微路大院时，赵守俨还与他打过招呼，当时并没有发现他有何异常。不意他竟于1966年5月23日在陶然亭跳湖自杀。消息传来，大家都很震惊。尤其对“伪满汉奸”罗振玉之孙的罗老来说，傅氏家庭影响的死因，更不可能不成为他思想上挥之难去的阴影。书局领导也及时地考虑到了这一点，就派郑天挺、唐长孺找罗老谈话。在劝慰的同时，要罗老解除顾虑，放下包袱，相信党和群众，正确对待运动。特别指出傅氏已误，不可再误，使悲剧重演。

虽说过去罗老与他们二位没有深交，但因郑先生和谢国桢交好，而罗、谢情谊颇厚，遂亦成知己。唐师之外家为南浔刘氏，著名藏书家、出版家刘承干为其舅氏，唐师研读辽、金、元史所作有关论著之论文集《山居存稿》,其中《 <辽史·天祚纪> 证释》附记中说，唐师一度亦曾拟习辽史，及见罗老《辽史校勘记》出，而毅然辍笔。实晤面之前，二人已相知日久。加以近三年来的朝夕相处，感情甚笃。

在当时，罗老心里当然明白，祖父的问题，不能等同自己的问题，但从当时前所未有的“左”的政治形势中，参以在此之前历次运动的经历，他已经确断，要像以往的运动那样得能自我保全很难，在这次运动中，他怕是在劫难逃了。

山雨欲来

随着《燕山夜话》、“三家村”揭批的深人，罗老的神经也更趋紧张。早在长春时，他和于省吾老就对《燕山夜话》十分欣赏，陆续购买了单行本。来中华书局后，他又在点校组同人中宣传过，自己很紧张，唯恐因此罹祸。继而又听说“三家村”的“后台”是彭真，和所谓的彭、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家店”有联系。就在这时，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的主持者金灿然被视为与吴晗、邓拓、翦伯赞关系密切而成为运动的重点被批判，文化部还派来了工作组。金灿然在历经苦难后去了干校，后被送回北京，终于流落街头凄然离世。此一工程的重要支持者齐燕铭也被投入监狱，关押多年。

因为政治高压，点校组的同人精神都很紧张，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

在刘节被逐、傅乐焕投陶然亭湖水自尽后，山东也来信要求王仲荦和卢、张回校参加运动。客观地看，点校工作实际上已难以为继，只好宣告暂停，各自回校。

罗老记述他与其五叔福颐先生辞行一段，颇可窥见其当时的情绪：“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运动兴，中华校史小组解散，予将返长春，行有日，诣叔辞，执手黯然，以运动长短不可知。既别去，叔复迹予何楚侯舅氏宣内寓所，切嘱：‘运动中吾辈当效古人“唾面自干”,是非黑白勿遽辨也。’予唯唯。”(《鲁思堂谈往录·梓溪叔哀辞》)后来得知，福颐先生于运动初期遭际惨痛，家庭书籍什物，洗劫一空。罗老始服其先见之明。

因为当时罗老身体不好，想先回大连家里休养几天再回学校参加运动，信发出又感到是否会被人误会自己是逃避运动，遂再发一信称已改拟“直接回校”,系里接得头一封信，立即回信：“直接回校，一面参加运动，一面治疗疾病。”回校的第二天罗老就去看大字报，在揭露匡亚明的大字报中已经点了他的名。还有大字报揭发他在《春游琐谈》中所写的笔记《斩上书人》、《讼堂养猪》为蓄意影射攻击，且称与张伯驹所组成之“春游社”系反革命小集团，为“三家村”分店等。没隔多久，他就被打入了“黑帮”队伍。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第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