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烈少将 34 上 空投核弹试验——核弹无法脱离飞机，冒险带弹降落

空投核弹试验

从1964年到1967年的几年间，我国已先后进行了原子弹、氢 弹试验，并都相继取得了成功。为进一步提高核武器质量，增加投掷手段，促进核武器发展，航空兵第五师1972年进行了一次机载 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我经历和目睹了这次试验的过程。

早在1967年11月，五师师长宋占元受领了此任务。为保证投弹后有足够的安全距离，科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进行了各种高度、速度和各种投掷状况的理论计算与试飞。最后确定采取 低空进入，45度上仰投掷的办法。

方案确定后，他们开始进行紧张的模拟训练。当然，整个训练 都是在较为保密的条件下实施的。

1970年10月，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总参、空军等单位派人一 起来到五师，检查试投情况，并正式确定由师长宋占元带队，主试 飞由团长杨国祥担任，大队长朱玉欣备份。

11月，试验分队奉命转场到西北基地，进行了光学测试弹道， 验证理论计算和飞行数据的准确性，最后转到了试验基地，进行适 应性训练，熟悉机场和空爆试验场。不料，弹体却出了毛病，且一时 难以解决，只好在1971年初返回原地。

原子弹的小型化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专门试验委员会的主 任。在得知弹体出了毛病时，他立即指示国防科委副主任朱光亚， 要全力以赴尽快解决。

当合格的原子弹生产出来后，总理又会同李 先念副总理及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等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关于试 飞分队准备情况的汇报，并提出万一投不下来兜也要兜回来，指示 空军要设想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要多准备几种方案。

1971年9月8日，我带宋占元到北京受领了第二次进驻试验 基地任务，并成立了试验领导小组，由兰空司令员杨焕民牵头。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0月30日正式进行试验。

现场分工是：

杨和宋在机场指挥所担任塔台指挥员，直接负责核载机飞行的起 降指挥；

我担负试验场的直接指挥任务；

副大队长刘启发在距离爆 心20公里处担任禁区内的辅助引导指挥。

上午，科研人员将装填完毕的核弹拉到了临时飞机机库(乳白色的充气橡皮保温房),交给军械人员装上飞机。杨国祥对飞机和 安装弹体进行了认真接收检查。

下午1时许，杨国祥驾驶主机腾飞而起，直冲蓝天，飞机沿预定 航线准时到达试验场上空，按程序有条不紊地做投弹的准备工作。

原来，核弹在飞机上装有五道保险装置。

装上飞机时解除第一 道保险；挂好挂钩解除第二道保险；

打开加温开关解除第三道保 险；打开时统开关解除第四道保险；

按下投弹按钮，解除最后一道 保险，核弹脱离飞机。

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当他做完所有的动作后， 弹体依旧在弹舱内纹丝未动。按预定方案，飞行员一边报告，一边再次进行使用应急方法，也未能奏效。紧接着杨国祥第三次进入用 超应急方法投弹。 但仍未成功。

此时，飞机的剩余油量已不允许作第四次进入。在这种情况 下，只有两种选择：弃机跳伞或带弹着陆。此时的杨国祥已把自己 的生死置之度外，毅然地选择了后者。他迅速将核弹锁死，载着它 飞 回 。

战斗机载着原子弹着陆，我闻所未闻。因为这不是普通的炸 弹，它是能够摧毁一座中等城市的核弹， 一旦发生意外，战友、战 鹰、整个基地都将毁于一旦，国家耗用的巨资，千万人的心血，将在 瞬间付之东流。

这时，杨焕民电话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相信飞行员的 处置能力，一定要保证飞机安全着陆，基地人员马上钻入地道。

原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都进入了中央指挥所，直接掌握试 验的进展情况。

机场警报器的叫声划破长空，所有人员包括家属、小孩迅速而 有组织地进入地下工事。指挥塔台上只留下了宋占元和一名参谋。

宋拿起话筒，直接呼叫：“杨国祥，我在塔台上，机场天气很好， 你要沉着，冷静，再检查一下挂钩是否确实锁死， 一定要保证一次落地成功!”

杨国祥坚定地回答：“明白!”

飞机在人们焦急不安的等待中终于安然着陆。

当飞机平稳地滑到停机坪时，师军械主任杨昭昆迅速装上保险，切断电源，用机械方法取下核弹，接着核工业部的同志把核弹 拉走。

事后查明，没有投下去的原因是推脱装置的薄膜破裂，造成线路短路，使燃爆弹不能工作，尽管飞行员操作程序完全正确，弹体还是不能离机。有关工厂很快派人来到基地，将线路进行了改装。

一切准备就绪后，向中央汇报情况并请示再次试验。不久，周 总理指示：“继续试验。”

1972年1月7日，我们组织了第二次试验。当时，天空中雪花 飘飘，气象很不理想。宋占元建议，按原订计划实施。领导小组批 准。

13时，杨国祥信心百倍地驾主机起飞，穿越过厚厚的云层，飞 抵靶场上空，熟练地完成每一个动作。当按下最后一个按钮时，弹 体脱离机身。

30秒钟后， 一道强烈的闪光出现在茫茫大漠。紧接着是震天 的巨响，戈壁滩上又一次升起了壮观的蘑菇云。

人们欢呼着，雀跃着，戈壁滩沸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