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老书你还在读吗？

但故事很动人本文有oeepseeP撰写

左宗棠与胡雪岩：山河故人

一、衢州关帝庙·同治元年春

同治元年（1862年）春，杭州城破的消息传到衢州时，左宗棠正对着关帝庙墙上的青苔发呆。

那是他四十九岁人生中最难熬的一个春天。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于杭州，十一府城沦陷十之七八。朝廷催他进军，可他手中只有八千楚军，没有粮，没有饷，没有药，连写奏折的纸都要省着用。

墙上的青苔从砖缝里长出来，绿得发黑。左宗棠看着那片青苔，忽然想起林则徐。十七年前，湘江舟中，林则徐将自己在新疆积累的舆地资料悉数交付，握着他的手说：“西域者，中国之藩篱也。他日若有变故，老夫望你——”话没说完，咳嗽声便淹没了后半句。

如今，林则徐坟头的草已经青了七回，而西域果然出了变故。阿古柏占了南疆，俄国人占了伊犁，新疆成了一块悬在国门外的肉。

“大帅，”亲兵来报，“外面有个商人求见，自称胡光墉。”

左宗棠没回头：“那个替王有龄办粮台的胡雪岩？”

“正是。”

“带进来吧。”

左宗棠转过身时，看见一个瘦高的身影走进庙门。来人三十九岁，青衫布履，手里提着一只寻常食盒，不像传闻中富可敌国的巨商，倒像走亲戚的乡下教书先生。他的眼睛很亮，亮得不像一个刚刚失去靠山的人——王有龄死了，他在杭州的产业被太平军毁了大半，据说还欠了一屁股债。

胡雪岩放下食盒，躬身行礼。开口第一句话，让左宗棠愣住了：

“草民给左大人送粮食来了。”

左宗棠冷笑：“你一个钱庄跑街出身，能有多少粮食？”

“二十万石。”胡雪岩抬起头，“此刻就在衢江码头上，大人派人去点收便是。”

二十万石。左宗棠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笔账：八千楚军，每人每天一斤粮，够吃三个月。他盯着眼前这个瘦削的商人，想从那张脸上找到一丝狡黠，却只看到两鬓新添的白霜——那是逃难路上长的，还是熬夜熬的？他猜不出来。

“你为何要这样做？”

胡雪岩沉默片刻，答非所问：“王有龄王大人在时，待我如手足。城破那日，他悬于署中古桐之下，身上只剩十三枚铜钱。”他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说别人的事，“草民是个商人，做买卖要算账。这笔账我算过——新疆还在，俄国人已经占了伊犁。如果连西北都丢了，大清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我那些绸缎卖给谁？我那些茶叶卖给谁？”

左宗棠看着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忽然问：“你欠了多少债？”

“什么？”

“这批米，不是你白送的。”左宗棠一字一顿，“你替我筹饷，我替你担责。这笔账，本帅替你算。”

胡雪岩的眼眶忽然红了。

那年春天，关帝庙里的青苔还没长满石阶，一段持续二十年的缘分，就这样开始了。

二、兰州节署·光绪元年秋

光绪元年（1875年）秋，兰州节署。

左宗棠已经六十三岁，须发皆白。案头堆着京城的廷寄，李鸿章的“海防派”正在弹劾他，说新疆是“无用之地”，收复是“耗财之举”。户部的拨款一拖再拖，各省协饷成了白条。他算过一笔账：西征大军每年需银八百万两，而朝廷只给了两百万。剩下的六百万，他自己想办法。

可他能有什么办法？

军粮要从河西走廊运到乌鲁木齐，八百五十里路，每百斤粮食的运费就要二十两白银，是粮价本身的二十倍。洋枪洋炮要从德国买，后膛步枪、后膛开花炮，哪一样不要银子？他派人去上海找洋行借款，洋人倒是肯借，可利息高得吓人，还要海关作保——海关在李鸿章手里，李鸿章恨不得他死在西北。

走投无路之际，他又想起了胡雪岩。

正想着，亲兵来报：胡道台从上海来了。

胡雪岩进门时，风尘仆仆，随身只带了一只皮箱。打开箱子，里面是一沓沓借据——汇丰银行、丽如银行、怡和洋行，英文、中文、密密麻麻的印章，看得人眼晕。

“六次，”胡雪岩说，“总共借了一千七百一十万两。”

左宗棠看着那些借据，沉默良久。他知道这些钱意味着什么——洋人的利息是八厘，可胡雪岩报给朝廷的利息是一分五厘。中间的七厘，要用来打发汇丰的买办、海关的书吏、京城的司官。不给这些人分，下一笔款就借不出来。这是规矩，是江湖，是没法写在奏折里的账。

