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中国困境：肯尼迪联合苏印绞杀中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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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苏结盟之日起，美国便一直试图使用各种手段，离间和分化中苏关系。

在中苏分裂过程中，美国因素是不能忽视的。近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分裂中苏一直是美国冷战时期的长期战略目标，“聚变”和“裂变”是达到该目标的两种重要手法。

朝鲜战争后，美国政府认为中苏分裂只能寄希望于长远的未来，不再热衷于拉中国以离间中苏关系，转而更多通过采取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对中国施加强硬手段的办法，以压力促进中苏矛盾的发展，进而使苏联增加对中国的不满并抛弃中国。1961年入主白宫的肯尼迪面临国际力量对比和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新形势。

自从印度挑起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后，赫鲁晓夫基于印度总理尼赫鲁标榜“社会主义”、苏印友谊的论调，以及亚洲地缘政治利益和苏美关系改善等因素考虑，采取了袒护印度指责中国的不公正态度，中苏裂痕加深。变化了的国际格局自然会作用于他的总体对华政策。

他就任后不久即表示：中国“无情的压力威胁着从印度到东南亚整个亚洲地区的安全”。他相信，假使中国在中印边界争端中获胜，必将扩大中国的影响。在肯尼迪政府看来，苏联已变得比过去“温和”，而中国则更为“好战”，中国的言行不仅挑战着美国国家利益，而且影响美苏关系的改善，无助于苏联进一步“软化”。

该政策意图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时期得以充分的贯彻实施，可是由于“裂变”中苏与联印制华之间固有的结构性矛盾，肯尼迪政府最终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从地缘战略角度讲，印度洋是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交通纽带，而印度正像一艘巨大而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突出印度洋纵深1600多公里，是扼守印度洋最为重要的要冲。因此，对于战后一心想称霸世界，赢取冷战胜利的美国而言，印度无疑是它遏制中国战略大棋盘上的重要棋子。

但50年代的印度外交并不完全符合美国的冷战需要，从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政府就对印政策展开了反思。随着中印之间因为边界争端而关系恶化，美国将其对印政策放到了与中苏冷战同等重要的高度进行考虑。

1955年，苏联开始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印苏关系也有明显发展，美国对此深为不安。11月，中情局指出，苏联在东南亚、南亚和中东的活动是要扩大共产主义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对苏联工业化成就印象深刻，他们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而且该制度也能有效推动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

美国政府分析：“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的竞争舞台正在变化，美国与自由世界必须准备应付更为严峻的苏联经济竞争”。艾森豪威尔担心，如果印度与苏联结盟，这对美国来说将是一场政治、战略和心理上的灾难。美国开始以更大的注意力来关注如何才能赢得这场在南亚的竞争。

1956年，美国驻印大使库珀提交报告指出：苏联正在挑战西方，争取印度的友谊；印度认为美国对其态度冷淡、摇摆不定，除非美国政府很快改变不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的政策，否则苏联就会填补这一真空。

艾森豪威尔承认，美国过去对印度关注不够，政府应改变只向盟国提供经济支持的方针，加强对印度的援助。他认为，让印度这样的大国保持一种倾向于美国的中立，对西方是很有利的。8月，艾森豪威尔决定在今后三年内，向印度提供3.6亿美元的粮食援助。11月，尼赫鲁再度访美时，美印两国领导人初步建立起密切的个人关系。此后，尼赫鲁不点名地批评苏联在东欧的高压行动，而且还公开指责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印度对外政策开始右转。美国对印政策转变似乎初见成效。

但是，一个软弱和无力的印度最终可能比一个稳定和有影响的印度更具风险，“一个强大的印度在亚洲背景下可能是替代共产主义的成功典范”。为此，它提议建立7.5亿美元的发展基金帮助印度渡过难关。

