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赵洋｜长安的风吹到敦煌吐鲁番：唐帝国的信息流动与地方社会

《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大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主编，202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推出第一辑，包括《妙相熙融：佛教美术与石窟艺术的历史背屏》《幽赞化行：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中古中国的占验与信仰》《银币东来：五至七世纪吐鲁番绿洲经济与丝绸之路》《长安内外：唐代京城书写文化的东西流行》《从长安到高昌：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信息传播与唐代地方社会》五种。据荣新江教授撰文介绍，这套丛书反映了当代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以敦煌学研究为主，兼收吐鲁番、于阗、龟兹以及石窟寺，甚至丝绸之路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力求占据敦煌学研究高地，开拓新的视野与方法；强调学科交叉性，希望融合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文献学等多学科方法；注重吸收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与海外敦煌学研究的对话，推动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2026年春节期间，《上海书评》推出“春风终度玉门关：敦煌学五人谈”专题，分别采访了本套丛书的五位作者，请他们就自己的研究做了介绍和阐释。

本篇采访《从长安到高昌：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信息传播与唐代地方社会》作者赵洋。赵洋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敦煌吐鲁番研究》编辑部主任。《从长安到高昌》立足敦煌吐鲁番材料，自下而上地审视唐代中央到地方的信息传播之路。当长安和敦煌在同一个七夕乞巧狂欢，当敦煌学子描摹着忠义蕃将的碑文习字，当吐鲁番的政令运作与长安有着相同的律动，唐朝的国家制度得以跨越千山万水在西北边陲推行，与之配套的礼俗、观念也依托基础制度搭建的框架辐射全国。赵洋从制度、礼俗、观念、宗教各方面呈现了一个独特的敦煌吐鲁番地区社会，及其背后的王权国家运行体制。

《从长安到高昌：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信息传播与唐代地方社会》，赵洋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384页，138.00元

赵洋

您探讨唐代信息传播时，曾提及一个关于“黄巢之死”消息传递的生动案例（S.2589文书）。该文书记载，黄巢死后五个月，敦煌地区才迟迟获知了这一消息。那么，在唐代国力鼎盛之际，中央与敦煌、吐鲁番地区之间信息传递制度的实际运作状况如何？随着时代变迁，信息传递制度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反映在S.2589文书之中？

赵洋：“信息”是流动不居的，唐代中央与地方间的官方信息传递，主要依托遍布各地的馆驿系统。中国自古便有“要想富先修路”般重视交通的传统理念，唐代在其疆域内大力推行“通道路，置邮驿”的举措，《唐六典》就记载玄宗朝已基本形成“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的格局，信息往来的规模已十分可观。所以说，国力强盛之时，凡唐律所及之地，这些馆驿皆能得到有效利用，官文书与官方信息的传递效率亦颇为可观。比如贞观十八年，唐太宗虽身处长安，却能精准预判郭孝恪击破焉耆的捷报抵达之日。这种看似未卜先知的表现，恰是唐代官文书传递体系高效运作的体现。

信息传递制度的实际运作是一段动态演进且充满博弈张力的历史过程，在不同时段呈现出各异面貌。安史之乱为界：乱前，运转如常的国家驿传系统尚可维系中央与地方的信息往来；乱后，唐廷与地方藩镇的关系则如李碧妍先生所言，陷入“危机与重构”的格局，唐廷遂于大历十二年在长安设立进奏院。据张国刚先生研究，进奏院是地方藩镇派驻长安的常驻办事机构，其核心功能在于搭建唐廷与藩镇间的沟通桥梁：既要向朝廷呈递本镇表文、反映地方实况，又需及时向本镇通报朝廷动态与其他藩镇信息。