“雪岩，”他第一次没有称“胡道台”，“你知道外头怎么说你吗？”

“知道。”胡雪岩笑了，“说我胡雪岩富可敌国，姬妾成群，起居豪奢过于王侯。说我是奸商，是蠹虫，是发国难财的。”

“那你为何还要做？”

胡雪岩看着窗外光秃秃的黄土山，轻声道：“因为大人要收复新疆。”

那年秋天，左宗棠的大军从兰州出发。士兵手里握着德国造的毛瑟枪，炮营里是克虏伯后膛炮，辎重队运着俄国商人提供的三千万斤军粮。所有的账单上，都签着一个名字：胡光墉。

出嘉峪关那天，左宗棠在关下勒马，望着茫茫戈壁，忽然对身边的幕僚说：“当年林文忠公（林则徐）谪戍伊犁，路过此地，曾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老夫今日西行，不知能否活着回来。”

幕僚劝他：“大帅何出此言？”

左宗棠摇摇头，没有回答。他想起胡雪岩临别时说的话：“大人只管往前走，银子的事，学生想办法。”那句话像一簇火，在这片冰冷的戈壁上烧着。

三、杭州元宝街·光绪四年秋

光绪四年（1878年）秋，杭州元宝街。

一道恩旨从北京传来：布政使衔江西补用道胡光墉，赏穿黄马褂。

这是清朝二百多年来，商人第一次获此殊荣。左宗棠在奏折里写：“此次新疆底定，核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

消息传到胡家时，胡雪岩正在胡庆余堂的大厅里，亲自给伙计们讲药行的规矩：“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凡百贸易均着不得假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者。”听到圣旨，他只是点点头，继续讲下去。

那天晚上，他独自去了祠堂，在父亲胡鹿泉的牌位前站了很久。

父亲去世那年他十二岁，从绩溪到杭州当学徒，临走时父亲只说了一句话：“兴吾家。”他做到了。阜康钱庄分号遍及天下，胡庆余堂与同仁堂南北相望，元宝街的宅子被誉为“江南第一豪宅”。母亲被赐一品封诰，御笔亲题的“勉善承荣”匾额高悬中堂。

但此刻他想的不是这些。

他想的是去年秋天，左宗棠从肃州寄来的一封信。信很短，只有几句话：“雪岩足下：大军已克复喀什噶尔，全疆底定。足下所筹粮饷枪械，无一不济。老夫戎马一生，从不轻许人，今不得不言：足下之功，不在老夫之下。”

他把那封信压在祠堂的香炉底下，和父亲的牌位放在一起。

临睡前，老母亲金氏问他：“雪岩，你这些年做的事，对得起良心吗？”

胡雪岩跪在母亲膝前，轻声道：“儿子不敢说对得起所有人，但有一件事，儿子敢拍着胸脯说——左大人西征的每一两银子，儿子没有私吞一文。”

金氏叹了口气：“娘知道你辛苦。可你也要记住，钱是赚不完的，积点德，比什么都强。”

“儿子记住了。”

四、日本纪州·光绪六年春

光绪六年（1880年）春，日本纪州。

胡雪岩站在法轮山福生寺的废墟前，看着满目疮痍，久久不语。

这是他的第一次东游。日本明治维新已经十几年，“废佛毁释”运动正烈，佛寺大量被毁，僧侣纷纷还俗，庙里的铜钟被当作废铜烂铁变卖。他在大阪、奈良、江州一路走来，看到的尽是凋零。

随行的伙计问：“东家，咱们买这些铜钟做什么？运回去还得花不少运费。”

胡雪岩没有回答。他看着寺门前散落的石灯笼，忽然想起杭州的灵隐寺、天竺寺、岳庙——那些寺庙在太平军之乱后一片破败，佛像蒙尘，香火断绝。他出钱修缮了灵隐寺，给老母亲办了八十大寿的水陆道场。可寺庙修好了，钟呢？太平军把铜钟都熔了铸枪炮，一口都没剩下。

“买。”他说，“有多少买多少。”

伙计不敢再问。

那一年，胡雪岩从日本各地购得铜钟五十余口。最大的一口来自纪州法轮山福生寺，铸于明和四年（1767），高约四尺五寸，钟身饰着日本特有的乳钉纹，古朴厚重。他把这些铜钟集中到大阪、纪州的港口，趁着季风装船出海，直抵宁波，再经浙东运河运回杭州。

