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辉：谷爱凌不是美国人，是中国人，同时也是所有中国人的榜样

多家媒体特约评论员、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反问，为什么像谷爱凌这样兼具学术能力、运动天赋与国际视野的年轻人，在中国仍然是稀缺样本？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她本质上是素质教育体系孕育出的典型成功者，而不是应试流水线的产物。

宋清辉 多家媒体特约评论员、著名经济学家

我们必须直面一个现实：过去多年，中国基础教育在“唯分数论”的轨道上滑行过久。应试教育最大的弊病，不是它提升了多少解题速度，而是它系统性压缩了孩子的探索空间与试错空间。在这种单一评价体系下，学生被过早地标准化、工具化，教育目标从“培养完整的人”悄然异化为“筛选高分的人”。从人力资本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效率错配——短期看似提高了考试产出，长期却削弱了创新供给。

在我看来，谷爱凌现象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恰恰因为她呈现出一种稀缺组合：学业不弱、运动顶尖、表达自信、心理稳定。这种“多维度成长曲线”，正是素质教育所追求的结果函数。反观不少应试路径培养出的学生，往往在高压筛选中形成能力结构单薄、风险承受力偏低、非标准问题处理能力不足的共性短板。这不是个体问题，而是应试教育体系激励方向的问题。

更值得警惕的是，应试教育的路径依赖正在与当下经济转型形成错位。当经济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对人才的需求早已从“高分执行者”转向“复合型创造者”。如果教育评价体系仍停留在单维度竞争，那么产业升级所需的人才供给就难免出现结构性缺口。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育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民生议题，而是深层次的发展议题。

当然，我并不否认应试体系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筛选效率。但问题在于，任何制度一旦从“工具”变成“路径依赖”，就会开始产生边际伤害。当前最需要警惕的，不是考试本身，而是把考试结果神圣化、唯一化的思维惯性。教育如果只剩下一条窄门，再努力的孩子也只能排队通过，而不是各展其长。

因此，我支持对教育评价体系进行更有力度的结构性修正。真正的改革方向，不是简单减负或口号式素质教育，而是重建多元评价、过程评价与能力评价的权重，让不同禀赋的孩子都有上升通道。只有当“会考试”不再是唯一通行证，中国才可能系统性涌现更多跨界型人才。

说到底，围绕个体身份的争论终将被时间稀释，但一个更重要的命题必须被正视：我们究竟希望培养什么样的下一代？如果答案是更有创造力、更有韧性、更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那么教育体系就必须给出与之匹配的制度回应。谷爱凌的样本意义，不在于她有多耀眼，而在于她提醒我们，教育的天花板，从来不是孩子的极限，而是体系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