S.2589文书记载的信息颇具意味，堪称唐后期西北地区复杂局势下信息传播的鲜活写照。黄巢之死向来众说纷纭，据传世史料记载，中和四年六月，黄巢于泰山附近败于朱全忠、李克用等人之手，旋即遭叛将尚让追击，最终在狼虎谷被外甥林言斩杀。而S.2589这件中和四年十一月肃州致沙州的牒状文书却记载，黄巢是“被尚让共黄巢弟二人煞却，于西川进头”。显然，一方面，敦煌得知黄巢死讯的时间较中原滞后了五个月；另一方面，关于黄巢的死因与凶手，记载也截然不同。这件官文书传递的消息错漏百出，与唐前期官文书传递体系的高效运作形成了鲜明对比。

造成这一状况出现的根源，在于当时西北地区错综复杂的区域局势：其一，敦煌等地经张议潮起义归唐不久，与中原之间尚未构建起有效的驿传体系；其二，肃州以东的邠、灵二州节度使之间嫌隙颇深；其三，甘州与回鹘矛盾重重，甘州一带常遭回鹘劫掠，甘、凉二州之间更是路绝人稀。在这重重危机交织之下，信息传递体系未能及时重构，官方信息自然也无法有效传递。肃州官员只能汇总往来行人的道听途说上报敦煌，即便这些消息与事实存在偏差。

更值得注意的是，S.2589文书中“共黄巢弟二人”的记载后来被人以两道横线划去，足见后人已察觉这条信息并不准确。文书上之所以留有这一痕迹，想必是因为西北地区局势得到缓解，以及唐廷与敦煌逐渐建立起进奏院等信息沟通渠道，关于黄巢之死的确切消息后来传至敦煌，这条失实的记载便被划去。

S.2589文书局部，落款时间为中和四年十一月。

S.2589文书局部，其中“共黄巢弟二人”的记载后来被划去。

信息传递制度的实际运作既非一成不变，而信息又由文书承载、靠人传递，那您如何理解制度、文书与“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赵洋：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制度是人为构建的国家框架与社会体系，而文本则承载着历史进程中“人”的能动实践印记。三者既有交集，亦存疏离，由此形成动态的互动关联。

在我看来，制度与文书的关系始终与制度的实际运作同频共振：二者既动态交织，又充满张力。制度既是文书承载的核心意涵，也规制着文书的制作与传递流程；文书则既是制度的物质载体，也是制度实际运行的直接产物，更是制度在国家疆域内有效落地的鲜活注脚，只是其内容与形态有时难免与制度规定存在偏差。因此，制度与文书之间既有积极互动，亦存在一定距离，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折射出所处时代的历史特质。敦煌吐鲁番文献，作为信息传播过程的产物，生动展现了制度与文本之间的张力关系。

论及人与制度、文书的关系，若从信息传播的流动性维度审视，作为传播主体与参与者的“人”始终展现出极强的能动性。具体而言，历史进程中的个体与群体，能在国家制度与社会结构的演进脉络中充分释放其能动作用，而传播进程中承载信息的文本，恰是这些能动实践的行为轨迹与深远影响的记录者。毕竟，制度因人而立，文本由人而书，历史的底色本就是人的足迹。所以，无论是制度还是文本，一旦进入动态传播的历史过程中，人们便会基于自身的需求与目标，或恪守或突破制度框架，或传抄或增删文本内容，进而重构并推动地方社会的结构变迁与历史演进。

总而言之，在制度、文书与“人”三者构筑的三维历史叙述框架中，“人”占据主导地位，制度与文书则围绕“人”的能动性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历史进程的演进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您提出敦煌与长安在礼仪与节日（如释奠礼、七夕）活动中存在“时空同步”，这种礼俗的共享如何塑造边陲社会对唐帝国的文化认同？国家又是通过哪些机制实现“齐风俗”的目标？

赵洋：“齐风俗”无疑是塑造文化认同的关键路径之一，中原与边疆礼仪节日的“时空同步”，其根基正在于国家制度的全面统一与有效落地。恰如我国疆域横跨五个时区，却统一采用东八区的北京时间，这正是时间维度上的同步范本。

唐代长安与敦煌、吐鲁番虽无时区概念与统一计时手段，但国家制度对礼仪节日的举行时间、地点与方式有着明确的框架规范与统一要求，这可以确保中央与地方在实践层面得以同步。

