秤 杆 不 会 骗 人
⚡ 定义科学的尺子,该拿回来了 ⚡
目前我们在教材中学习到的理科知识,基本都是西方世界创造的,充斥着大量以西方学者命名的公理与定理,因此一直有“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的论调。可如果中国古人不懂力学,怎么能创造出能精准称量的“秤”呢?如果古人不懂几何学,如何制作均匀承重的大型青铜器皿?如何搭建复杂的木质楼宇?如果古人不懂人体解剖学,仵作如何验尸?可为什么教科书里,这些从来不算“科学”?因为定义科学的尺子,不在我们手里。
▲ 古人不懂力学,如何造出精准的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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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设备历史艺术品一系列设备用于科学实验这些设备大多余额用来测量重量和质量包括传统平衡以及精密平衡滑
纵观欧洲的科学发展史,一人发明数个定理,甚至在多个领域都有跨越式成就的学者比比皆是——达·芬奇、牛顿、莱布尼茨、笛卡尔。曾经我们看到西方世界的强大,理所应当地认为自己做不到不代表别人做不到。我们甚至说服自己:可能只是因为西方没有记录历史的习惯,把部分成就归集到了某个人身上。而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史官,不仅有中央政府编撰的史书,还有省志、县志,因此科学发展的脉络比较清晰。但也正因如此,中国的学者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解来龙去脉,去推动学术研究。欧洲世界连记录都做不到,怎么能够传承“学术”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
教科书告诉我们,古希腊古罗马留下了大量莎草纸、羊皮卷,欧洲人从中继承了科学遗产。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羊皮纸怕潮、怕火、怕虫、怕战乱。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连造纸作坊都绝迹了八百年。国王都未必拿得出一本完整的藏书。第二,语言。欧几里得写的是希腊文,中世纪欧洲的学术语言是拉丁语。从公元6世纪到12世纪,整个西欧能流畅阅读希腊文原著的学者,一只手数得过来。也就是说,这套书在长达六百年的时间里,欧洲本土没人能看懂。那他们后来是怎么“继承”的?靠12世纪从阿拉伯人手里翻译。阿拉伯人又是从哪得到的?从东罗马帝国抢的。一个被抢走、被遗忘、被翻译成外语、再被翻译回来的文本,真的是“欧洲自古以来的智慧”吗?
一 · 中华文明的“科学基因”
早在上古时代,中国的古人就通过观测星辰制定了历法,并发现了宇宙运行与天地万物变化发展存在客观联系,因此有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从此刻起,“客观规律”的概念就沉睡在中华文明的基因里。古人根据宇宙的变化,结合大地万物的变化,用反映地球公转的五行(四季)和反映地球自转的阴阳(昼夜)来对万物进行分类汇总,并结合事物的形态发明了文字。汉字是音、形、意的结合,根据其形态可以判断它的意思,因此可以跨越发音进行交流,比如浙江人和广东人,甚至是中国人和仍在使用部分汉字的日本人。这样的文字系统,使得中华文明所及疆域都可以进行学术交流,实现文化融合,从而能在更大范围选拔人才、促进发展,同时建立了大一统的文化基础。
然而欧洲却没有这个条件。文字只能表示读音,本身并没有意义,而“口音”是会随着人口的迁徙、民族的融汇改变的。几百年后的人如何知晓前人写下的发音是什么含义?没有低廉的造纸术、印刷术去普及标准化的词典之前,民间百姓可能跨区域进行大范围的交流都做不到。所以西方世界长期分裂,不能形成大一统社会,语言逻辑也被分割成不同的系统。
由于“客观规律”的思维存在,中国古代政权从来没有被宗教主导。自汉代以来,“五经”就是读书人的必修课,五经之首是《周易》,也就是易经。这部被现代认为是玄学占卜的书,其阐述的是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反映的其实是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然而周文王写的《周易》其实是重新修订易经,在此之前还有《连山易》和《归藏易》。易学思维从上古时代就一直流淌在中华文明的血脉里,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儒学和宗教的发展。因为无论是儒教、道教还是佛教,都是中国人在理解和解释,自然逃不开这个物质世界所给予的思想钢印。
反观欧洲社会,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状态。宗教是反科学的,因为科学会影响“神迹”。但就是这样的一片土壤,竟然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甚至在古代竟然有无数科学文明的火种。这实在非常奇怪。试问:如果西方古代就拥有科学文明,为何会进入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先进的文化总是强势的,因为它带来先进的生产力、富裕的生活。任何统治者,哪怕是掠夺者,也必然会学习先进文化。就如中国唐朝的胡人、元朝的蒙古人和清朝的满人,他们最终都融入了汉文化。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覆盖是必然的,即便要开倒车,也应该自圆其说。比如现在的欧美社会,仍然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一切,科学也是因为虔诚的信仰上帝而现世的神迹。怎么可能抹杀掉先进的生产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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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玛窦——是“教”还是“学”?
