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已是正月初六,从年廿八“洗邋遢”到年三十“行花街”(今年除夕是年廿九)再到拜年、开年……一路开心玩过来,喜庆年味尽在春衫襟袖间。讲起广州人过年习俗,不用粤语来讲是很难表达的。比如说广州人喜欢“行花街”,到底“行”乜嘢呢?回答一定是:“仲洗问嘅,梗系行返个大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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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买年花必不可少——富贵竹招财,金桔大吉大利,桃花带来桃花运,银柳叶芽银光闪闪搭桃花,百合花百年好合,水仙花“岁朝清供”新春吉祥……行花街肯定仲要揾D嘢食——吃番串鱼蛋,“年年有余”;整碗碗仔翅,即使粉丝当鱼翅亦系“富贵荣华”之意;如果托番条蔗就更掂——“掂过碌蔗”,如果嫌费事,饮番杯蔗汁都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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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年三十,还有年初七的“人日游花地”,郊游赏春。“花地”位于广州西南隅的芳村,有园林花局供人游赏。讲到初七人日,也是广府过年习俗中的大日子:事关人人都过生日啵。于是要吃七种菜——生菜(谐音生财)、荠菜、茨菇、番薯、萝卜、油滋、油角——制成的“七宝羹”,当然就是吃个好意头。
讲真啦,这套过年的标配于我而言早已是过去时,不少东西只是得个讲字。因为时代、环境、人的心境都在变,想起来就像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偷偷读到小说《三家巷》的时候,羡慕阿炳和区桃等小伙伴行花街、唱着“卖懒,卖到年卅晚,人懒我不懒”。
不过,不要以为广州人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只会行花街。百年前,美国《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1884—1955)写过1926年春天的广州人:狂热地日夜工作、叫喊、行动,革命失败后就漏夜搭船落香港,几个礼拜后又施施然地在西关茶楼密谋着下一轮的革命。尽管那时的上海人把广东佬的吵吵闹闹看作一场笑剧,但是阿班坚信,这一年在广州发生的事情是一场巨变的开端。当他目送着北伐的军队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被广州人的这种狂热、勇敢的献身精神深深感染。
广州人的春天曾经有过不同的精神景观。回到马年新春,托番碌蔗或饮杯蔗汁,马上就掂!马年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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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吴大海
文|李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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