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伊朗首任总统，霍梅尼的门生，为何却流亡海外？

2021年10月，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医院里，有个88岁的老头儿走了。

这事儿传到伊朗国内，大伙儿的反应挺有意思。

对于现在的伊朗年轻人，这名字估计也就只能在历史书的角落里翻到；可对于从1979年那场惊天动地的大变革里走过来的老人来说，这人的死，算是一个时代的句号，画在了一段既纠结又带着血腥味儿的历史上。

这人名叫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

他是谁？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头一任大总统。

更有意思的是，他当年可是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霍梅尼最看重的“干儿子”。

这就让人看不懂了：你说一个人，怎么能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从大家伙儿捧在手心里的开国功臣、总统、统帅，一下子变成了全国通缉的“反贼”，最后据说还得化妆成女人，狼狈不堪地逃离这个他亲手建立的国家？

不少人说这是为了抢权夺利。

确实有这成分，但没说到点子上。

这背后不光是谁输谁赢的事儿，而是两种完全拧巴的治国思路，在那个节骨眼上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巴尼萨德尔觉得自己是在下一盘叫“现代化”的大棋，可他忘了，坐在他对面的霍梅尼，下的是一盘关于“神权”的局。

连棋盘都不一样，这棋怎么赢？

一、想岔了：当“洋博士”碰上“土教士”

要想把这事儿捋顺，咱们得把日历往前翻，回到1979年以前。

那时候的巴尼萨德尔，手里那把牌简直是王炸。

1933年生在哈马丹，家里有钱，老爹还是神职人员。

这点太重要了，说明他虽然是个喝过洋墨水的留学生，但骨子里流的是“自己人”的血。

他跟霍梅尼早就认识，关系好得跟师徒一样。

在德黑兰大学那会儿，因为反巴列维国王蹲过两次大牢。

1963年跑去法国，在著名的巴黎第四大学混了个博士学位。

你看看这硬件：神职家庭出身 + 革命坐牢资历 + 西方名校博士头衔。

放在1979年那个档口，这简直就是给“新伊朗”定做的门面。

对霍梅尼来说，巴尼萨德尔太有用了。

当时的革命急需一张能拿给西方人看的“名片”。

一个满肚子墨水、西装革履、说话好听的经济学博士，肯定比一帮留着大胡子、只会念经的毛拉，更能让欧美觉得靠谱。

所以在巴黎流亡那阵子，巴尼萨德尔成了霍梅尼的大管家，专门负责对外宣传和搞理论。

那会儿，霍梅尼对他简直是言听计从，甚至亲热地叫他“我的好儿子”。

但这恰恰成了巴尼萨德尔悲剧的根儿。

他产生了错觉：觉得霍梅尼离不开他的脑子，需要他的专业本事来管这个国家。

他以为革命一成功，霍梅尼会像甘地那样退到幕后当个精神象征，把治国的实权交给他这种懂行的人。

这笔账，他算得太离谱了。

在霍梅尼的心里，专家那是干活的工具，教士才是当家做主的人。

1979年，巴列维王朝垮台。

巴尼萨德尔跟着恩师回国，那排场，比现在的超级巨星还牛。

革命委员会委员、管经济的主席、首席顾问、外长…

帽子一顶接一顶地扣在他头上。

到了1980年，伊朗选第一任总统，巴尼萨德尔毫无悬念地拿下。

乍一看，他好像站在了权力的顶峰。

可等他真坐进总统办公室，翻开权力的账本一看，好家伙，全是亏空。

他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巨大的“坑”里。

在这个刚建立的国家，其实有两套班子。

一套是巴尼萨德尔领着的“世俗政府”，坐着的都是专家、学者、技术官僚；另一套则是实权更大的“影子衙门”——由宗教那一帮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和伊斯兰共和党。

巴尼萨德尔满脑子都是技术官僚那一套。

在他眼里，国家要转得动，得靠经济规律，不能靠经书教条。

政府里唱主角的应该是懂经济、懂外交的专业人士，那些宗教学者给点道德指导就行了，别插手具体怎么干。

这种想法，在西方那是常识。

但在那时候的伊朗，这就是大逆不道。

他的对手可不是省油的灯，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贝赫什提这些后来响当当的大佬，都在对面站着呢。

