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尹锡悦离谱且失败的戒严说起：对内乱与司法错判的应对

2月20日的文章《非死不可？尹锡悦到底被判得轻不轻？》中，我收到了一条留言。

读者在留言中的意思是：韩国对于内乱、谋杀、强奸等严重罪行，不应该被特赦。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还可以扩展一下：为什么许多总统制国家都会有总统特赦权这种东西？

我们就从世界上第一个总统制国家、第一部成文宪法说起。

美国对特赦权的运用，是相当广泛的。美国宪法没有对特赦权施加限制，只是规定不能特赦被国会弹劾的人。这样所造成的后果，按照美国的司法解释与政治实践：美国允许预先特赦，即使一个人还没有被调查、被起诉、被定罪，美国总统都照样可以特赦他。

在韩国则不一样，韩国总统无法特赦还未被终审定罪的人。我在去年的文章中，详细分析过韩国的特赦与一般赦免之间的区别。详见文章《无处可逃：尹锡悦“束手就擒”的真正原因》

如果非要说一个对美国总统的特赦权的限制的话，那就是美国总统只能特赦触犯联邦法律之人。但是这并非是宪法中的限制，而是存在于美国的政治逻辑之中，因为美国是联邦制。

特赦权的存在，主要基于两点考虑。

1）处置内乱。

读者认为，对于内乱这种严重罪行，不应该有特赦。

但是，处置内乱，却恰恰是设立特赦权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联邦党人文集》是对美国制宪精神与意图的总结，由汉密尔顿撰写的第74篇讨论了总统的特赦权。

根据汉密尔顿的说法，当内乱发生的时候，总统可以运用特赦权，及时地平息叛乱，使国家免于兵灾战祸。

在与叛军谈判时，特赦权的存在，使得总统处在一个有利的谈判位置。总统可以说：放下武器，立地投降，赦你无罪。用宽恕瓦解叛乱，平息叛乱，使国家恢复和平。

总统有特赦的权力，但是当特赦程序走完之时，总统却并无撤销特赦的权力。所以，对于叛军而言，不可撤销的特赦，是一个强有力的安全保证。

若无特赦权这种政治解决方案的存在，内乱的持续时间与烈度，可能会显著地扩大。

尤其是，内乱往往会夹杂着政治问题。汉密尔顿也认为，特赦权使总统能够从更高的“国家利益”的角度全局考虑问题，以在适当的时机“牺牲法律对犯罪的严格追究，以换取公共安全与社会和解”。所以，在汉密尔顿看来，在处置内乱时，对特赦权的运用，是为了愈合国家创伤，而非评判个人是非。

回到韩国历史上，对全斗焕、卢泰愚的特赦，也都是出于此类目的。是为了愈合国家创伤，而不是为了评判全斗焕与卢泰愚的个人是非。

2）特赦权的另外一个显著作用就是提供救济。

当司法手段穷尽之后，特赦权就成为了一种救济手段。

法院的判决不一定就是对的，它可能是误判，是错判，是冤判。尤其是，当终审判决也存在错误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即使法院的判决完全合乎法律，在程序上也毫无瑕疵。那么立法呢？法律本身呢？如果法律规定盗窃一个面包需要坐牢20年，法庭也照此法律做出了判决，那么这样的判决合理吗？如果一个人正当自卫而被判处刑期，合理吗？

所以，特赦权的存在，其实也是提供了另外一种救济渠道。当法律本身存在问题，当司法救济被穷尽之后，还有一个大杀器，那就是特赦。

读者说，对内乱、杀人、强奸等严重罪行，不应该特赦。

这是一种朴素情感的表达，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特赦不仅仅是一种“恩赦”，它也是一种救济手段。如果将大量的特定罪行排除在外，那就意味着特赦的救济功能缺失了。你以为的严重刑事犯，不一定就犯了罪。即使犯了罪，也不一定就应该判那么重。

而特赦权的被滥用，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要避免特赦权的滥用，可以采取别的制度性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