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品德国政客那些话，我们就会明白，欧洲从来没有真正转向中国

大家好，这里是小编，今天来给大家聊一下德国外长对中美的态度。这几年，中欧关系总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别扭与纠结。

一边是德国企业扎堆来华投资，德中经济联系越绑越紧；一边是欧洲政客频频放话亲美反华，刻意与中国保持距离。

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新加坡公开表态“坚定站在美国一边”，前任外长贝尔伯克的反华言论更是毫不掩饰，总理默茨看似转向务实，却仍反复强调“竞争”与“去风险”。

更让人关心的是，欧洲对中国的偏见与摇摆何时才能打破？真正转向中国，究竟还需要多久？

若想读懂中欧关系的别扭，首先要看清欧洲政客的“两面性”，嘴上喊着亲美反华、警惕中国，行动上却无法割裂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这种矛盾背后，是他们精心维系的政治人设与无法回避的现实利益，绝非外界误解的“愚蠢”。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月2日，德国之声报道显示，瓦德富尔在访问新加坡期间，公开释放亲美反华信号，明确表示“尽管存在紧张关系，德国仍然坚定站在美国的一边”。

他还特意强调“德国跟美国、中国的关系并非本质，华盛顿仍然是欧洲和德国最重要的伙伴”。不仅如此，他还不忘警告各方“不应因与美国的分歧而在战略上转向北京”。

这番表态看似立场坚定，实则暗藏精准算计。他选择在新加坡发表这番言论，就是要说给新加坡听，明着传递“德国支持新加坡”的信号，稳固德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同时变相拉拢东南亚国家，呼应美国的“印太战略”。

还有就是在说给欧洲、德国国内和美国听，刻意打造“亲美反华”的政治人设，讨好国内亲美势力与美国政府，规避“对华软弱”的指责。

这种精准拿捏受众的表态，恰恰印证了欧洲政客的精明，他们的每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只为维护自身政治利益。

瓦德富尔的做法，并非个例，而是欧洲政客的普遍缩影。贝尔伯克反华态度更为直白粗暴，从不掩饰对中国的敌意，炒作“中国威胁论”，靠极端言论博眼球、立人设。

即便面对德国企业纷纷来华布局、德中经济深度绑定的现实，也始终不肯松动立场，仿佛只要喊出反华口号，就能坐稳自己的位置，全然不顾德国的国家经济利益。

德国总理默茨则更为矛盾，堪称欧洲政客“务实与保守并存”的典型。上任之初，他深受欧洲亲美阵营影响，对中国充满抵触情绪，奉行强硬对华政策，处处跟着美国的节奏打压中国。

但现实很快给了他一记重击，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能源霸权，一次次损害德国乃至欧洲的利益，硬生生将自己的盟友推向东方。

在这样的背景下，默茨不得不转向务实，主动寻求与中国加强合作，毕竟他清楚，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德国无法割舍的重要合作伙伴。

可即便转向务实，默茨也没能改掉亲美的底色。他一边积极推动德中企业合作，一边又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竞争”与“去风险”，甚至偶尔附和“中国威胁论”的论调。

这种矛盾的表态，本质上还是在平衡国内亲美势力、美国诉求与德国现实利益，既想从对华合作中获利，又不想得罪美国，典型的“两边讨好、两边都不敢得罪”，也恰恰凸显了欧洲政客的精明与无奈。

除了德国的三位政客，欧盟外长卡拉斯也同样让人印象深刻。有人嘲讽他“离开中国话题就不会张嘴说话”，一副“傻白甜”的模样，但这绝非说明他愚蠢，反而藏着自己的生存智慧。

卡拉斯能力有限，在复杂的欧盟外交事务中难以拿出亮眼的成绩，便索性将“关注中国”打造成自己的专属人设，靠着炒作中国话题刷存在感、稳固地位。

这就是所谓的“一招鲜吃遍天”，既然自身能力不足，便抓住一个话题反复发力，虽显笨拙，却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足以看出欧洲政客个个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看到这里，很多人都会疑惑：欧洲政客个个精明，不可能看不到中国崛起的事实，也不可能看不到对华合作的巨大利益，为何还要死死抱着亲美反华的态度不放？

答案很简单，他们并非看不到，而是不愿看到、不愿接受，核心就在于“固有观念”与“既得利益”的双重束缚，让他们陷入了“路径依赖”，不敢也不愿走出舒适区。

欧洲政客心中，始终抱着两个根深蒂固的固有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美国是铁盟友，中国是外人”。这种观念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源于战后数十年的历史积淀。