为了实现国家制度所期许的“齐风俗”目标，中古时期官方施行的核心机制包括但不限于：统一规定放假日期、颁布官方历日、在官学教授官方编定的童蒙教材等。同时，中原编撰的书仪与类书亦可视为官方推进这一目标的有效补充。

《唐宫七夕乞巧图》（局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您在探讨上述问题时，多次提到区域社会史“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对您的影响。区域社会史的取径在明清史研究中已经非常成熟，在中古史研究中还不多见。有一种观点认为，宋代以前的中国，地方社会的力量比较弱，主要由官府掌控，那么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是否适用呢？在您看来，这种取径用于讨论唐代地方社会（敦煌吐鲁番地区），有什么洞见，有哪些挑战？跟传统的唐代地方史、藩镇研究、基层社会研究，跟其他领域（如年鉴学派、华南学派）的区域史研究相比，有什么特点？

赵洋：区域社会史发端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深受历史人类学的启发，其理论与方法在明清史研究领域已日臻成熟。尽管历史学研究的精细化与断代化趋势日益凸显，但学者们可运用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也随之更为多元，研究视野亦得以拓展。我们在倡导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同时，同一学科内部不同断代、不同研究方向间的对话与互动同样不容忽视。

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取径在中古史领域已逐渐受到学者关注与采纳，而敦煌吐鲁番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且完整的地方社会，集中出土于该区域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则是我们了解唐代敦煌吐鲁番地区的最佳“田野资料”。早期成果如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提出的“民生宗教社会史”范式、陈于柱《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敦煌禄命书研究》为中古敦煌构建的个人命运知识体系，以及周尚兵《敦煌写本斋文所见敦煌民众的精神世界与日常生活》揭示的地方社会中“建福”与“建功”两大日常生活核心，皆是该研究取径下的典范之作。

对宋以前地方社会的刻板印象，核心症结在于史料的匮乏，使得地方社会的真实面相在研究中被遮蔽。以往我们多依赖精英阶层撰写和筛选的传世史料，这类史料大多集中于两京、州县等官府及官员主导的历史场景，因此对中古时期地方社会的认知难免存在偏差，甚至形成一些先入为主的认知。

事实上，中国古代官方权力向下延伸的范围大致以县一级为界，县以下的村、坊、里、社等基层单元，本质上仍以地方自治为核心运作模式。随着文人阶层的壮大、印刷技术的进步以及商品经济的繁荣，除了传统正史史料外，宋代以后史料的丰富程度远胜于中古时期，这也让我们得以清晰勾勒宋以后地方社会的发展脉络。而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古碑志等出土文献的陆续发现，则为区域社会史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应用于中古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

在唐代地方社会史研究中，区域社会史的取径带来两方面的转变：其一为研究视野的转向，切换至“自下而上”的视角，将敦煌吐鲁番地方社会作为核心场域；其二为研究议题的拓展，更聚焦于地方社会的结构过程，凸显其独特的地方性。此二者正是其有别于其他研究路径的核心特质。

然而，受限于史料的数量与性质，以及年代跨度所导致的时代特征差异，发轫于明清史与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区域社会史理论与方法，如何内化为中古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仍是学界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

您认为敦煌吐鲁番作为一个“区域社会”有什么样的特点？

赵洋：敦煌吐鲁番作为一个“区域社会”，首先具有高度的开放包容性，融合了中外多元的时代印记。

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这片区域既留存着中国人活动的历史遗存，也遍布着外来人群往来的踪迹。在这里，我们既能见到中原地区的官文书与典籍，也能发现西域胡人留下的叙利亚文等文献遗存。敦煌吐鲁番不仅是中国的“区域社会”，更是世界的“区域社会”。