但要将对印政策调整想法完全付诸实施绝非易事，在该问题上，艾森豪威尔面临着两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政府不可能根本改变反对中立主义的立场，国会更不愿为中立主义国家提供援助。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诺兰说：“如果世人得到一种印象，我们正在鼓励中立主义，那将是非常糟糕的”。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强烈反对美国援助印度。巴基斯坦认为，美国援助印度肯定会损害作为盟国的巴基斯坦的利益。如果美国一定要这样做，那就必须以印度同意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作为条件。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艾森豪威尔政府尽管改变了对印度的敌视，但是美国影响印度的能力却仍显有限。

在政治上，敌视中立主义的政策使它很难吸引亚洲不结盟国家向它靠拢；在经济上，吝于提供经济援助，又使其很难根本扭转苏联以及共产主义思潮在印度影响持续上升的趋势。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肯尼迪联印制华思想是东西方冷战的必然产物，也是美国政界对印政策反思的结果。

他在1959年曾说过，印度和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为争夺东方的领导权、争取全亚洲的尊敬”而进行的斗争，将决定亚洲的未来；美国希望印度在同中国的这场比赛中能够获胜，如果中国得胜印度失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力量对比就会变得对美国不利。

大选期间，肯尼迪在接受斯克雷普斯-霍华德报系采访的时候就谈到：

他说：“我看外交承认并非我们对华政策的症结所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对一个强大好战的中国这一该死的现实采取何种政策。眼下存在的危险局势只有通过强大、成功的印度和日本才能得到修正、改观。”

肯尼迪联印制华的思想在他以上表述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可见印度在肯尼迪亚洲甚至全球冷战政策中的地位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跃升。

自肯尼迪掌权以来，美国的亚洲政策实际上是建立在两个堡垒基础之上的：一个高度工业化的日本和一个巨大发达的南亚地区，尤其是印度。他憧憬着美国、日本能够一起与印度改善并加强关系，从而构筑一条从日本到印度半岛的对华弧形包围遏制圈。

这届美国政府认为，共产主义已在冷战中获得了主动，结果苏联、中国在许多关键的不结盟国家影响力大增。他相信，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应有所创新，而其中重要一环就是对所谓印度等中立主义国家的政策创新，以免世界力量平衡发生不利于美国的逆转。他希望这样做能够扭转中苏在广大第三世界影响力不断上升的趋势，这对美国而言至关重要。

肯尼迪对印、对华战略思想，一定程度是19世纪英国外交实践和马汉海权学说，以及麦金地缘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联合印度促成中国分裂，在西藏制造“独立国家”或“缓冲国”，以此来遏制中国，牵制中国的发展；并且以西藏为跳板，确保在中亚地区对苏联的扼制和战略资源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的手里。

恰好在此时，中苏分歧加剧，中印围绕边界问题而发生冲突，印苏关系呈现上升势头，所有这些新情况，都被肯尼迪视为可以进一步“裂变”中苏，强化对华遏制千载难逢的良机，联印制华与“裂变”中苏策略于是实现契合。

“裂变”中苏与联印制华政策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的有机契合是以下述理论为支撑的，即中苏分歧的趋势如果持续下去，肯定会大大降低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力，给西方扩展影响提供一个大好机会，从而使世界政治竞争舞台发生有利于西方的偏转。

中苏争论与分裂显然有利于西方的利益，这可能转移苏联的兵力，减小它对西欧的压力；对中国而言，由于它已不大可能依靠中苏联盟，那么它与美国等西方大国打交道时不得不更加小心。

但中国有可能转而把自己的一些邻国视为鼓吹革命路线的目标。

他上任后不久，当美苏双方谈到中国的未来发展局势时，美国官员以少有的外交辞令指出：

肯尼迪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别无选择地只可能在莫斯科、北京、新德里之间权衡、观望、讨价还价，以获取它们最大的好处。苏联、印度与中国相比，在不结盟阵营内部仍然拥有巨大的优势。因为前者具有更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后者与第三世界国家拥有更为相似的政治立场，它们依旧会在双边关系上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和影响。

基于对中苏印三国实力，以及它们国际影响力的仔细评估，肯尼迪“裂变”中苏，联合印苏遏制中国的想法逐渐成型。

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内外政策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苏双方都加强了“和平”攻势。肯尼迪时期美苏关系的有限好转，自然而然地影响到它们各自的对华政策，以及中国的总体外交路线，从而使得中美关系与以前相比有了一些微妙的不同。赫鲁晓夫试图实现对美缓和，并在维持和平、实现核武器控制等重大问题上寻求与美国的合作。