铜钟到杭州那天，胡雪岩亲自守在码头上。他请来工匠，在每口钟的纵带上镌刻双线阳文：“钱塘弟子胡光墉敬助”。

“东家，”工匠问，“刻‘钱塘弟子’？您不是安徽人吗？”

胡雪岩笑了笑：“我在杭州发迹，在杭州起家，死后也要埋在杭州。杭州不是我的家乡，可它是我的家。”

那口最大的铜钟，他送给了吴山省城隍庙。不为别的，只因为年轻时他在城隍山茶馆里当跑堂，在那里认识了王有龄——那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

还有一口，他送给了众安桥岳庙。

岳庙里供的是岳飞，那个“还我河山”的人。胡雪岩站在岳王像前，看了很久。他想起左宗棠西征时说过的话：“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岳飞收复中原，左宗棠收复新疆，都是“还我河山”四个字。

他把铜钟留下，对庙里的和尚说：“这钟是从日本买回来的。日本也有寺庙，也供佛，可他们把佛忘了，把钟卖了。咱们把它们请回来，让它们在杭州响起来。”

和尚双手合十：“施主功德无量。”

胡雪岩摇摇头：“不敢说功德。只是觉得，有些东西不该毁掉。”

五、上海·光绪九年冬

光绪九年（1883年）冬，上海。

生丝大战到了最惨烈的时候。

胡雪岩囤积了两万多包生丝，试图垄断市场，与洋商一决高下。但他不知道的是，电报线上，他的底牌正一张张传到对手手里。

盛宣怀，李鸿章的亲信，刚刚当上电报局总办。胡雪岩向各地钱庄调款的电文，一字不漏地摆在他的案头。

“阜康缺钱了。”盛宣怀对身边的人笑道，“告诉各钱庄，挤兑。”

同时，意大利生丝丰收的消息传来，洋商联合罢市。胡雪岩的生丝砸在手里，每天光利息就要赔掉几千两。

挤兑的风潮从上海开始，席卷全国。阜康钱庄的门前，排起了长队。有人半夜就来占位置，天亮时队伍已经拐过了三条街。

胡雪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桌上摊着账本，赤字触目惊心。他算了一遍又一遍，怎么算都是死路一条。

第四天早上，他提笔写了一封信，寄往福州——左宗棠在那里督办军务。

信很短：“大人，学生撑不住了。”

左宗棠的回信更短：“我已奏请朝廷，设法维持。”

但已经来不及了。

六、杭州元宝街·光绪十一年冬

光绪十一年（1885年）冬，杭州元宝街。

胡雪岩病倒在床。

九月，左宗棠在福州病逝的消息传来，他挣扎着坐起来，要了一碗粥，喝了两口，忽然问：“左大人走的时候，身边有人吗？”

报信的人说：“只有几个亲兵。”

胡雪岩沉默了很久。

“我欠他的。”他说，“那二十万石米，他记了一辈子。其实是我欠他的——没有他，我胡雪岩什么都不是。”

十一月，杭州下了一场大雪。

胡雪岩躺在病床上，听着窗外簌簌的雪声。屋里只有几个老仆，曾经姬妾成群的十三楼，空空荡荡。

临终前，他把子孙叫到床前，说了四个字：

“勿近白虎。”

白虎者，白银也，亦官也。

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衢州关帝庙里的那个春天。左宗棠看着墙上的青苔，他站在庙门口，手里提着一只食盒。

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都还相信有些事情值得去做。

尾声·杭州岳庙·一百二十年后

杭州栖霞岭，岳庙。

西侧展厅里，立着一口日本铜钟。说明牌上写着：“（此钟）原系日本纪州法轮山福生寺旧物，铸造于明和四年（1767）。清同治、光绪年间，钱塘人胡光墉（号雪岩）东游日本，购回此钟赠送给岳王庙。”

钟身完好，只是双龙钟钮在“文革”中被毁，后来修复。纵带上的字迹依然清晰：“钱塘弟子胡光墉敬助”。

这是当年胡雪岩送出去的五十多口铜钟里，唯一幸存的一口。

游客们从钟前走过，很少有人停下来细看。偶尔有人问：“这钟怎么是日本的？”导游便随口答一句：“胡雪岩从日本买回来的。”然后匆匆带过。

可如果仔细听，或许能听见钟声里的回响——

那是左宗棠抬棺西征的马蹄声，是胡雪岩在洋行签下借据的落笔声，是五十口铜钟漂洋过海的涛声，是一个商人和一个将军，用二十年时间，共同守护的山河故土。

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那口钟，至今还在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