其二，该区域社会的地理位置，为我们从“周边”视角理解“何为中国”提供了独特的切入点。葛兆光先生曾提出从“周边”维度探寻“何为中国”的命题，尽管他所指的“周边”主要是深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周边国家，但地处中国西北的敦煌吐鲁番，从地理区位而言，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周边”存在。这个特殊的“周边”既受中原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辐射，又因地理距离的存在，对来自中原的各类元素进行本土化改造，进而反向影响长安等中原核心区域——正如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所论述的那样，这些都为“何为中国”这一命题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启发价值。

其三，该区域的社会宗教色彩尤为浓郁。或许正因出自藏经洞的缘故，敦煌文献的佛教色彩格外浓厚。但佛教并非一家独大，道教、摩尼教与祆教等亦在此地落地生根，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渗透到方方面面。此外，余欣先生所建构的敦煌民生宗教，也是当地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吐鲁番文献所反映的吐鲁番等地情形，亦与敦煌大致相仿。

敦煌321窟北壁初唐壁画《阿弥陀经变》

摩尼教僧侣在办公桌上写作。摩尼教抄本残页“MIK III 6368”正面（局部），手稿来自高昌遗址。

与此前的“从地方看中央”不同，在开远门景观的知识传播讨论中，您提供了一个“中央到地方”的视角。长安城的城门，究竟是如何成为隋唐帝国向西域彰显实力、传递信息的重要场域的？此外，您在此处引用了唐传奇中的鬼神故事，能否结合这一点谈谈非官方史料的价值与意义？

赵洋：城门是古代城市交通网络的关键枢纽，既是城市空间格局的重要界定标识，古人的时间节律亦与城门启闭息息相关。因此隋唐长安城门的开启遵循“开则先外而后内，阖则先内而后外，所以重中禁，尊皇居也”的原则。彼时长安外郭城共有十门，人流往来最繁密的当属东出通化门、西出开远门与南出明德门。

开远门在长安城的位置如图所示，为西行要道。

开远门是长安城西面三门中的北门，大致坐落于今西安西郊大土门村一带。作为西行要道，这座巍峨城门自兴建起，西赴凤翔、陇西，西南入蜀，西北往奉天河朔者，皆由此门出入，见证了唐高祖迎回西讨凯旋的庞玉将军、唐肃宗恭迎唐玄宗自蜀返京、唐宪宗奉迎佛骨入京，以及唐僖宗被田令孜挟持夜奔出逃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这些被载入史册的瞬间，让开远门在古人的历史记忆里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此外，开远门既是通往西部辖地与西域的门户起点，也是隋唐丝绸之路的重要起始节点。长安人西出西域，第一步便跨出开远门；西域客东来长安，第一眼望见的往往也是这座城门。这般得天独厚的枢纽地位，让开远门成为长安与西部交通往来的标志性纪念碑式建筑。玄宗天宝年间便有“平时开远门外立堠，云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戍人不为万里之行”，宪宗朝元稹更以诗句“开远门前万里堠”咏之。即便安史之乱中断了大唐的盛世荣光，但后人依然记得“天宝中，承平岁久，自开远门至藩界一万二千里，居人满野，桑麻如织”的繁华景象。正因如此，在后人的反复追述里，开远门逐渐被塑造成隋唐帝国向西域彰显国力、传递声威的重要场域。

至于我在此处提及的“鬼故事”，通常被称作“唐传奇”。这类故事并非凭空虚构，而是古人基于现实进行的艺术化加工，亦是其认知与观照世界的文学性映射，虚实相生，兼具史载特质与文学叙事的双重属性，绝非简单的奇幻文学作品。

学界在唐宋笔记小说的研究领域，业已构建起颇为成熟的方法论体系与理论框架。于史料相对匮乏的中古史研究而言，个人以为这类作品的史料价值，其一便在于其记述的国家制度、地理风貌、风土人情、史事片段、人际往来等内容，能够有效补充并印证正史记载的阙漏与细节，进而丰富历史的肌理与内涵。正如朱玉麒《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及本书所论，笔记小说中的地理空间描写，多是作者为强化故事真实性而依现实情境铺排，这种写实笔触不仅赋予作品史料价值，更比正史中笼统概述的记载显得鲜活可信。而开远门本就是物质层面的地理标识，经由“唐传奇”这类笔记小说的描摹，更得以沉淀下鲜明的时代印记、社会观念与空间意涵。

