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批判地名学研究脉络对比与中国本土化研究框架建构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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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批判地名学作为人文地理学与文化研究的交叉领域，旨在揭示地名命名、更名与使用过程中隐含的权力关系、文化政治与身份认同问题。通过系统梳理中西方批判地名学的研究脉络，文章揭示了二者在理论框架、研究重点与实践路径方面的本质差异。研究发现，西方研究根植于殖民历史与自由主义城市语境，历经 “权力批判—文化记忆—数字化”的演进脉络，强调通过社会运动解构地名权力的结构性不平等； 中国本土化探索嵌入其独特的社会制度与文化背景，形成“制度嵌入性—文化根植性—价值导向性”的研究取向，并力求通过协同治理平衡发展与保护、市场与文化、多元与统一、数字与传统等矛盾。文章最后从理论基础、研究焦点、方法论创新与实践模式4个维度构建本土化研究框架，并立足该框架引出前沿议题，包括少数民族语地名在国家标准化要求下的存续机制、乡村空心化问题中乡土地名群落的存续机制、边缘群体在地名知识生产中的话语权保障机制、历史地名保护名录的动态评估与退出机制等。

关键词：批判地名学；研究脉络；中西差异；本土化；前沿议题

地名作为人类文明的空间记忆载体，不仅是地理实体的指代符号，更承载着特定地域的历史文脉与价值观念。在全球化与城市化双重解构的当代语境中，地名不再仅是静态的“名称系统”，而是动态地参与到社会建构的文化实践中，其命名与更名过程既反映权力关系的运作逻辑，也参与身份认同的形成与塑造过程（Alderman，2000）。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兴起，学界逐渐意识到地名并非中立的空间指称，而是权力斗争的空间表征，自此西方人文地理学者开始对地名研究的传统范式进行批判转向，产生了批判地名学（Rose-Redwood et al.，2010）。该学科作为人文地理学与文化研究的重要交叉领域，系统地考察地方命名、更名过程中的权力关系、文化政治与身份认同等议题。虽然中国的地名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蓝勇，2021），但现代意义上的批判地名学研究，直至21世纪初才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地名乱象”而逐渐兴起。当前，中西批判地名学研究已形成相对独立又互为参照的理论脉络，但既有研究多局限于各自的理论框架，而缺乏对各自发展脉络及其差异的系统性分析。因此，本研究系统梳理了中西批判地名学的研究脉络及其差异本质，致力于构建中西互补的中国本土化研究框架，并立足该框架提出前沿议题，进而推动批判地名学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上实现突破。

1 西方批判地名学的研究脉络

西方批判地名学的起源嵌套于20世纪80—90年代的后殖民理论语境，核心是将地名还原为殖民权力的空间符号。早期研究跳出“地名是中立指位符”的传统认知，聚焦殖民统治中地名的工具性。这些研究奠定了批判地名学的学术共识，即地名不是地理标签，而是权力博弈的场域。但该阶段多聚焦于宏观国家叙事，对地方层面的能动性关注不足。Yeoh（1992）发现，英国在新加坡殖民时期，通过街道命名表彰殖民官员与军事人物，将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叙事植入城市肌理，同时系统性压制汉语、马来语地名传统；Addleto（1987）指出，在巴勒斯坦的国家政权更迭过程中，新政权常以“去前朝化”为目标更改地名，并将地名异化为彰显政权合法性的符号工具。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批判地名学转向关注文化记忆与空间正义议题，该阶段将批判视角从“国家权力”下沉至“地方社区”，关注边缘群体的地名抗争运动（Alderman，2003）。后殖民语境中的地名从“压迫符号”转变为“记忆载体”；而地名变更不仅是符号替换，更是国家重建与历史正义的具象化（Mamvura et al.，2018）。在南非开普敦的街道更名运动中，普通民众通过抗议、请愿移除殖民者名字，并以反种族隔离英雄取代（Guyot & Seethal，2007；Swanepoel，2009）；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双语路牌用“爱尔兰语+英语”的符号组合命名，平衡了新教与天主教群体的文化认同（Perrem，2025）；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各自土著地名复兴运动中，当地居民通过数字档案库恢复传统命名方式，并将“被殖民抹除”的地名重新纳入公共空间，本质是对“文化失忆”的抵抗（Kadmon，2013；Shields，2023）。

