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三夜，跟单员说：这里最难熬的不是停水停电

火车过了鸭绿江大桥，窗外的颜色就变了。

不是景色的变化，是那种感觉——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但心里知道，这边不一样了。

2013年10月，我第一次去朝鲜。

公司在那边的南浦市有个服装加工厂，生产线停了，样衣和制版对不上，跟单员一个人盯了三天，解决不了。我必须过去。

出发前，我往背包里塞东西：火腿肠、方便面、榨菜、饼干、几包速溶咖啡。去过的同事说，那边吃得惯就怪了，自己带点。

丹东火车站，95次国际列车，上午10点发车。车票是一张硬卡纸，印着中朝两种文字。候车室里多数是朝鲜华侨，大包小包，像是搬家。他们常来常往，脸上没什么表情，安检、填单子、排队，一套流程走得行云流水。

我不行，第一次去，手心冒汗。

车过新义州，停了。

上来一群穿制服的人，挨个查。手机拿出来，型号登记。笔记本电脑打开，开机看一眼。相机举起来，对着灯光照照镜头。有个乘客带了几本杂志，被翻来覆去地看，一页一页翻，像找什么东西。

我坐在卧铺上，看着前面那个朝鲜华侨怎么过关的。他往护照里夹了点东西，检查的人接过去，翻开看了一眼，合上，递回来，点点头。那人就过去了。

我没夹。查我的时候，把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配合着翻。检查的人问我去哪儿，我说南浦。问干什么，我说修机器。他点点头，在本子上写了点什么，走了。

两个小时后，火车开了。

窗外的风景慢悠悠地往后退。低矮的房子，田里弯腰干活的人，偶尔一辆牛车，还有那些刷在墙上的标语——我看不懂，但知道那是什么。

两百多公里，走了将近七个小时。到平壤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站台上有人接我。朝鲜工厂的负责人，四十多岁，话不多，握手很用力。旁边站着一个翻译姑娘，二十出头，瘦瘦的，穿着深蓝色的套装，头发扎得整整齐齐。她用中文说：“你好，欢迎。”发音有点生硬，但很认真。

上车，往南浦开。

出了平壤，窗外就是一片黑了。没有路灯，没有车灯，偶尔路过一个村子，也只有几点昏黄的灯火，像落在地上的星星，稀稀拉拉的。路不平，车子一晃一晃的，我靠在座位上，看着窗外那片黑，什么也看不清。

翻译姑娘坐在前排，一路没说话。

南浦的宾馆叫“涉外宾馆”，条件在当地算好的。前台是个朝鲜大姐，会几句中文，登记的时候看了我好几眼。房间不大，有电视，有床，有热水壶。我打开电视，全是朝鲜频道，一个台在放新闻，一个台在放纪录片，一个台在放电视剧——一个字听不懂，看了五分钟，关了。

第二天一早，翻译姑娘已经等在楼下。

去工厂的路上，我试着跟她聊天。问她叫什么，她说了，我没记住。问她做翻译多久了，她说一年多。问她去过中国吗，她摇摇头，说没有。

“想不想去？”

她没回答，只是笑了笑，眼睛弯成月牙。

工厂在南浦郊区，一排平房，门口有岗哨。进去之后，流水线停着，工人们坐在机器旁边，没什么事干。跟单员在车间里等着，看见我，长长地松了口气。

她来了小半年，瘦了一圈。

问题不大，样衣和制版的误差，调整几个尺寸就行。我在现场看了半个多小时，跟他们讲清楚了，又画了几张图，让朝方师傅照着改。中午的时候，流水线重新转起来，缝纫机的声音又响了。

中午吃饭，在涉外餐厅，我请几个朝方管理人员。翻译姑娘也在，坐在边上，不怎么说话，偶尔帮忙翻译几句。菜是朝鲜菜，泡菜、汤、冷面，还有一盘烤肉。他们吃得很香，我吃不惯，但也没说。