这些教士阶层对巴尼萨德尔的“专家治国”根本看不上眼。

他们觉得：要是权力不抓在信得过的教士手里，这场革命早晚得变味，变成另一种形式的世俗政权。

于是，火药桶炸了。

巴尼萨德尔想提拔个部长，议会那是死活不给过；想搞个经济政策，革命委员会直接叫停。

他虽然顶着总统的名头，却处处被人卡脖子，像个手脚被捆住的大力士。

这会儿，巴尼萨德尔面临一个要命的选择：是低头认怂，还是硬刚到底？

要是他够滑头，没准就服软了，跟教士阶层表个忠心，承认自己就是个高级打工仔。

可他偏不。

作为一个拿了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他的傲气和对恩师的感情让他选择了硬碰硬。

他天真地以为，只要霍梅尼还在，只要自己还是那个“干儿子”，这帮教士就动不了他。

但他忘了，在政治利益面前，亲父子都能翻脸，何况是师徒？

1980年，两伊战争开打。

对伊朗来说这是个劫数，可对巴尼萨德尔来说，他好像看见了一根救命稻草。

当时伊朗的部队情况挺特殊。

正规军（巴列维时期留下的老底子）受过正规训练，偏向世俗化，技术过硬；而新起来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那都是宗教狂热分子，忠心是忠心，但打仗的本事参差不齐。

巴尼萨德尔的小算盘是这么打的：

教士们在议会里人多势众，我玩不过；但在战场上，打仗得靠专业军人。

只要我能把军队抓在手里，靠打胜仗建立起威望，我就能反过来压住那帮教士。

于是，他顶着最高防御委员会主席的头衔，一头扎进了前线。

他开始频繁跟正规军的将领套近乎，想在军队里安插自己人，甚至想把总统卫队搞大。

他在前线脱了西装，换上迷彩服，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战时统帅”的样子。

这一招，看着挺美，其实凶险得很。

因为这碰到了教士阶层最敏感的那根筋——枪杆子。

在德黑兰的教士们看来，一个不听话的总统已经够让人头疼了，要是这总统手里再握着一支听他话的军队，那还得了？

这不就是拿破仑或者凯末尔的故事又要重演吗？

巴尼萨德尔越是在前线表现得积极，后方的教士们就越是害怕。

本来，霍梅尼还想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不想让场面太难看。

但当巴尼萨德尔开始染指军权的时候，霍梅尼的态度彻底变了。

在霍梅尼的天平上，一边是“懂经济的儿子”，一边是“保卫政权的基石”。

选哪个？

傻子都知道答案。

四、被踢出局的“外人”

1980年6月，信号来了。

霍梅尼把巴尼萨德尔的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给撸了。

这不光是个免职通知，这是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你过线了，滚蛋吧。

这时候的巴尼萨德尔，其实已经输光了。

手里没了兵权，议会里全是死对头，他在政治上已经成了“光杆司令”。

但他还在垂死挣扎。

他在集会上演讲，骂教士阶层独断专行，想让老百姓支持他。

这种搞法，在西方叫“争取民意”，但在当时的伊朗，这叫“搞分裂”。

教士阶层没再给他留活路。

1981年6月，伊朗议会启动弹劾程序。

理由很简单：总统没本事，还跟神权体制对着干。

没过几天，霍梅尼签了字，正式把巴尼萨德尔的总统帽子摘了。

那个曾经被捧为“革命之子”的人，瞬间变成了“革命的叛徒”。

街头开始出现“处死巴尼萨德尔”的标语。

巴尼萨德尔连个体面的交接都没来得及做，就开始了逃亡。

一个月后，一架伊朗空军的波音707飞机从德黑兰偷偷起飞，降落在法国巴黎。

从机舱里走出来的，是流亡的前总统巴尼萨德尔。

他在法国搞了个流亡政府，发誓要推翻他曾经参与建立的那个政权。

这一骂，就是四十年。

直到2021年，他在巴黎一家医院咽了气，享年88岁。

他到死也没能再看一眼老家哈马丹。

回过头来看，巴尼萨德尔的悲剧，真的是因为他没能耐吗？

不见得。

他在经济和外交上的好多看法，后来都被证明是有道理的。

他栽就栽在，试图在一个神权国家的架子里，硬塞进一个世俗的、技术官僚的核。

这就像是往柴油发动机里加汽油，不管油品多好，机器肯定得趴窝。

巴尼萨德尔一辈子都没明白一件事：1979年的那场大变革，虽然各行各业都掺和了，但最后的解释权，始终攥在那个坐在库姆圣城的老人手里。

他以为自己是霍梅尼的合伙人，其实他就是个被借来用的“装修工”。

房子盖好了，装修工要是还想赖着当房主，结局注定是被扫地出门。

1981年，当他坐在飞往巴黎的飞机上，看着窗外越来越远的德黑兰灯火，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起了当年在巴黎第四大学念书的日子。

那时候他意气风发，以为凭着书本上的道理就能改造一个国家。

现实用最狠的方式给他上了一课：

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棋局里，血统、教条和枪杆子，永远比博士学位说话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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