当代西方批判地名学的研究前沿迎来数字化与全球化转向。数字技术的应用为“全球南方”语境中的地名研究提供了新路径（Bigon，2020）；数字技术的介入不仅推动了大规模地名时空数据库的构建，更通过社交媒体文本、卫星影像等多模态数据整合推动地名政治的量化研究（Wanjiru-Mwita & Giraut，2020；Rusu，2022）。全球化趋势中，地名商品化现象凸显，批判研究聚焦资本通过冠名体育场馆、地铁站等命名权交易（Light & Young，2014）重塑城市空间的权力结构，而数字媒介的普及加速了这一权力重构进程。该阶段研究也开始反思数字技术背后的权力逻辑，数字技术并非“中立”，反而可能强化既有的不平等。数字“民主化”的表象下也藏着算法偏见，一方面，在线地图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影响了地名的可见性，国际知名的地名得到优先展示，而本地小众地名往往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在线地名征集平台因界面复杂、语言门槛等，剥夺了老年人与少数族裔的地名决策权（Rose-Redwood et al.，2019）。

2 中国本土化探索的发展脉络

20世纪90年代，伴随传统地名管理在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制度性缺陷，国内批判地名学的本土化探索进入萌芽期。但因其嵌入国内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形成了区别于西方的本土化理论关切与实践的路径。该阶段的探索聚焦于地名管理制度变革与地名文化本位价值。如岳升阳等（2009）从“地名稳定性”与“社会发展适应性”的矛盾出发，讨论了制度约束下如何平衡地名的传承与变革，从而应对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新老地名混杂、历史信息流失等问题；杨小法（1996）从“规范性”角度呼吁加强地名管理的科学性与文化性。同期，国内学者也逐渐意识到地名不仅是地理标识（战赤嘉，2015），更是承载地域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尤其，传统地名中蕴含的地方知识、思维方式与社会心理等文化元素得到学者的青睐（刘南威，1996；邓慧蓉，2003）。该阶段的本土化探索尚未形成成熟的批判理论体系，但也为后续研究奠定制度反思与文化自觉的基础，为进入理论深化阶段提供了必要的经验积累与问题意识。

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洋地名泛滥、老地名消亡等“地名乱象”的加剧，本土化探索进入理论深化阶段，其核心特征表现为从“制度变革”转向“权力解构”，并初步构建起“文化博弈”的分析范式。学者既深入剖析政府、企业、学者、民众、媒体等多元主体在地方命名或更名过程中的角色差异（吴俊范，2014；李鹏等，2015；罗桂林，2016），揭示了“自上而下”的权力规训（韦谢，2016；龙景科等，2017）与“自下而上”的文化诉求（张本效等，2008；纪小美，2020）之间的矛盾；也重点关注了地名作为符号资本的争夺过程，探讨了企业对地标冠名权的竞争（刘博等，2014），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外来地名对本土文化标识的冲击（徐红罡等，2015）等。同时，地名也被置于“文化空间消费”的理论框架下，孙九霞等（2012）和郑佳佳（2017）揭示了旅游开发中少数民族的地名文化被重构为“可消费的文化符号”的作用路径，推动了国内地名批判理论从“权力批判”向“文化批判”的延伸。

近10年以来，国内批判地名学进入本土化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阶段。研究聚焦地名文化保护与开发及其跨文化对话，研究范式从学理探讨转化为空间治理与文化实践。在地名文化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张佳蕾等（2024）基于皮尔斯三元符号学框架，阐释了地名通过“再现体—对象—解释项”的互动关系建构旅游意义与地名文化认同的过程；郭舒等（2024）探讨了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将工业遗产地名融入文创品牌、将传统街巷名转化为文旅线路节点，以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共生。在跨文化对话中，有学者梳理了中国域外地名演变（黄丰富，2025）；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地名符号的跨文化流动与认知差异。如Choi等（2018）分析了澳门旅游地名在不同语言间的转换与传播过程，探讨了旅游公司、高校等有影响力的机构在地名生成与跨国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在线社区与博客上的地名话题对国际游客空间认知的引导效应等。有学者也关注了两岸“同名村”与华人华侨“地名寻根”等跨文化认同的维系（纪小美等，2016），以及少数民族语地名的跨文化符号研究与保护路径等议题（安惠娟，2016；郑佳佳，2017；陈晨等，2022）。

3 中西研究差异分析

通过梳理中西研究脉络可见，中西方在理论框架、研究重点与实践路径上存在本质差异，而差异源于二者不同的历史经验、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与学术立场等。

