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曾言：我去了十几次印度，发现西方的描述还在误导我们

前言

近段时间以来，印度频频登上全球舆论中心舞台。西方主流媒体轮番渲染其经济跃升势头、数字技术突破及所谓“年轻人口优势”，断言它将接棒中国，成为21世纪亚洲新引擎，甚至有观点称其即将迈入“超级新兴国家”行列。不少企业与机构也纷纷调整战略，将印度列为优先合作对象。

温铁军教授十余次实地踏访印度城乡，足迹遍及马哈拉施特拉邦、比哈尔邦、喀拉拉邦等十余个邦县，通过田野访谈、基层档案查阅与地方政府座谈，构建起一套基于一手经验的系统性观察框架。

他明确指出，当前国际舆论场中关于印度发展图景的主流叙事，存在系统性偏差——这种偏差并非偶然疏漏，而是选择性聚焦与结构性遮蔽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他看来，印度的真实发展肌理远比媒体镜头下的摩天楼群与IT园区复杂得多，其光鲜表象之下，深嵌着制度性断裂、空间性失衡与阶层性固化等多重现实。

你是否想过：为何西方话语体系要如此密集、高调地塑造一个“上升中的印度”？这背后又隐含怎样的地缘叙事逻辑与资本流动意图？

印度的城市化热潮

印度城市扩张常被冠以“南亚速度”的称号，更被部分国际机构誉为“非西方世界城市演进的典范样本”。

西方报道惯于选取班加罗尔科技走廊、孟买BKC金融区或海德拉巴HITEC城等局部切片，用航拍镜头与白领通勤画面拼贴出一幅“数字印度”崛起图景。

玻璃幕墙映照下的数据中心、英语流利的客服中心员工、不断刷新纪录的独角兽企业估值……这些符号被反复强化，营造出一种不可逆的现代化进程感。

但温铁军团队在连续多年的驻村调研中发现，这种“视觉现代化”与真实治理能力之间，横亘着一条日益扩大的鸿沟。

表面光鲜的城市天际线之下，是长期被忽视的基础支撑系统严重老化。

以德里国家首都辖区为例，其地铁日均运载量已超设计上限47%，老旧变电站故障频发导致商业核心区每月平均停电3.2次；孟买部分城区排水管网仍沿用英属时期图纸，雨季内涝深度常达1.8米以上，救护车与消防车通行受阻成常态。

即便在金融中心地带，沥青路面龟裂率达63%，主干道高峰期拥堵指数常年维持在8.9（满分为10），PM2.5年均浓度超世卫组织标准4.7倍。

超常规城市化催生的不是均衡增长，而是空间撕裂式膨胀。

据印度住房与城市发展部2023年普查数据，全国贫民聚居区数量十年间激增142%，覆盖人口达3.8亿，相当于整个美国人口总和。这些区域多位于城市边缘洼地或铁路沿线，缺乏合法土地权属，供水依赖每日两小时定时放水，污水处理率不足11%。

聚居区内居民以建筑零工、人力三轮车夫、街头小贩为主，日均收入中位数为286卢比（约合25元人民币），且无劳动合同、无社保覆盖、无职业晋升通道。

他们白天在写字楼擦玻璃，夜晚回到铁皮棚屋，构成印度城市最沉默却最庞大的“影子劳动力”群体。

西方叙事热衷援引印度服务业占GDP比重达54%的数据，尤其强调其软件出口额占全球55%的份额，以此佐证经济结构升级成效。

温铁军则提醒：这一光环仅笼罩在班加罗尔、浦那、海德拉巴三座城市的约120万从业者身上，占全国就业人口比例不足0.8%。

其余99%的服务业岗位集中于低端生活性服务领域——家庭佣工、外卖骑手、电话销售员等，平均合同期限4.3个月，月薪中位数仅为1.1万卢比，且普遍未签订书面协议。

即便是被神化的IT产业内部，也呈现出鲜明的“双轨制”特征。

头部企业工程师年薪可达250万卢比，但基层代码编写员、测试助理、运维支持岗等基础岗位占比超68%，起薪仅3.6万卢比/月，需连续加班至凌晨成为行业潜规则。

更值得关注的是，大量从业者在35岁后遭遇职业天花板，因技能迭代滞后被迫转入低附加值外包环节，形成“高学历—低保障—短周期”的新型就业困局。

印度劳动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具备稳定职业技能认证的劳动力占比仅19.3%，其余多数人被困在“有工作无积累、有劳动无增值”的循环之中。

当城市霓虹闪烁时，广袤乡村仍深陷结构性沉寂。

印度农业人口占比达44.5%，但农业GDP贡献率仅为18.2%，亩均产值仅为中国的61%。全国73%的耕地尚未实现电力灌溉，小型农户平均经营规模仅1.08公顷，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温铁军在比哈尔邦穆扎法尔布尔县走访时记录到：当地棉农种植成本中，化肥与柴油支出占比达67%，而棉花收购价十年间仅上涨22%，扣除中间商差价后，实际到手收入反较2013年下降11%。

许多村庄至今依赖人工打井取水，妇女每日往返取水耗时3.7小时，直接挤压儿童教育时间与女性健康保障空间。

农村公共服务缺口呈现“三低”特征：村级小学师资合格率仅58%，乡镇卫生所全科医生配备率不足39%，农业技术推广站覆盖半径平均达42公里。

在恰蒂斯加尔邦丹特瓦达地区，温铁军团队调研发现：适龄儿童辍学率高达41%，主因是家庭需孩子参与采茶、拾柴、照看弟妹等生产活动；村医年均接诊量超1.2万人次，但药品库存完整率不足27%。