二 · 利玛窦不是来教的,是来学的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不妨大胆设想,试着用一些遗留的碎片信息去拼凑或许存在的历史。以下内容只是我的猜想,大家可以当故事听:
欧洲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一直很落后。由于没有文字,学术难以传承,生产力水平长期低下。没有天文学制定的精确历法,甚至连农耕文明都建立不了,无法通过农业获得稳定的粮食补给,因此长期处于半农耕半渔猎的生活状态。没有稳定的粮食储备,就无法建立大的国家、供养大型的军队。欧洲大陆由数千个小的“城邦”组成,类似我国现有的乡镇规模。这些城邦后来被翻译成“国”,城邦的领袖则被翻译成“国王”。所以欧洲童话故事里“王子遇见公主”并不是小概率事件,相当于乡镇联姻。
国王的上一级是领主(君主),它们不属于隶属,而是分封关系,相当于政治联盟,也就是当今欧美采用“联邦制”的雏形。领主的上一级是教廷,通过教皇加冕使其统治具备合法性,其背后是“君权神授”的观念。几千年的制度习惯可不是说改就改的,欧洲社会长期处于分封而建的状态,也就是封建制度。这种制度随着《资本论》被翻译到国内,使长期以来国人都认为中国古代也是处于封建社会。其实自秦代建立郡县制,中国已经逐步采用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了,全国进行整体规划,因此才有了长城、大运河这样的大基建。我们今天的政治制度,依然是中央集权的延续,这是历史经验决定的。中国君王的统治合法性不来源于神,而来自于“道”。道究竟是什么需要单开一篇,把它认为是百姓安居乐业,能进行上天赋予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农耕文明即可。
由于这种分封制度实际上是政治结盟,领主对城邦缺乏实际控制权,毕竟领主也养不起大型部队。当遇到极端天气时,部分城邦就会出现食物短缺。为了族群生存,国王只能发动战争对其他城邦进行劫掠。这本质上和我国古代长期遭受北方游牧民族袭扰是一回事,都是因为没有进入农耕文明,缺乏可以长期存储的粮食应对饥荒。由于缺乏指导战争的兵法,欧洲的战争主要就是肉搏、突出个人能力。所以哪怕到了近代,欧洲军队打仗也是绞肉战思维,双方部队找个地方火拼。在这种战争形态下,催生出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所以为什么东西方的英雄叙事完全不同,本质上是战争形态的不同、历史经验的不同。当劫掠与被劫掠成为常态,社会形态就会更凸显动物性。就如非洲草原出生的角马必须尽快学会奔跑,欧洲的孩童和老人也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此欧洲社会既不“尊老”也不“爱幼”,孩子要独立、也没有养老的传统,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本质上依然是历史经验的不同。
欧洲在“古罗马”时期也有过短暂的科技爆发,但由于缺少天然屏障,随着帝国的崩坏又重新进入分裂状态。自从秦汉时期,中国开始寻求对外贸易,逐步建立了丝绸之路,把东方的科技产品带到西方,让西方意识到东方有个神秘的大国。一直到元朝时期,马可波罗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见识到中国的先进和繁华,欧洲开始陆续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学习。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以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为首的使团来到中国,和进士徐光启开始交往。徐光启在信仰上帝后一路官运亨通,做到了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为回报利玛窦,帮助其将大量科技著作带往西方。