您复原了敦煌习字S.2078v，发现它是蕃将史大奈的碑文，并且将它作为一种史料，用以考察政治景观在敦煌地区的知识传播。在您看来，敦煌习字作为一种史料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价值？它承载的哪些信息最为宝贵？忠孝观念在敦煌吐鲁番地区的传播情况如何？

赵洋：习字的存在范围甚广，并非仅见于敦煌。作为一种史料，个人以为习字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是较强的随意性，抄写章法无固定范式，内容亦颇为随意；其次是显著的碎片化特征，抄写内容往往残缺不全，甚至存在拼接抄写的现象；再者是内容的宽泛性，几乎皆能寻见经史子集四部相关的习字，书法、壁画等领域更是屡见不鲜；最后是重复性，习字多以字、词、句的重复形式呈现，由此可窥见其习练的目的。

将习字视为史料，其价值一方面在于抄写过程本身便是古代知识与信息传播过程的直接反映与珍贵遗存。通过探究其抄写的物质形态、内容及相关人的活动，我们得以窥见古人如何生产、传播、接受与改造知识的过程及目的，进而理解知识传播对古代地方社会形态产生作用的实际样态。另一方面，习字看似随意零散，内容却包罗万象，举凡政治、经济、制度、文化诸领域无所不包，其中不乏其他典籍未载的珍贵信息。只是以往人们往往见其重复字词便弃如敝屣，未能对其加以复原，进而发掘出其原有内容的史料价值。

此外，个人将习字视为所谓“半精英阶层”的产物，即习字者虽具备一定文化水平，但其学识与社会地位尚未达到精英阶层的标准，正处于向精英阶层进阶的半途。这种“半精英阶层”的产物本身，既是我们理解古代知识传播过程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我们把握地方社会发展脉络的独特史料。

从“史大奈碑”复原的文字内容来看，史大奈是个投降隋唐的突厥人，碑上特意刻上“归义”和“效忠”这两个主要标签。这两个标签不光体现了儒家讲忠孝仁义的政治道德，也显示出官方想塑造逝者形象，以及传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另外，“史大奈碑”里的人物塑造、思想表达，跟两《唐书》里《史大奈传》的内容特别相似，这些都说明这石碑是官方所立，也为官方所认可。

敦煌习字S.2078v，经复原为“史大奈碑”碑文（图片引自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网站）。

清代《绣像瓦岗寨演义传》中的史大奈形象

至于忠孝观念在敦煌吐鲁番地区的传播，因该地区很早就被纳入中国统治版图，受汉化与儒家文化影响甚深，忠孝观念亦早早传入，渗透入当地地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概而言之，国家制度层面，官方教育体系的建立为国家认可的忠孝观念传播提供了制度保障，如通过官学设置、统一教材、派驻官员的教化等途径；私人层面，则依托家风门第的传承、书仪与类书的编撰传抄等载体；宗教层面，佛教为契合“普世价值”以利于传教，亦通过编撰疑伪经、创作经变画等形式宣扬忠孝思想，吸引信众。所以，忠孝观念早已成为中国古代普世的价值与世界观，其传播形式多元，影响至为深远。

您还讨论了西州道经、佛教类书《法苑珠林》以及佛教工具书《一切经音义》的传播。宗教文献从长安到地方的传播有什么样的特点？

赵洋：宗教文献的传抄源于信仰的传播，其背后的核心特点，一是国家力量的投入，二是参与人群的广泛。佛教与道教文献的传播，国家力量的支持与推动无疑是关键所在，尤其是官方佛藏、道藏的编撰与传抄，正是这类宗教文献能在敦煌、吐鲁番地区留存至今的核心原因。与之相应，武绍卫所论及的敦煌写经所与写经僧的存在，其根源也在于官方佛藏的编撰与传抄，故有所谓官写本的说法。同时，本书所探讨的西州道经传抄，更是完全由国家力量主导：自贞观十四年唐太宗灭高昌、置西州后，道经才得以大规模流传；而西州陷落后，道教的传播与道经的传抄便随即中断，难以为继。