吃完饭，我跟跟单员说，去你住的地方看看。

她住的是另一家宾馆，离工厂不远。条件比我那家差多了。

房间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墙角堆着几个塑料桶，有大的有小的。跟单员说，这是存水的，这边动不动就停水，来水的时候得赶紧接，不然连洗脸刷牙的水都没有。

“洗澡呢？”

她苦笑了一下，指着桌上的电磁炉：“等来电的时候，烧点热水，拿盆接，凑合擦擦。洗澡不敢想。”

窗户外面是一条街，街上没什么人。她说，天黑的时候，偶尔有人在附近偷偷卖东西——鸡蛋、青菜、有时候有点肉。她得趁黑下去买，还得躲着人，怕被看见。

“平时能去哪儿吗？”

“不能。”她指了指门口，“翻译每天都来，早上接我去工厂，晚上送我回来。休息日也一样，陪着。说是陪，其实也是看着。电视看不懂，没网络，打中国电话贵得要死。就这么熬着。”

我把背包里的东西拿出来给她。火腿肠、方便面、榨菜、饼干、咖啡。一样一样往外掏，堆了一小堆。

翻译姑娘站在旁边，眼睛一下子亮了。

她往前凑了凑，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包装，小声问：“这个是什么？”我告诉她，方便面，泡热水吃的。她又指着另一袋：“这个呢？”我说，榨菜，就着饭吃。她点点头，但眼神里还是那种好奇，像小孩子看没见过的东西。

我跟跟单员说：“给她几个吧。你们天天处，以后也好说话。”

跟单员笑着点头，挑了几样递给翻译姑娘。她接过去，捧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包装，脸上的笑藏都藏不住，一连说了好几声谢谢。

“家里人今天能吃到中国的东西了。”她说。

那语气里的高兴，是真的。

我在南浦待了四天。

问题解决了，我就没什么事了。但翻译姑娘每天还是早早来，坐在宾馆大厅里等我。我想出去转转，她跟着；走远了，她就说，回去吧，没什么可看的。我知道她的意思，也不为难她，就回去躺着。

宾馆比跟单员那边好点，但也会停水停电。电视看不懂，没网络，手机只能当闹钟用。我在楼下小卖部看了看，空的——不是说没东西，是没什么能买的。几盒烟，几瓶汽水，几袋饼干，就这些。

南浦的街上，白天也没什么人。偶尔有骑自行车的过去，有步行的老人，有穿着校服的小孩。不冷清，但就是那种感觉——安静，太安静了。

那四天怎么过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躺着，看天花板，发呆。一天怎么那么长，从早上睁眼到晚上闭眼，像过了一星期。

第四天，终于可以回去了。

还是那趟火车，还是那些流程，还是新义州的检查。等火车再次开过鸭绿江大桥，看见丹东那边的楼房、灯光、江边散步的人，我忽然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回头再看，朝鲜已经远了。

四天三夜，一次普通的出差。修了几件衣服，解决了一个技术问题。没什么大事。

但我一直记得几件事。

记得那个黑漆漆的夜晚，车窗外什么也看不见。

记得跟单员房间里那几个塑料桶，她说，来水的时候得赶紧接。

记得翻译姑娘接过那几样东西时，眼睛里的光。那种光，是那种真正没见过、没吃过的人才会有的。

火车过了桥，手机有信号了。我看着屏幕上跳出来的消息，忽然想，我们平时抱怨的那些——没网了、停电了、外卖不好吃了——在有些人那里，根本就不是抱怨的事。

她们每天过的，就是那种日子。

跟单员后来又在那待了半年，换别人去了。听同事说，那边的条件还是那样，停水停电，没人陪的时候更难受。

翻译姑娘呢？不知道。也许还在那个宾馆的大厅里等着下一个中国来的客人。也许已经攒够了钱，给家里买了更多“中国的东西”。也许偶尔还会想起那个送她方便面和榨菜的人。

两个国家，一江之隔。

我在那边待了四天，觉得度日如年。

她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