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睿天 | 城镇化的背面：对公共生活的需求与其萎缩并存

陈睿天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我老家在湖北监利，但在过年期间，我最多到老家吃一顿团圆饭，随后的走亲访友都去处于湖北公安的外婆家进行。因此，我的回乡观察基于在监利的A村与公安的B村的生活，A村身处市区边郊，有公共交通前去市中心，路程十五分钟左右，城镇化水平较高；B村是传统农村，距离公安市中心较远，大多户都有在从事农业，城镇化水平较低。

A村：城镇化对公共生活的消解与自发的重建倾向

我从小在A村长大，在城镇化浪潮尚未深刻影响A村的年代，当时的村民们常常几户聚在一起，坐着聊天打趣，小孩儿则在一旁玩耍，直到天色全黑众人才回家休息。那时的村民们有着各种公共生活，村里有大妈组成的腰鼓队，过年时有的舞龙团，劳动时也常常彼此结伴同行。村里还有一座由各家各户募捐修建的庙宇，供奉本村的土地和各路神仙，节日期间村民共同在庙里祈福也曾是重要的共同活动。

随着附近工业园征地开发的推进，单纯从事农业的村民们越来越少，骑着三轮车去镇上获得非农收入，直到晚饭左右才回来，期间与其他村民不会有交流，更不用说搬出村外工作的人。而在闲暇时间，村民们也很少再有组织公共活动。老年人在村庄没有权威，只是家庭的附属，中青年人在外工作，生活交际以业缘为主，村庄更多只是一个落脚点，青少年有自己的娱乐方式与交际圈，甚至都不能算是积极的参与者。所有年龄段的群体都缺乏对公共活动的组织动力，在城镇化的生活中，部分消解了村庄原有的公共性。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现在A村村民们举办红白喜事，有条件的就会去市区的酒店，少数会在村内举办。我在参加两种酒席的过程中，明显能感觉到市里举办的酒席由于距离原因，宾客之间没有地缘交往基础，彼此间交流较少，常常是交钱吃饭走人；而在村里举办的酒席则热闹非常，来吃酒席大多是村里人，彼此有交往基础，共享同一套道德观念，对村民们来说有很强的安全感，随意的评判、互相的比较或单纯情绪性的输出都不会产生社交问题，反而是形成共识的方式。在村里酒席上，村民们热情地讨论日常生活、家庭情况或者后辈们的成长情况，即使是像我这类不常居于村里的学生，也能打开话匣子，畅所欲言起来，而这是在酒店酒席里难以见到的。

最近在A村，还出现了一种新奇的现象，一部分在市里工作，事业有成的村民们，在村里组织起了过去没有的氏族群体。这些人试图加强原子化地区人们之间的联系，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对公共生活的寻觅。哪怕是见过了城市里的各类物质享受，人们仍然寻求着公共生活的快乐，在乡土上寻找着一份来自内心深处的激情。这些案例能体现出，公共性的部分消解并不能代表人们就不再需要公共生活了，我一直认为与他人的交往与现实联系一定是所有正常人的生活必需品，没有人可以活成一座孤岛。所谓人类生存的几大基本心理需求，如被需要感，自我实现等，都是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实现的，而公共活动就是最高质量的交往活动。即使是在网络娱乐十分发达的今天，一个人在家也能找到乐子，村民们仍然需要在公共生活中寻找自我。而这种需要正是从社会诞生起就存在的，对于群体生活的需要。

B村：城镇化与公共生活的平衡：一个高幸福感的村庄

城镇化与公共生活并不是完全矛盾的两个概念，但在实践当中二者往往存在冲突，城镇化的乡村往往会失去原来熟人社会的性质而转向城市的陌生人社会，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损害。无论是城镇化带来的物质水平提高还是公共生活，都是提高村民们生活质量的关键。因此需要找到二者之间的均衡，让居民们能享受到既有物质保障，又有群体情感的生活。话虽如此，这种状态终究是理想中的，想要人为地达到这一点自然有许多困难。而经过在B村的生活，我认为这是一个达到了相对平衡的村子，村民们较为便利的享受着现代生活的各种便利条件，彼此之间也不互相孤立，犹如一篇现代风格的田园诗。