但是这里有一处被教科书模糊掉的细节:根据《明实录·神宗实录》的记载,万历皇帝没有接见利玛窦,同时也没有利玛窦进献《万国全图》、自鸣钟等的记载。利玛窦出入宫廷、指导钦天监更是无稽之谈。他确实进了北京,也确实见了万历——但只是隔着帘子磕了个头,赏了点吃的,就打发走了。他在中国待了二十多年,真正做的事情是:学汉语,穿儒服,和徐光启、李之藻这些顶尖知识分子交朋友。他不是来“教”的。他是来“学”的。
1620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从中国运回欧洲7000多册书。不是《论语》《诗经》,是大量科技类著作——水利、机械、冶金、兵器。这个时候伽利略正当年,欧洲科学开始“井喷”。
三 · 达·芬奇之谜
好,这时候另一个问题冒出来了:书运回去了,看不懂怎么办?翻译需要配图,配图需要画师。找谁呢?达·芬奇。达·芬奇现存手稿约7200页,据说写于1480年至1519年。他没上过大学,不懂拉丁文,一辈子颠沛流离,连稳定的书房都没有。一个县城美工,靠业余时间自学,同时发了医学子刊、拿了土木工程奖、还设计了国防武器,这符合客观规律吗?
更巧的是:达·芬奇手稿里的链式水车、旋转吊桥、镜面磨削,跟北宋《武经总要》《梦溪笔谈》里的配图几乎一模一样。区别是:中国这些书比他早四百年。今天我们有完善的教育体系,学习的成本和效率比古代高很多。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也没有出现能同时精通多个领域、都走在时代前沿的科学家。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符合客观规律。现存的史料记载达·芬奇死于1519年,100年后法国传教士才把书稿运到欧洲,奇怪的是达·芬奇拥有这样的成就却终身未婚、没有子女,他谜一样的身世或许另有隐情,就是为了掩盖这场巨大的翻译运动,让他生活的时间提前了100多年。
科学技术的传入,使欧洲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但科学是反宗教的,不利于维护宗教的权威性。这里出现了一个死结:欧洲的知识分子不敢说这些学术来自“异教徒”的东方。更不敢说是自己发明的,突然冒出一堆新学问,你从哪学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托古。这些发现归集给曾经带来过科技曙光的“古罗马”先贤。于是,古罗马留下的莎草纸和羊皮卷“被发现”了,总共几百万字。抛开保存难度不谈,突然在千年后发现大量文献,从而获得文明这种事,也只有在宗教体系下能够自圆其说。
四 · 文艺复兴与托古
在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后,和全世界的有钱人一样,欧洲的资本家开始寻求政治权利以保护财产安全。他们急需一场文化运动获得话语权,于是有了文艺复兴。教廷是保守的,我就要开放,于是有了大量的裸体雕塑和绘画。教廷专制,我就要一人一票的民主。正因为遭受千年压迫,因此欧洲社会对于“某个集体说了算”的“专制”非常反感,认为这是独裁。就有了现代欧美国家不遗余力地宣扬“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阵营当成敌人的作为。这本质上还是历史经验的结果。
一人一票的竞选制度就在这样的需求下诞生了,同样是托古给古罗马的“公民大会”。实际上这种政治制度的效率非常低下。以至于在有了巨大的先发优势,通过战争积累了巨大财富、和发展中国家明显拉开差距的美西方,还是被我们追上了。试想一下:你有一个发小,他的家庭非常富裕、从小学习成绩也很好。三十年过去了,他现在的财富和你差不多、甚至还不如你。那他的能力是比你强还是比你弱呢?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这把尺子,该拿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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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年前的柱子还立着,这符合客观规律吗?