二战结束后，欧洲一片废墟，是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等援助，帮助欧洲重建经济、恢复民生。

是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联盟，为欧洲提供了安全庇护，让欧洲得以在和平环境中发展壮大，实现数十年的繁荣，过上优渥的生活。

对于当前掌权的欧洲政客而言，他们正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受益者，是跨大西洋联盟的既得利益群体。

在他们的认知里，欧洲的发达、自身的优渥生活，都离不开美国的帮助与庇护，美国就是欧洲最可靠、最核心的盟友，这种感恩之情与利益绑定，早已深入骨髓。

即便近年来美国频频“收割”欧洲、损害欧洲利益，他们也始终不愿相信“盟友会背叛自己”，更不愿打破现有的合作模式，毕竟，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醉生梦死，远比面对未知的风险、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要容易得多。

第二个固有观念，就是“不愿承认中国崛起，不愿接受自身落后”。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欧洲长期处于世界中心，掌控着世界格局，这种“优越感”早已刻在欧洲政客的骨子里。

而中国这些年的快速崛起，打破了原有的世界格局，让欧洲逐渐失去了往日的主导地位，这种落差让他们难以接受。

他们开始正视中国崛起的事实，却骨子里依然骄傲，不愿承认自己已经落后，不愿承认中国已经变得比他们强大，更不愿接受“欧洲不再是世界中心”的现实。

这种固有的偏见与骄傲，让他们对中国充满了误解与警惕，甚至刻意抹黑中国的发展成就，炒作“中国威胁论”。

他们宁愿跟着美国一起打压中国，也不愿放下身段，平等地与中国对话、合作，本质上就是无法摆脱“强者心态”的束缚，害怕被中国超越、被世界淘汰。

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差异，他们更是将中国视为“异类”，刻意保持距离，这种观念上的隔阂，远比利益上的分歧更难打破。

既然欧洲政客的别扭与摇摆，源于固有观念与既得利益的双重束缚，那么打破这种束缚、推动欧洲转向中国，关键在哪里？答案只有一个，代际更替。

我们和身边的朋友讨论这件事时，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当前中欧关系的僵局，本质上是“一代人的僵局”，只有等老一代政客退场、新一代领导人上台，欧洲的对华态度才有可能发生根本性转变。

当前，欧洲的掌权者基本上都是50-70岁这一代的政客，他们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外交理念。

德国总理默茨70岁，外长瓦德富尔62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8岁，他们都出生于五六十年代，成长于欧洲战后重建期，亲眼见证了美国对欧洲的援助，亲身经历了欧洲在跨大西洋联盟庇护下的繁荣。

这些人对美国的感恩、对现有模式的依赖，早已深入骨髓，想要让他们彻底改变固有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凡事都有例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马克龙生于1977年，那个时候，欧洲的战后重建已经基本完成，欧洲和美国正处于蜜月期。

但法国早已开始与美国闹矛盾，当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就曾果断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坚持法国的外交自主。

马克龙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经历过战后重建的艰难，也没有对美国的强烈感恩之情，因此他的对华态度更为灵活、务实。

马克龙多次公开表示，欧洲应该坚持外交自主，不能一味跟着美国的节奏走，应该主动寻求与中国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他甚至亲自带队访华，推动中法、中欧企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中欧关系的缓和注入了一丝活力。

马克龙的例子充分说明，成长环境的不同，会直接影响政客的外交理念，新一代政客的对华态度，必然会与老一代有所不同。

而现在的问题是，欧洲政坛普遍存在“老人当道”的现象，越来越讲究资历，老一代政客牢牢掌控着权力，新一代政客很难有出头之日。再加上欧洲的选举制度、政治生态的影响，老一代政客的退场，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综合来看，想要等到50-70岁的老一代政客彻底退下去，30-50岁的新一代领导人上台，刷新欧洲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至少还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

这10年，将是中欧关系博弈与磨合的关键时期。老一代政客依然会主导欧洲的对华政策，别扭与摇摆依然会是中欧关系的主旋律。

但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德中乃至中欧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随着新一代政客的逐渐成长，欧洲的对华态度也会慢慢发生变化，从“被动务实”转向“主动合作”，从“偏见警惕”转向“平等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