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宽：与前妻离婚18年，退出歌坛12年无音信，如今满头白发认不出

700万张专辑堆起来能有多高？ 大概能从地面戳到云层。 但卖掉这些磁带的人，现在正窝在北京胡同里，头发白得像落了层霜，手指头在旧吉他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拨弄。 路过的年轻人脚步不停，没人多看这老头一眼。 他们不知道，三十多年前，就是这个老头，让全中国的录音机同时放响同一首歌。

那是1985年的东京，世界音乐节的舞台底下坐着58个国家的评委。 台上站着个中国娃娃，才17岁，脸嫩得能掐出水。 他唱了一首自己写的《奔向爱的怀抱》。 结果奖杯递过来，上头刻着“总指挥奖”。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内地流行歌手在国际上拿到的第一个大奖。 消息传回国内，报纸头条炸了锅，杂志封面全是他笑得见牙不见眼的模样。

常宽这名字，一夜之间封了神。 但神的起点，高得让普通人脖子仰酸了都望不到。 他出生在北京军区大院，父亲是解放军歌舞团的团长兼指挥，母亲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 别的孩子玩泥巴的年纪，他已经在家叮叮咚咚练钢琴，呜呜咽咽吹双簧管。 艺术这玩意儿，对他是泡澡水，从小泡到大。

14岁那年他摸到了吉他，15岁就开始自己写歌。 16岁，他出版了第一张个人专辑《走向生活》。 那会儿市面上唱歌的，十个有九个是翻唱，自己写自己唱的还是稀罕物。 常宽就这么横空出世，带着满身的音符和用不完的才气。

东京拿奖回来，常宽的事业像点着了火的二踢脚，嗖一声就上了天。 从1985年到1988年底，短短三年多时间，他发行的五张专辑，累计销量硬生生干到了700万张。 你得知道那是什么年代。 工人一个月工资几十块，一盒正版磁带十几块，是奢侈品。 就这，北京音像公司门口买他磁带的队伍，能甩出去三条胡同，挤得跟现在春运抢票一样。

大街小巷，理发店、出租屋、学校的课间广播，放的全是他的歌。 《高仓健快走开》《野性的疾风》《二十岁的独白》，这些旋律成了整整一代人的背景音。 18岁，他被评为“中国十佳杰出青年”。 一个流行歌手，拿这么“正经”的荣誉，那时候是破天荒头一遭。

可老天爷给你开金门的时候，往往顺手就把窗户钉死了。 就在常宽17岁捧着国际奖杯风光无限的那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了。 一边是震耳欲聋的掌声，一边是家里冷冰冰的灵堂。 这种撕裂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清楚。 六年后，母亲改嫁了。 常宽没闹，他接受了继父，后来还像亲儿子一样给继父养老送终。

也许是对命运的反抗，也许骨子里就淌着不安分的血。 1989年，在流行乐坛红得发紫的常宽，做了个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决定。 他自掏腰包，组建了“宝贝兄弟”摇滚乐队。 乐队成员里有鼓王赵牧阳，有后来成了著名制作人的张卫宁。 那会儿圈里人都觉得他疯了，好好的情歌王子不当，非要去玩那时还被视为“吵吵闹闹”的摇滚。

1990年，这支乐队站上了中国摇滚史上里程碑式的“90现代音乐会”，担任开场乐队，和崔健同台。 常宽觉得还不够，他又一个人跑去了日本东京，埋头学了一年音乐制作。 他想把更专业、更国际化的东西带回来。

1991年，他再次创造了历史。 香港EMI百代唱片向他伸出橄榄枝，他成了1949年之后，这家国际大厂签约的第一位大陆艺人。 那几年，他在香港开个人音乐会，和BEYOND乐队同台演出，风头一时无两。 但“宝贝兄弟”乐队在1993年解散了，给了他沉重一击。

常宽好像永远停不下来。 乐队散了，他就换个赛道继续折腾。 1995年，他参与捣鼓出北京第一个电台音乐排行榜，自己当起了DJ，用声音在深夜陪伴无数耳朵。 1996年，他拿到了“中国流行音乐十年成就奖”。 这奖像是给他前十年的音乐路，盖了个官方的章。