宗教信仰的影响渗透于社会各阶层人群之中。正如宛盈所论述的，佛教经典在写造过程中呈现出人群圈层的递进性，这一现象恰恰表明，参与宗教文献传抄的人群极为多样——自上而下的层级传递、同阶层的横向扩散、自下而上的民间参与，形态各异，不一而足。传抄参与者的广泛性，还会使得私人写本相较官写本更具实用性与地方特色。具体来看，私写本的文字形态往往更为潦草随性，甚至偶有疏漏之处；部分写本中还会融入个人感悟或仅在特定地域流传的内容，由此形成与官写本相异的独特版本。

此外，该地区地处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转要冲，乃中西文明交融的核心地带，不同宗教信仰的交流往来相当频繁，且彼此间多有影响。虽然景教、祆教等外来宗教，因个人未曾深入研究，不敢妄加评议，但这些宗教文献的传抄，势必需贴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形——如将外来宗教文献译为中文时，其词汇与内涵往往需要借助中文既有概念来表达。这想必也是当地宗教文献传抄的一个显著特点。

您曾说，探讨地方社会结构的过程，最终目的是发现国家。在您看来，信息传播视角折射出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唐代敦煌吐鲁番地区的地方图景，呈现出的唐代国家的历史面貌是什么样的？

赵洋：从信息传播的视角审视，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处于动态流变的状态。中央制定的国家制度在全国铺展推行，依托各级官府与官员呈圈层式递进扩散，最终渗透至地方，为地方社会的运行构筑起基础性的治理框架。同时，这也赋予其与中央同频共振的时代特质，成为地方社会“日用而不自知”的深层底色。

与此同时，地方社会的运行虽笼罩于中央构建的框架之下，却仍保有独特的地域底色。尤其当地方州县与两京的距离渐远，或是汉化程度与统治影响力逐层递减时，中央的角色便会悄然式微，地方社会的本土力量便会随之凸显，地方社会结构更偏向实用主义，而非恪守制度规范。

不过，中央核心地位对地方社会的向心力，同样不容忽视。正如张氏归义军积极谋求与唐廷使节的往来、唐代“万邦来朝”的盛况所昭示的那样，地方社会或“周边”往往会主动趋近中央的权力、话语体系与文化内核，以维护自身治理的合法性与稳定性，从而使地方与中央始终保持着动态的协同互动。而这也正是中国虽历经多次改朝换代，地方势力崛起后却总会主动向中央靠拢的核心动因——中华文明也正是在这种持续的互动与融合中不断赓续与更新。

通过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信息传播与地方社会，唐代国家的历史图景呈现出制度动态同步、文化多元包容的鲜明特征，而宗教信仰在知识传播与地方社会结构的稳固方面，亦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正如本书结语所指出的，唐代是官文书行政体制臻于成熟的时代——借助官文书的流转传递，国家制度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同步且动态地推行；与之配套的国家礼仪、节日及意识形态等内容，亦能依托基础国家制度搭建的框架辐射全国，进而维系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同时，唐代亦是一个多元包容的国度。经由敦煌、吐鲁番地区往来的陆上丝绸之路，中外文明与文化实现了互通有无，展开多层次的交流互动。两京地区编撰与兴起的官方主流知识与文化，通过文本圈层式的传抄，扩散至地方及周边；地方与周边的特色文化，亦能经由商队与使节沿驿路传至两京，同样对中央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敦煌文献虽出自藏经洞，宗教属性最为显著，看似难以代表唐代国家的一般常态，但结合传世史料与吐鲁番文献考察便会发现，宗教信仰对唐代国家的历史面貌依然影响深远。唐代的佛教与道教因诸多政治因素，几乎都曾跻身国教之列。宗教信仰的传播，一方面维系了中央统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在地方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郝春文先生在《中古时期社邑研究》中探讨的社邑，与宗教信仰关系密切，构成了地方社会与唐代国家的历史面貌。