3.1 理论框架

中西批判地名学的理论框架根植于截然不同的历史经验与社会制度。西方批判地名学源于后殖民及自由主义城市的长期演进（Alderman，2003；Kolodney，2016；Rose-Redwood et al.，2019），表现为从早期的语言分析，到后续的政治地理批判，再到近期整合文化记忆与空间正义理论（Mitchelson et al.，2012），形成以“权力解构”为核心的分析范式，其本质是通过地名研究拆解政府、资本对空间的主导权，还原边缘群体的文化记忆。中国批判地名学嵌入其独特的社会制度与传统文化的双重语境，即兼具制度嵌入性与文化根植性的研究取向，表现为：早期研究从制度转型中的“地名文脉断裂”切入；后续转向“权力-文化”协同分析，既审视行政权力对命名的干预，也强调地名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近期则形成兼顾“制度适配”与“文化延续”的复合视角。上述差异源于不同“批判的出发点”，即西方学者以“对抗权力”为目的，中国学者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并寻求政府主导与多元参与之间的平衡。

3.2 研究重点

西方批判地名学研究侧重于“权力与空间的矛盾”。受殖民历史与自由主义传统的文化背景影响，其始终关注权力话语对地名分布的塑造。研究重点关注殖民时期的地名抹除、自由主义城市的资本入侵、贫富社区的命名差异（Addleton，1987；Alderman，2003；Rose-Redwood et al.，2019），非官方命名缺失扭曲城市记忆等议题。中国因快速城市化与本土问题倒逼，研究重点呈现“阶段性递进”。20世纪90年代始于对“制度缺陷”进行反思（杨小法，1996）；21世纪以来转向“权力与文化”博弈（李鹏，2015）；近年来深化为“文化保护与开发及其跨文化对话”（华林甫，2010；郭舒，2024）。这种变化是对本土需求变迁的回应，即从“批判权力”转向“解决问题”，重点在于平衡现代发展与传统保护、协调多元主体的文化利益，体现价值导向性的研究取向，而非西方“为批判而批判”的抽象解构。

3.3 实践路径

西方学者的实践研究依赖“官方索引”的学术化，即通过街道名录、档案材料、地名辞典等官方符号系统解读地名，但因“全球南方”城市存在大量的非正式命名（Bigon，2020），这种路径往往扭曲对城市地名景观的认知，后续研究虽然呼吁用民族志、口头传统弥补，但仍未脱离“官方符号中心”的逻辑（Paunonenetal.，2009）。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的实践研究聚焦于制度反思及其改进策略；21世纪以来通过理论深化推动“创造性转化”，力求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共生；近期则结合乡村振兴、数字中国等国家战略，探讨地名文化助推乡土记忆振兴、地名数字化助力空间正义的实践路径（张治弘等，2025；宣朝庆，2025）。这种路径差异源于各自解决问题的学术立场，即前者试图用学术修正官方的“索引偏见”，而后者倾向回应社会发展需求与文化认同诉求（罗桂林，2024）。

4 本土化研究框架建构

基于中西研究的差异本质分析，建构具有系统性与前瞻性的本土化研究框架，这既需要立足国内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也需要辩证吸收西方批判理论的精华。综上，笔者建构了由理论基础、研究焦点、方法论创新与实践模式4个维度构成的本土化研究框架（图1），并结合国内当前社会经济领域中的重大发展战略，提出若干可深化或可拓展的前沿议题。

4.1 理论基础上融合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中华地名伦理

本土化研究框架的理论根基需同时扎根于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空间批判理论与中华地名伦理（龚花萍，2002；哈维，2003）的智慧。①在哲学层面，以列斐伏尔（2015）的“空间生产”理论为核心，将地名视为社会空间辩证法的具象化载体，其命名、更名与用名不仅是社会关系的映射，更是资本循环、权力关系与空间异化的综合产物。地名作为“抽象空间”与“社会空间”的辩证统一体，既承载地理扩张中的资本积累逻辑，又体现空间正义导向的治理伦理。在此逻辑下，现代地名治理需突破工具理性的限制，关注地名文化资源分配与文化认同的平衡。如通过制度设计将列斐伏尔的“空间辩证法”应用于地名管理，既批判资本逻辑下的空间异化，又保障多元主体的空间权利。②在文化层面，借鉴哈维（2003）的“时空压缩”理论揭示全球化进程中地名系统的时空重构机制，批判资本主导的空间同质化对地方性的消解；激活中华地名伦理倡导的“名从主人”“敬天法祖”等在地性智慧以及“和而不同”的多元包容理念，将地名视为抵抗空间殖民化的文化锚点。