中国则主张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打击美国，反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成为中国对国际问题的一个基本立场。肯尼迪试图通过拉苏联、压中国来扩大中苏矛盾；苏联则试图通过压制中国的反美行动来取悦于美国。从中国的角度看，“反帝必反修”这个口号以最简洁的形式，说明了美国因素在中苏分裂中的作用。

对日益疏远的中苏关系，肯尼迪在继续奉行促使中苏分裂的同时，也在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中苏分歧。“肯尼迪宣誓就职之后最先做的一件事情，即是就中苏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以确定对策”。

他一方面表示有意与中国接触，就某些问题展开会谈，其用意在于以这种不孤立的示意拉拢中国，使中国脱离苏联的同时更守规矩；另一方面继续以遏制的姿态向中国施加压力，从而使中苏关系产生“裂变”。

肯尼迪之所以采取这种对华策略有其深层含义，即美国对中苏的政策是有原则的，中国只有在改变自己的对外“扩张”政策基础上，美国才能调整其对华政策。

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共产主义“铁板一块”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统一的假设，事实上并未支配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视野；肯尼迪和他的外交政策顾问是以更老练的理解来行事的，他们认识到摩擦的潜在性和最终分裂的可能性，因此，在对华遏制政策中一直追寻“将扩大中苏分歧作为其审慎对华交往的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为使中国更守“规矩”，苏联和印度都是其对华施压的可利用者。

经过一番摸底，肯尼迪政府为“裂变”中苏及联印制华政策定下了大致方向：美国将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印度的不结盟立场，以此来换取印度加深亲美倾向，促使其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伙伴，并以印度在不结盟国家当中的威望，带动尽可能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向美国靠拢；决心大规模增加对印援助，防止印度在发挥“裂变”中苏楔子作用的同时，经济上进一步依靠苏联。

此外，美国还希望印度能在其他国际问题上与西方配合，支持美国的立场。

肯尼迪认为，只要政策得当，多提供些美元，并且具有耐心，印度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被西方争取过去的。至少，苏联和中国在南亚影响上升的势头会受到阻截，同时为美国的政策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他说：“我们不能允许像印度那样自称为中立主义的国家倒向共产主义，或与之寻求妥协。如果那样，世界力量平衡就会发生不利于我们的逆转”。

总之，在肯尼迪政府“裂变”中苏以及遏制中国的战略中，印度已经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地位。

“裂变”中苏是肯尼迪承袭的一个既定政策目标，但在实施该政策时，他往往根据对中苏关系的分析，随时调整其手法，并借用一切反华国际力量达到预期设想。

由于美中之间既存的紧张关系，由于印度在肯尼迪遏制中国道路上的地位得到擢升，在中印发生摩擦时，尤其是在中印边界冲突当中，肯尼迪的同情心毫无疑问是站在印度一边的。因而可以这样认为，“裂变”中苏、联印制华都在其遏制中国的大背景下得以出台并同时付诸实施。

肯尼迪政府对中苏分歧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但其观察中国的视角却越来越深地着眼于日渐明显的中苏争论并受其左右。

他们认为：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其他情报评估报告多次重申了上述观点。关于中苏分歧的性质，肯尼迪政府综合各方面意见后居主流的看法是，虽然中苏之间的分歧围绕意识形态而展开，但其深层原因却相当复杂。两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目标互不相容，加之历史上中苏两个民族的矛盾影响，中苏结盟后双方在军事和经济问题上的分歧等因素，都是导致中苏分裂和矛盾升级的重要根源。也正是因为造成中苏分歧的原因如此复杂，所以从根本上看，双方分歧是不可调和的。

正如国务院官员希尔斯曼所说，截止到1962年，即便那些死守“共产主义铁板一块”观念的人也转而相信，中苏关系已出现了根深蒂固的裂痕。美国据此认为，对华实施遏制政策完全可以放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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