事实上，唐代国家的历史面貌本就丰富多元，恰如盲人摸象，不同的研究视角与史料维度，往往催生各异的解读结论。本书基于敦煌吐鲁番文献，从信息传播的视角切入，立足区域社会史立场，冀望能初步为我们理解唐代国家的历史面貌打开一扇新的窗口。未来，期待能涌现出更多不同视角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从而让我们对“何为唐代”形成更完整的认知——这或许正是这套书的系列名称——“新时代敦煌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敦煌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学术积淀，在文献资料和问题研究上都有相当的进展，选题也越来越精细化。您认为“新时代的敦煌学”“新”在哪些方面呢？

赵洋：敦煌吐鲁番学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历经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各方面的研究均已积淀下相当深厚的学术成果。“新时代的敦煌学”中的“新”，正是指新阶段下的新方法与新研究。本书附录收录有我为荣新江老师《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撰写的评介文章，在这篇评介中，我将吐鲁番学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的新阶段被定义为“整理与研究的收尾与再起期”。顾名思义，这一阶段既标志着吐鲁番学某个发展阶段的圆满落幕，也预示着新一轮研究工作的正式开启。相较于吐鲁番学，敦煌学的研究实际上更为成熟，不过当下也正处在一个“翻新”的转型阶段。

首先，我们对于敦煌吐鲁番文献图版与定名的“翻新”，在当下显然具有迫切的必要性。尽管国内外敦煌文献大多已公布，但部分图版仍为黑白或画质模糊，给研究利用带来诸多不便；更有一些散藏的敦煌文献至今尚未公开。与此同时，早期对部分敦煌文献的性质判定与定名，受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与研究条件，亟待更新修订。由郝春文、荣新江等先生领衔整理出版的《敦煌文献全集》，对国内外敦煌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全彩收录与刊布，为“新时代敦煌学”的发展筑牢了坚实的文献根基。

伴随着敦煌吐鲁番文献“翻新”，学界也亟须立足长时段视野与宽领域视域，推进系统性的分类整合与深度综合研究，以推动学术重心由文献整理转向历史阐释层面的“翻新”。与传世史料相同，敦煌吐鲁番文献本质上也仍是一类史料。如何审视与运用这类文献，既是彰显其史料价值的关键路径，更是历史学研究核心价值之所在。以往研究多聚焦于文献学层面的整理与考订，当下则更需实现从“文本中心”到“过程中心”的转向，即关注敦煌吐鲁番文献背后动态的历史生成、演进及其意义。正如我曾强调的，“信息”是流动的，历史亦复如是。“新时代的敦煌学”，应当融通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以长时段视野洞察各类“流动”背后的机制与结构。

当前AI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数据库建设亦日趋成熟，这些技术在敦煌吐鲁番学领域的应用，正是“新时代敦煌学”的生动体现。当前，AI技术与数据库的应用已相当广泛，其在关键词检索、知识问答、文本生成、研究总结等环节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有力帮助，极大便利了史料利用与史学研究的推进。敦煌吐鲁番文献数量以万计，恰好可视为一个庞大的数据集合体，未来借助AI技术与数据库，我们完全能够在敦煌吐鲁番文献的缀合、定名与搜检等方面取得更多突破与应用，以减少手动翻阅等重复劳动与疏忽遗漏。这无疑是新技术在“新时代敦煌学”中的具体实践。

此外，最后还想明确一点，“新时代敦煌学”的“翻新”必须扎根于前人坚实的研究基础之上。没有前辈学者对国内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搜集与深耕，我们便无从拥有足以支撑学科发展的坚实研究成果与成熟理论体系。譬如郝春文先生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成功付梓，标志着该学科理论体系臻于完善；荣新江先生领衔主持的《吐鲁番学大辞典》编纂工程正式启动，则昭示吐鲁番学迈入全新发展阶段。这些扎实的学术积累，正是“新时代敦煌学”之所以能冠以“新”字的根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