可他转身又去演了电视剧。 在《心网》里，他和梅婷搭戏，演技生涩，但那份真诚观众买账。 2000年，他直接飞去了英国伦敦，以歌手兼制作人的身份，录完了整张专辑。 这在当时的中国歌手里，是头一份。

最让人想不到的跨界还在后头。 2005年，摇滚歌手常宽，恭恭敬敬地拜在了相声大师侯耀文门下，学起了说学逗唱。 同年，他坐在《超级女声》的评委席上，点评起那些怀揣梦想的姑娘，言语犀利，成了节目亮点。 2010年，他又拜评书大师单田芳为师。 从流行到摇滚，从电台到影视，再到传统曲艺，他的人生履历，丰富得像一本乱翻的百科全书。

就在他事业看似遍地开花的时候，生活给了他最结实的一闷棍。 1998年，常宽认识了比自己小6岁的朱朱，两人走入婚姻。 这段婚姻维持了十年。 2008年6月，他们悄悄办理了离婚手续。 直到2009年，常宽才公开消息，并坦言两人因为财产问题，闹上了法庭，对簿公堂。

这场离婚被他自己形容为“陷入了一场恶俗的以争夺钱财为目的的法律纠纷”。 一向洒脱的他，在社交动态里痛苦地写道：“丑恶的东西，为什么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离婚对他的打击是摧毁性的。 那个爱热闹、爱折腾的人，一下子从公众视野里淡了出去，推掉了大部分活动，整日与吉他为伴。

也是在那一年，2008年8月，他站在了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的舞台上，为全世界表演。 舞台光芒万丈，但回到后台卸了妆，只剩下一个人。 离婚像一道深沟，把他的人生截然劈成两段。 前一段是火，是光，是向外喷发；后一段是灰，是暗，是向内收缩。

乐坛也早就变了天。 千禧年之后，韩流、网络歌曲、选秀综艺轮番登场。 大家开始追逐唱跳rap，喜欢看脸，谈论流量和数据。 常宽那种讲究旋律和技术的老派摇滚，慢慢没了市场。 他试着挣扎，上过一些节目当嘉宾，但镜头前的他越来越沉默，眼神里的光越来越暗。

他看不懂这个为了流量可以不要底线的圈子，也不想再去迎合谁。 2014年，常宽做了一个让身边人都愣住的决定：退圈。 不是那种发个声明“暂别”的退，是彻底的“删号重练”。 他关掉了工作室，遣散了团队，换了电话号码，切断了和很多圈内老友的联系。 就像一滴水蒸发在空气里，凭空消失了。

这12年里，关于他的传闻没断过。 有人说他破产了，欠一屁股债躲到了国外；有人说他得了重病，不想让人看见狼狈相；还有人信誓旦旦，说在某个小县城看见他摆地摊。 其实真相往往比流言平淡，也残忍。 他哪也没去，就在北京，在这纵横交错的胡同深处，把自己藏进了最普通的生活里。

再次被人偶然拍到时，他已经58岁。 头发全白了，没有染，任由它白得像雪。 脸上沟壑纵横，那是岁月拿刀一遍遍刻出来的痕迹。 他清瘦，穿着最普通的衣服，坐在自家客厅或胡同的长椅上，怀里总抱着那把旧吉他。 五十多岁的人，苍老得像七十。

这12年他一个人过，没有再婚，也没听说有什么新恋情。 但他从没扔下过音乐。 偶尔，他会把当年的老哥们，比如赵牧阳，叫到家里。 几个人关上门，喝点小酒，不论名利，只谈音乐。 他还在写歌，用那个老掉牙的录音机，录下自己随口哼的旋律。 这些歌不再为了打榜，不再为了卖钱，纯粹是为了自己听着高兴。

有人觉得他这辈子太亏。 明明拿着一手天胡的牌，最后怎么打成了这样？ 如果他不折腾摇滚，安心当他的流行天王；如果他不分散精力去学相声评书，专注音乐；如果他婚姻没失败，人生是不是另一番光景？ 但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 他接受了自己选择的每一条路。

现在的常宽，褪尽了所有光环。 他只是一个抱着吉他的北京大爷，在冬日的稀薄阳光里，眯着眼，手指在琴弦上轻轻拨弄。 路过的风穿过胡同，带不起什么声响。 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根弦上，还颤动着1985年东京的掌声，和700万盒磁带堆砌起来的、一个时代的喧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