五 · 废墟上的疑问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经历了朝代更迭。关外的满人可能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能够入主中原,毕竟存在巨大的人口差距。执政者也是人,心理状态和沐猴而冠的普通人是一样的:不自信、战战兢兢,生怕有一天就被打回原形。这时候,欧洲和满清政府的“默契”就开始了。欧洲需要什么?需要“古罗马先贤”来支撑科学的合法性,避免教廷追查东方源头。满清需要什么?需要淡化汉文明的成就,防止汉人知识分子借“科技复兴”凝聚民族意识。各取所需,欧洲分割明朝的外海资产。为了维护托古的谎言,他们不惜斥资在欧洲多地“发现”古建筑,并将随之“出土”的古董进行售卖。伴随着战争、扩张、军费的需求,这类的集体造假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持续了上百年。
你去欧洲旅游,导游会带你看“古罗马废墟”。两千年前的柱子还立在地面上,两千年前的壁画颜色鲜艳,两千年前的玻璃器完好如初。你去中国看殷墟,商代城墙埋在地下三米深,你只能看见一块碑。这是为什么?唐长安城现在埋在西安市区地下三到五米。元大都城墙只剩几段土垄。凭什么罗马城的废墟,恰好留在18世纪的地面上,正好被那时的贵族“发现”?
现代科技检测给出了答案:大英博物馆里相当一部分“古罗马玻璃器”,铅同位素特征指向18世纪的欧洲矿山,不是古罗马的矿山。我们今天在博物馆玻璃柜前仰望的“西方古代文明”,有一部分,是两百多年前流水线生产的。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几千年前欧洲“古文明”的遗迹。要知道人类城市演化的铁律是:后代会在前代的废墟上盖房子。拆走石料,熔掉金属,铲平墙基。这是生存本能,不是破坏文物。欧洲几千年前的危楼不被拆毁重建,一直保留下来真是奇迹。
在国内,满清政府也在做同样的事。他们篡改历史,配合将大量的科技著作署名给西方,为的就是矮化汉文明。同时,国内大兴文字狱,不让汉人百姓接受教育。《四库全书》收录了明末传教士“翻译”的西方历法、数学书。但对于明末中国学者自己写的科技著作——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不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不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收;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不收。理由统一写着:其法不精,其言冗杂。不是不精,是不能让汉人知道自己祖上这么强。试想大家一代人不读书会怎样?何况是两三百年的时间?当今的我们尚且不清楚几十年前的事,何况几百年前的历史一旦被篡改,你怎么知道真相?
到了近代,满清和欧洲的结盟彻底破裂了。积贫积弱的中国让我们陷入自我怀疑——怀疑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制度,甚至是我们的人种。我们为何长期落后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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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决斗场
六 · 文化的韧性
那这些事情没有人知道吗?当然有。但是,真相在没有话语权的时候,是很容易被埋没、甚至被污蔑的。在多年学易的过程中,我对客观规律的理解日益加深,才逐步意识到了一些细节。记得高中的时候,有一部动画片叫《成龙历险记》,是美国人拍的。其中有一段故事是:八大恶魔通过修改“岁月史书”统治了世界。成龙也被洗脑,留了辫子,成了奴才。统治者圣主其实是恶魔之一,他禁止老百姓阅读知识、练习功夫。最后,成龙在队友的帮助下剪掉了辫子、恢复了历史。这部动画片,其实是对真实历史的隐喻。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强势文化必然会覆盖弱势文化。满清为了自保,实行愚民政策的同时,自己却在不断学习。两百年后,他们终究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份子。这就是文化的韧性,你征服了土地,文化征服了你。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同时历史也是客观的,它的发展遵循着宇宙运动的客观规律,真相藏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经过几十年全盘西化的教育,不可否认我们在各个领域都有了巨大进步。但使我们进步的是知识本身,并不是西方的世界观。中华文明能够几经磨难而经久不衰,是因为我们很早就发现了“天道”。我们明白,只有稳定才是发展的根基,所以总能够“分久必合”。今天我们再看传统文化,它不是封建的枷锁,而是在那个生产力条件下,最符合社会稳定的价值观。中国人不怕改变,阴阳此消彼长,矛盾本就是常态。
在中国重新站起来的今天,是时候想一个问题了——如果衡量文明的尺子,一直握在别人手里。我们量来量去,量出的永远是自己“不够”。几千年前发明的秤杆,今天还在那里,它等待我们长出配得上它的眼光,找回属于我们文化的自信。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 《周易·贲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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秤杆不会骗人,历史的真相也不会。
丙午年 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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