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飞机快走，飞一架是一架，人不许抵抗，要命也得给！

1931年9月中旬，沈阳的秋夜透着寒意。

北大营里，正在上演一场让后世军事学家把脑袋挠破也想不通的荒诞剧。

守擂的，是东北军手里的一张王牌——独立步兵第7旅。

这是一支拥有约一万两千名壮汉的队伍，装备那是没得挑，平时训练也足够硬气。

攻擂的，是日本关东军凑出来的一个大队，外加点铁路守备队，刚开始动手的兵力，满打满算也就六百五十号人。

一万两千对六百五。

按照正常人的逻辑，这仗闭着眼都能打出个大胜仗。

哪怕这帮东北汉子一人踩上一脚，那几百个日本兵也得被踩成肉泥。

可偏偏，结局让人下巴都掉在了地上：这一万多号全副武装的士兵，竟然被六百多个鬼子撵得满世界乱跑。

一夜没过完，北大营丢了；太阳刚升起来，沈阳城也没了。

是这帮当兵的怂吗？

绝对不是。

那天晚上，有不少血性汉子实在憋不住，违抗军令也要打两枪。

可绝大部分人，是咬碎了后槽牙，含着眼泪撤退的。

这背后的根源，不在战场，而在算盘上。

这笔账算错了，而且算账的人，远在北京和南京。

账本的第一页，赫然写着四个大字：“家里没人”。

这事儿得往回倒几个月。

1931年刚开年，为了收拾反水的石友三，张学良把东北军的主心骨都拉进了山海关以内。

这等于把自家大门敞开，给了日本人钻空子的机会。

到了9月份，风向明显不对了。

“万宝山”和“中村”两档子事儿闹得沸沸扬扬，日本人的火药味儿，顺着风都能飘过鸭绿江。

那会儿，张学良正躺在北京协和医院治伤寒。

人虽病着，脑子却没糊涂，情报一份份送手里，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他清楚日本人没安好心，也后悔当初把主力调得太远。

就在这节骨眼上，负责沈阳防务的旅长王以哲特意跑了趟北京，面见少帅：能不能把兵调回来点？

真打起来咋整？

张学良在这会儿，拍板做了个让他后悔一辈子的决定。

他掏出蒋介石发来的电报，给王以哲看了一笔所谓的“止损账”。

这笔账的核心思想就一个字：“忍”。

蒋介石电报里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不管日本人怎么挑衅，咱们绝不还手，千万别起冲突。”

这逻辑就像是遇到流氓来找茬，你觉得只要把手捆上，流氓就会良心发现不揍你。

张学良对这套理论是深信不疑，甚至还要部下学印度的甘地，搞什么“不合作”。

于是，王以哲揣着这道比山还沉的死命令，回了沈阳。

9月18日晚上10点20分，这笔糊涂账开始连本带利地往外赔了。

日军河本中尉在柳条湖那个地方，炸断了一小截铁轨，转头就赖在中国军队头上。

紧接着，炮弹就砸向了北大营。

这一下子，北大营彻底炸了锅。

参谋长赵镇藩正在值班，电话火急火燎地打到了荣臻参谋长那儿。

荣臻人在哪？

在公署办公。

王以哲呢？

在家里歇着。

张学良呢？

在北京前门外的中和戏院，正坐在包厢里听梅兰芳唱戏。

这一连串的电话转接，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指挥系统瘫痪”。

赵镇藩问荣臻：“鬼子打进来了，咋办？”

荣臻赶紧找少帅。

张学良的副官把电话线拉进包厢，得到的回复还是那套老嗑：“小心处理，听中央的，坚决不抵抗。”

这下好了，荣臻给前线发去了一条能把人气吐血的指令：“不许抵抗，不许动弹，把枪锁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捐躯。”

前线的军官听完，脑瓜子嗡嗡的。

赵镇藩带着哭腔再次请示：“长官，这根本做不到啊！

弟兄们都被火烤着呢，咋把枪往库里放？”

荣臻的回话冷得像冰块：“这是命令，出事你担着。”

于是，一幕极度魔幻的场景出现了：

日本人要是进来，上面会去谈。

他们要啥给啥，别打。”

