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理默茨即将访华，将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2026年2月24日至27日，德国总理默茨将对中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这次约有30人的企业代表团随行。涵盖汽车、机械、化工、新能源等德国支柱产业，包括西门子、宝马、大众等企业高层。这是自默克尔时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代表团出访，凸显德国工商界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与持续加码的决心。

默茨谈及中国行称，德国有必要去寻找“志同道合、准备好携手共创未来的伙伴”，同时也表明德国并不认同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如果美国人认为要以关税来对全球施加影响力……这是他们的选择，但那不是我们的政策。”

中国在2016年至2023年期间一直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这一地位2024年被美国取代。2025年，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增长了2.1%，达到2518亿欧元；而德美贸易则因关税争端下降了5%，降至2405亿欧元。2025年中国再次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德国经济研究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企业在华投资达到四年来最高水平，表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促使各产业以及各国政府转移出美国，同时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商务往来。

去年1月至11月，德国企业在华投资超过70亿欧元，较2024年和2023年的45亿欧元增长55.5%，也超过了2010年至2024年期间60亿欧元的平均水平。

《德国之声》刊文称，默茨的此次北京之行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是因为他既不能无视德国当前的经济利益，也不能忽略欧洲长远的战略风险。默茨北京之行的棘手之处在于，德国经济高度依赖中国，但德国又无法接受由中国主导国际秩序。

柏林方面一直以来努力平衡同中国的关系，一方面对北京采取强硬路线，另一方面，设法避免损害经济利益的根基。

德媒并不反对与中国进行合作，他们也意识到中国很强大，德国不能不与中国打交道。但对于中国的强大，德媒乃至德国充满了警惕和焦虑，虽然中国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但德媒似乎对中国并不信任。

默茨以“价值观至上”著称，其领导风格强调道德原则与战略定力，但在现实政治中，他正面临经济困境与国际博弈的双重挑战。

这种价值观导向，在其对华政策中体现为双重性：一方面，他延续欧盟对华“去风险”框架，将中国定位为“伙伴、竞争者与制度性对手”，在产业政策、关键技术领域加强保护主义措施；另一方面，面对德国经济持续低迷（2025年GDP预计仅增长0.1%），他不得不依赖务实合作来稳定局势。

此次访华，德国意在寻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应对全球不确定性，而中德关系的未来，既充满机遇，也暗含张力。

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在欧盟中的地位正经历深刻转型。默茨政府强调“德国重回世界舞台”，推动欧洲战略自主，试图在防务与外交中发挥更大领导力。

然而，德国实际影响力受制于多重因素。

一、经济困境削弱了德国作为“稳定器”的能力，2025年工业产出下滑3%，出口萎缩0.8%，使“强大德国”愿景面临考验。

二、欧盟内部碎片化加剧，波兰、法国等国在防务与经济政策上分歧显著，德国难以单方面主导议程。

三、财政贡献压力，德国作为欧盟最大净出资国（贡献近四分之一统筹资金），面临国内纳税人对“欧盟账单”的不满。默茨的应对策略是聚焦“核心领域”，如推动汽车、机械等产业峰会，承诺2028年前投资6310亿欧元以稳住制造业根基。

在地缘政治层面，默茨更倾向于“战略模糊”——既在中美间保持平衡，又试图强化欧洲“独立自主”叙事。

默茨的经济振兴计划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通过投资峰会与产业政策扶持，试图扭转德国经济颓势。其政策逻辑基于两大支柱：

一、“德国制造”品牌优势，强调在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全球竞争力。

二、深化对华合作，视中国市场为“稳定器”。

然而，德国经济结构性挑战不容忽视：经济高度依赖出口，但全球需求疲软与贸易保护主义限制了增长空间；同时，能源转型与劳动力成本上升，进一步挤压企业利润。默茨的“强大德国”愿景，需要平衡短期刺激与长期改革。

在此背景下，中德合作成为关键变量——中国市场的开放性与技术互补性，为德国提供了“稳定锚点”，但德国能否借此摆脱困境，仍需观察其政策执行力与全球经济环境变化。

中德关系已进入“竞争合作”新阶段，其前景既非“脱钩”亦非“全面融合”，而是在多极化格局中动态调整。

一方面，中德经贸依存度持续高位，2025年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3.5%，投资增长显著，显示“德国技术+中国制造”的互补性依然强劲。

另一方面，认知错位与战略互信缺失构成风险，部分德媒渲染“中国威胁论”，而中国则强调“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底线。

默茨访华的意义，在于为双边关系注入“战略稳定性”。通过高层对话与商务合作，两国可深化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协同，例如在“十五五”规划框架下，推动科技与产业标准对接。

默茨的北京之行，是价值观与现实的交汇点，也是中德关系在百年变局中的缩影。德国寻求的“战略伙伴关系”，既非对华“依赖”，亦非“对抗”，而是基于共同利益的务实选择。

面对经济困境与欧盟角色转型，默茨需要以更灵活的姿态平衡理想与现实。中德关系的未来，虽然充满不确定性，但合作潜力依然深厚——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便能在竞争合作中开辟新空间。

默茨的访问，不仅关乎两国，更将为全球治理注入稳定性，证明在多极化时代，大国关系仍可通过对话与合作，为人类共同挑战提供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