相关前沿议题包括：①全球化地名伦理规范，通过上述中西理论的结合，批判西方命名规则的文化霸权，探索多元文明协商路径，如在“一带一路”地名交流中建立公平伦理框架。②空间正义理论的本土化适配研究，可关注资本驱动下地名商品化与社区文化权利的平衡、全球化冲击带来的地名同质化问题。具体而言，可实证分析地名变更中的空间非正义现象、构建基于公平原则的地名资源优化配置模型等。③中华地名伦理的现代转化路径研究，可深入挖掘“名从主人”“和而不同”等传统智慧在当代地名治理中的适应性。具体而言，可探索少数民族语地名在国家标准化要求下的存续机制，方言地名在数字平台中的保护策略，以及分析地名作为文化符号的认同建构功能等。

4.2 研究焦点聚焦中国地名治理的四大现实矛盾

本土化研究框架的建构需要紧扣地名治理中的四大现实矛盾展开焦点研究，这些矛盾既是挑战，也是理论创新的突破口。①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部分地区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典型如房地产开发，可能拆除承载历史记忆的老街区并更改传统地名；但过度保护又可能阻碍合理开发，如限制了符合现代功能需求的地名调整。如何平衡“传承历史文脉”与“适应现代发展”是建构本土化研究框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②市场与文化的矛盾。资本逻辑驱动下的“洋地名”“概念化地名”，如“巴黎春天”“CBD”等脱离本地实际的命名，可能削弱地方文化认同，但完全排斥商业力量又可能忽视其对地名文化资源创新开发的积极作用，如文旅项目中结合文化元素的地名品牌设计。③多元与统一的矛盾。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语地名、方言地名需要得到尊重与保护，但国家地名体系又必须维护规范性与一致性。④传统与数字的矛盾。数字技术为地名管理提供了精准化工具，实现对地名使用频率的动态监测，但也可能因技术异化导致文化内涵流失，如过度依赖算法生成的标准化地名，往往忽视了对地方文脉的传承。

相关前沿议题包括：①发展与保护矛盾的动态治理机制研究，可针对城镇化中的城乡地名转化冲突，构建“地名遗产韧性评估体系”；探讨大数据建构老地名消失率与经济发展的评价模型，提出分区分类的保护政策；研究乡村振兴中地名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本的伦理边界；聚焦城镇化中地名体系的政治经济耦合，阐释乡村空心化问题中乡土地名群落的存续机制，并将乡村振兴实践与上述四大矛盾衔接，形成“治理–传承”联动分析。②市场与文化矛盾的协同治理路径研究，可聚焦商业化命名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张力，如探索企业参与地名保护的激励机制效能评估；“洋地名”治理中的文化适应性标准制定；文旅融合背景下地名品牌化对社区认同的影响等。③多元与统一矛盾的前沿议题需要突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探索“和而不同”的治理智慧。具体可探讨多元地名文化的系统性保护与国家地名体系的兼容机制；国家地名治理权威与地方文化自治的协同治理模式创新；数字时代多元地名的活态传承与国家地名数据库的包容性建设等。④数字与传统矛盾的技术治理创新研究，可探讨算法偏见导致的小众地名边缘化现象的矫正策略；区块链、数字孪生技术在传统地名存证与活化中的应用；社区参与式的数字地图构建等。

4.3 方法论创新上重视多学科交叉与本土技术适配

本土化研究框架的建构需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论体系，整合地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与管理学的理论工具。其中，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技术可用于量化地名的时空分布特征，识别历史地名复兴区与濒危区等；社会学的利益相关者理论能解析政府、开发商、普通民众与社会精英等多元主体在地名决策中的权力博弈；文化学的符号记忆理论有助于挖掘地名的意识形态内涵与集体记忆功能；管理学的协同治理模型能为多方参与提供制度设计框架。在此基础上，开发适配中国语境的本土技术工具，利用大数据分析各类地名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分布，如统计“洋地名”在不同城市的占比变化，通过数字人文技术可视化历史地名的演变过程等。依托“互联网政务平台”提升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如开设地名命名网络投票与意见反馈专栏。这种兼具理论工具与技术手段的创新组合，不仅有助于提高研究的科学性与精准性，也能促进批判地名学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