相比于A村距离市里只需要十五分钟公交车的路程，B村村民想要去市中心，自己开车就有20公里车程，公共交通需要先到镇上才能搭公交车，共需要一个小时左右。距离市区适中的距离让B村受到征地开发的影响有限，但也能享受到城镇化带来的便利生活，如日常出行、稳定水电、网络购物等等。虽然物质资源没有市区那么丰富，但生活的现代化程度没有问题。

B村村民既能够就近务工，家中也有足够的农地兜底，物质生活水平不会过低。与此同时的是保存完好的乡土社会，街坊邻居彼此熟识，有着大量共同记忆。尽管年轻人们普遍进城务工，但是对于B村老家有强烈的归属感，多数人都更愿意居住在农村老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里的熟人多，社交环境很安全。

其他能体现出B村公共生活相对发达的案例：每年过年都有舞龙队，几天之内游过每家每户，户主也会积极地赏脸给钱讨彩头，经常还有想加入舞龙凑热闹的普通村民；村里有人去世时，家属会驮着遗体在家附近巡游一圈，告知土地公村民去世的消息，每经过一户，户主都会主动在门前放半挂鞭炮以示安慰与哀悼，随后就会有逝者家属前去告知户主具体情况并表示感谢；村里有五六个老光棍，岁数在50到70岁之间，但这些人并没有成为村内的不安定因素，而是像普通村民们一样生活，还会组团去县里打零工，认识他们的其他村民们也乐意他们偶尔来家里蹭饭。还有许多类似的案例，能够体现出B村的村民们仍然处在乡土的熟人社会中，公共生活依旧十分活跃。

虽然B村的公共生活仍然具有活力，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它也像其他农村所经历的那样被逐渐削弱。过去邻居街坊挨家挨户拜年的范围逐渐缩小，从一里地内所有邻居到只去最熟悉的几家走动，舞龙舞狮和各类表演等活动也从自觉转向自发，有人要求才会组织。或许在将来,B村的公共生活也会逐渐失去其色彩，但我们总要认识到人对公共生活的本质性需求，不能因为失去了就认为是合理的。

正值新年，人们又像往常一样感叹“年味”淡了。经过这些天的走访观察，我愈发感觉所谓年味儿，倒不如说是“群味”。

让人感到安心的不是烟花爆竹，压岁红包，而是过去过年时亲友长时间聚在一起，一起行动的那股热闹劲。只要过年和熟悉的人们一起，无论做什么都是有年味儿的。不过从其他省份的经验材料来看，过年期间的公共活动也容易不不良风气影响而落入俗套，出现攀比、铺张等负面现象，这种歪曲公共活动本质而追逐不良形式的做法，也是我们必须抵制的。

小结：对城镇化的祛魅与群体本质的回归

我国乡村的现代化有鲜明的城镇化色彩，不仅是生活条件的改善，也是对乡土社会关系体系的逐渐解构。在这个过程中，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影响更为显著，因而也是乡村发展的主要目标。但是过于聚焦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就会像呈现在A村的现象一样，人们逐渐失去了公共生活却仍然存在对于公共生活的需求，尽管经济发展，生活更加方便，却不一定有过去村民们彼此关照时过得舒心。B村的资源、消费与各类基础设施虽然不如A村，但是村民生活却有着更高的幸福感，更能防止年轻人的流失。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仍然是真理，但这不代表改变农村的经济基础就能忽视甚至美化出现的问题，将公共生活等农村社会出现的问题看作城镇化的正常结果是不可取的，更不能将相处方式的改变看作是完全进步的标志。总而言之，在看待城镇化给乡村带来的影响时要更加客观，保持批判的眼光，也要在物质水平发展的同时，看到人们对于群体生活的精神需求，而不是让其在聚焦经济发展的时代被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