连长气得大吼：“要命也给吗？”

团副两手一摊：“没招，旅长的命令。”

就这么着，因为这一纸“不抵抗”的荒唐令，东北军第7旅在混乱中根本没组织起像样的反击。

虽说像王铁汉团长这样的硬汉，在最后突围时实在忍无可忍打了一阵，但大势已去。

一夜功夫，死了335个，失踪483个。

剩下几千号人，跟没娘的孩子一样，灰头土脸地撤往锦州。

再看日军那边，本庄繁这笔账，算得比中国人狠多了。

事变刚开始那会儿，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其实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赌。

手里拿着土肥原贤二那份颠倒黑白的战报，本庄繁从被窝里爬起来，他也得做个选择：是等东京大本营点头，还是自己单干？

按日本军规，私自调动师团级别的兵力，那是要掉脑袋的重罪。

但本庄繁把牙一咬，撂下一句狠话：“干！

出了事我一个人扛。”

结果，他赌赢了。

他赌的就是中国军队不敢还手，赌的就是南京那边骨头软。

这一把，他赚翻了。

沈阳陷落，兵工厂、飞机场全成了人家的。

42架还没起飞的战机，因为飞行员找不到人影，最后全给日本人当了战利品。

话说回来，张学良和蒋介石为啥死活不让打？

难道他们真傻到以为日本人是来搞“演习”的？

说白了，他们心里还有另一本名为“外交”的账。

在他们的算盘里，只要中国不还手，就能站在道德高地上。

到时候请国际联盟（国联）出面，像当年“三国干涉还辽”那样，逼着日本人退回去。

张学良的顾问顾维钧建议找国联，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也跟着忽悠：“你们打不过日本的机器，还是找国联哭诉吧。”

于是，9月22日，蒋介石公开发话，让老百姓“暂且逆来顺受，等着公理审判”。

可这笔账，错得离谱。

他们高估了国联的本事，也低估了日本人的野心。

国联那就是个只有嘴没有牙的老虎。

英法想管但没美国撑腰（美国正赶上大萧条，还不是国联成员），苏联忙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不想惹一身骚。

日本人把这一切看透了。

关东军压根不搭理国联的决议，甚至叫嚣：“头可断，兵不可撤！”

为了彻底打碎南京方面的白日梦，日本人干了件更绝的事——轰炸锦州。

锦州那是关内外的咽喉要道。

沈阳丢了后，张学良把剩下的家底都搬到了这儿，指望在这儿稳住，还想把它弄成个列强担保的“非军事区”。

1931年10月8日，本庄繁根本没理会日本军部那边的磨叽，直接派了两个飞行中队，对着锦州就是一顿狂轰滥炸。

75枚25公斤重的炸弹，像下雨一样砸向了辽宁省政府行署、交通大学、火车站。

这一炸，不光炸塌了无数房子，也把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外交梦”炸成了粉末。

虽说国际上一片哗然，英美法意西各国纷纷抗议，但日本人只是假惺惺地解释两句，手底下的动作一点没停。

转头，刺刀就指向了哈尔滨和黑龙江。

短短四个月，相当于三个日本本土那么大的中国东北，全让人家占了。

如今回过头看，“九一八”那个晚上，哪怕东北军只做一个最简单的决定——“守土有责，就地还击”，历史的剧本可能都会彻底改写。

毕竟，当时关东军在东北也就一万多人，加上朝鲜那边过来的援兵也不过两万。

而在东北这片黑土地上，就算主力进了关，留守的部队依然有15万之众。

15万打2万，就算拿尸体堆，也能把关东军挡在沈阳城外。

可惜，历史从来没有如果。

张学良后来对着部下痛哭流涕，说不想让弟兄们白白送死。

这话听着挺感人，但实际上，他还是那个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的人——先是寄托给蒋介石，后来寄托给国联。

唯独没有寄托给他手里那杆枪。

那个晚上，沈阳的月亮挺圆，高粱地里的风挺凉。

但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那是心里最冷的一个夜晚。

因为从那一刻起，他们丢掉的不光是土地，还有一个大国该有的脊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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