相关前沿议题包括：①混合方法研究范式的构建，整合地理学空间分析、社会学扎根理论、计算语言学方法，量化评价政府、资本、社区在地名决策中的权力博弈；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历史文献中的地名变迁规律，并结合田野调查开展验证。②本土化技术工具的研发与适配，即构建“互联网政务平台”。重点研究如何优化公众参与接口以降低技术门槛，如设计适老化政务操作平台以缩小数字鸿沟；开发开源地名数据库，促进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的数据共享等。③伦理导向的方法论反思研究，可关注研究过程中的文化敏感性与公平性。如探讨地名研究伦理审查框架的建构方案，确保边缘群体在地名知识生产中的话语权。④数字技术双刃剑效应研究，可在多学科交叉中突出算法偏见与人文价值的平衡，如探讨如何利用数字人文工具可视化地名变迁中的文化衰减风险等。

4.4 实践模式上建构多元协同与数字赋能的地名治理体系

本土化研究的实践模式需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公众协同—技术支撑”的综合治理框架，形成动态平衡的地名保护与发展机制。①在制度层面，政府应完善地名管理法规体系，建立历史地名保护名录与分级评估标准，同时设立跨部门协调机构统筹城镇化进程中的地名规划。②在市场层面，应规范商业命名行为，可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企业采用文化适配性命名策略。③在公众参与层面，可依托“互联网政务平台”构建地名决策协商机制，开发类似“地名文化地图APP”等的终端应用程序，实现历史地名溯源、更名提案投票、语义争议调解等功能，强化社区在地名事务中的话语权。④在技术层面，技术赋能需要强调运用GIS空间分析与数字孪生技术建立地名文化基因库，动态监测地名使用效能。

相关前沿议题包括：①在制度层面，可探索历史地名保护名录的动态评估与退出机制，探讨通过GIS监测与分级标准实现保护政策的动态调整策略；②在市场层面，可探讨传承与保护传统地名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及其精准适配与执行效能评估，研究如何引入文化适配性认证体系以防范政策套利等；③在公众参与层面，可探索数字孪生技术对地名决策的透明化与可追溯性的作用机制，以及智能调解系统化解语义争议的作用路径；④在技术层面，可探索如何利用区块链与多模态数据融合技术，实现少数民族语地名与方言地名的原真性存证等。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研究梳理并对比了中西方批判地名学的研究脉络，且分析了二者根植于不同历史经验与社会文化背景的理论框架、研究重点与实践路径差异。研究发现，西方研究根植于殖民历史与自由主义城市语境，历经“权力批判—文化记忆—数字化”的演进脉络，强调通过社会运动解构地名权力的结构性不平等；中国本土化探索嵌入其独特的社会制度与文化背景，形成了“制度嵌入性-文化根植性-价值导向性”的研究取向。综上，本研究构建的本土化研究框架，融合了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空间批判理论与中华传统地名伦理智慧，聚焦于地名治理中存在的发展与保护、市场与文化、多元与统一、传统与数字四大现实矛盾，倡导多学科交叉与本土化技术适配的方法论创新，并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公众协同—技术支撑”的多元协同治理实践模式。立足该框架的前沿议题可包括跨文化对话下的地名伦理规范、数字技术对地名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双重效应以及乡村振兴实践中地名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等。

5.2 讨论

批判地名学中国本土化研究框架的建立，不仅为全球地名研究提供了东方视角，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垄断，更通过其导向为发展中国家探索文化传承与现代化兼容的实践路径提供有益启示。基于国内“制度嵌入性—文化根植性—价值导向性”研究取向，未来可在以下方面深化理论与实践探索。①理论层面，突破现有中西二元对话模式，建立多元文明互鉴的理论范式。可探索非西方语境下地名权力运作的独特逻辑，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在去殖民化过程中形成的地名政治理论，从而丰富批判地名学的理论谱系。②方法论层面，注重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开发兼顾算法效率与文化敏感性的混合研究方法。如构建地名伦理评估指标体系，量化分析命名过程中的文化公平性；运用数字叙事方法呈现地名变迁中的多元主体记忆。③实践层面，推动治理模式的创新转型，从静态保护转向动态适应性治理。重点关注文化心理、人口流动等新兴要素对地名体系的重塑机制，探索地名规划在国土空间治理中的引导功能。④学科层面，加强跨学科对话能力，推动批判地名学与人工智能、环境人文等前沿领域的交叉融合，形成具有预见性的研究范式。这些探索将有助于推动本土化研究从理论建构迈向实践创新，进而为全球地名治理提供更具包容性和前瞻性的中国方案。

作者：纪小美

来源：《热带地理》

选稿：宋柄燃

编辑：欧阳莉艳

校对：汪鸿琴

审订：杨 琪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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