土地改革停滞不前，全国42%的耕地由不到6%的地主阶层控制；种姓身份仍实质性影响信贷获取、水源分配与婚配选择，在北方邦部分村庄，达利特群体被禁止使用公共水井的比例仍达33%。

西方对印度的美化

在布鲁金斯学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等智库报告中，印度被反复标注为“民主韧性标杆”“数字时代人口红利样板”“全球供应链重组关键支点”。

这些标签经由CNN、BBC、《金融时报》等平台放大传播，形成一套自洽的“进步叙事闭环”——民主制度保障政策连续性，年轻人口提供廉价优质劳力，信息技术输出彰显创新实力。

温铁军强调：这套叙事刻意淡化了制度效能与人口质量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外界误将“人口规模”等同于“人力资源质量”，将“选举程序”等同于“治理实效”。

所谓“人口红利”实为“人口压力”的另一表述。

印度15-29岁青年达4.1亿，但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仅约800万个，供需缺口达92%。职业教育体系覆盖率仅22%，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就业匹配率不足39%。大量青年在完成中学教育后，直接进入非正规经济部门，从事日结零工，形成“有学历无技能、有年龄无岗位”的典型困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3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印度青年失业率（15-24岁）达23.4%，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水平。

关于印度民主制度的讨论，常陷入形式主义迷思。

印度每五年举行全球最大规模选举，选民登记人数达9.68亿，但温铁军团队对拉贾斯坦邦12个选区的跟踪调查显示：78%的村级会议议题由地方强人预先圈定，普通村民发言平均时长仅1.3分钟；预算执行监督委员会中，底层种姓代表实际出席率不足17%。

民主机制更多体现为周期性权力更迭工具，而非日常性权利实践渠道。政策制定过程高度精英化，农民联盟、工会等社会组织在中央部委听证会中的参与度连续七年低于5%。

温铁军特别警示：中资企业在印推进基础设施、产业园区、数字政务等合作项目时，普遍存在“三重误判”——误将统计增速等同于执行能力，误将城市表象等同于制度成熟度，误将技术人才储备等同于产业生态完整性。

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评估显示，中央财政拨款项目平均落地率为41%，邦级配套资金到位率仅29%，跨部门协调平均耗时11.4个月。班加罗尔地铁三期工程因征地纠纷延期47个月，古吉拉特邦新能源产业园因环评审批卡顿搁置3年。

若仅依据宏观数据建立合作预期，极易陷入“签约热闹、落地冷清、运营乏力”的困局。

中印的共同历史

温铁军指出，中印两国命运早在19世纪就已被殖民主义链条牢牢绑定，这段被主流史观切割叙述的历史，实为理解当代南亚格局的关键密钥。

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扭转对华贸易赤字，于1773年在孟加拉设立鸦片专卖局，强制农民改种罂粟。至1838年，印度鸦片年产量达5.1万吨，其中92%输往中国，直接催生鸦片战争爆发。

当时印度农民被迫在盐碱地上种植罂粟，每公顷收益虽高于水稻，但土壤肥力十年内下降63%，后续耕作需额外投入3.2倍化肥成本，形成“短期增收—长期失地”的恶性循环。

这段共有的殖民创伤史，不应被简化为单边受害叙事，而应视为亚洲两大文明在帝国秩序下的共生性挣扎。

印度现存的铁路网总长6.8万公里，常被视作殖民遗产中的“现代化象征”。但温铁军团队查阅大英图书馆殖民档案发现：1853年首条客运铁路开通当日，运输主力实为装满鸦片箱的货运专列；孟买港1864年扩建工程预算中，67%资金明确标注用于“鸦片装卸效率提升”。

这些基础设施本质是殖民掠夺的毛细血管，其设计逻辑完全服务于原料掠夺与商品倾销，与民生福祉无实质关联。

1947年独立后，印度虽收回主权，但土地所有制、司法体系、教育结构等核心制度框架基本延续殖民时期架构，形成“主权独立”与“制度依附”的悖论性并存。

当前印度42%的耕地仍由前土邦王公、殖民时期包税人后代掌控，种姓身份在公务员考试录取、公立大学招生、银行信贷审核中仍具隐性权重。

独立运动主导力量为国大党精英阶层，其谈判策略聚焦于政权交接而非社会重构。1950年宪法虽废除法律上的种姓歧视，但未同步启动土地再分配与教育资源重置，导致结构性不平等获得制度性延续。

比哈尔邦2022年土地改革调查报告显示：该邦73%的无地农民仍为达利特群体，其子女进入高等教育比例仅为12.4%，远低于全国均值34.7%。

真正的社会变革并未随国旗升起而发生，它仍停留在无数村庄的田埂上、校舍的门槛外与诊所的候诊椅中。

结语

审视印度，既要穿透西方滤镜直面其发展瓶颈，也要尊重其内在韧性——如喀拉拉邦全民识字率达96.2%所体现的基层教育动员力，如泰米尔纳德邦“粮食银行”网络展现的社区互助智慧，如古吉拉特邦农民合作社推动的节水农业创新实践。

对中国而言，构建理性对印认知框架，意味着拒绝两种极端：既不因西方唱衰而低估其潜力，也不因短期数据向好而高估其转化能力。需要建立“分层—分类—分阶段”的立体研判模型，将城市IT集群、制造业飞地、农业主产区、部落聚居区作为不同分析单元。

唯有如此，才能在跨境基建、数字治理、绿色能源、公共卫生等务实领域，设计出真正契合双方制度禀赋的合作机制，避免陷入“愿景宏大、路径模糊、落地艰难”的窠臼。

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当我们在恒河与长江之间架设桥梁时，需要的不仅是技术方案与资金规划，更是对殖民遗产的清醒认知、对发展规律的敬畏之心，以及对邻国人民真实处境的深切体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