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关注附近是找回生活意义的唯一途径

然后，在另一个极端，就是社交媒体。你每天都沉迷其中，接收着各种各样关于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的耸人听闻的信息——而你却无法直接接触到这些事件。你并不真正了解发生了什么，但你接收到的信息却被包装得充满情绪化，有时甚至带有意识形态分裂色彩。

张：

2019年，您参加了非常受欢迎的明星访谈节目《十三邀》。节目中，您身处家乡温州，接受一位名叫许知远的知识分子的采访，在那次谈话中，您谈到了“附近”（The Nearby）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迅速走红，在主流平台上获得了约六千万次的浏览量，并在小红书和其他平台上广泛传播。人们开始在中国的艺术展览中使用“附近”这个概念，甚至有一家书店以“附近”命名，可见它引起了广泛共鸣。那么，“附近”究竟是什么呢？

项：

首先，我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是源于一个观察：身边事物的消失。这是一种否定。

附近的事物究竟在消失什么？年轻人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被两个极端所占据。一个极端是自我：我的学业成绩、找工作、恋爱关系、与父母的关系，甚至健康。如今，人们对健康和身体状况普遍感到焦虑——这几乎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常态。

这是我观察到的。年轻人的情绪非常不稳定。今天你收到一些信息，心情就会很低落；明天你看到一些不同的信息，心情又会突然变得很高涨。所以他们的情绪总是摇摆不定。他们的思绪总是被近在眼前的事物和遥远的事物占据。

中间究竟是什么？你的邻居是谁？谁负责清扫街道？你的公寓是如何管理的？以前这里住着谁——当他们被要求搬走，清理土地建造你现在居住的这些公寓时，他们去了哪里？这些人以及这些往事都从你的记忆中消失了。

那是附近事物的消失。

它为什么会爆红？部分原因是它描述了一种人们感同身受的现实。但我认为这只是一小部分原因。人们真正想谈论它的原因是，他们渴望在生活中找到一些可以依靠的东西。它唤起了人们的某种渴望。它不仅仅是在陈述一个既定的真理。人们感觉自己的生活停滞不前——一切都变得不确定、脆弱、抽象。他们想要一些具体的东西——一些他们能从中找到共鸣、可以亲手触摸并付诸行动的东西。

张：

我也觉得疫情之后它变得尤其流行。你在这方面对中国社会的描述非常生动：你曾经告诉我，中国人往往不想待在现在的地方——他们总是想去别的地方。

张：

我向美国的编辑们提及您的作品时，他们往往会将您与罗伯特·帕特南的著作《独自打保龄球》联系起来。帕特南是哈佛大学著名的政治学家，他认为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社会组织显著衰落。

他考察了许多指标：教会参与度下降、保龄球俱乐部门可罗雀——人们真的独自打保龄球，这正是他的比喻——工会日渐衰落、政治组织活动放缓。从某种意义上说，普特南成了美国衰落公民社会的桂冠诗人。

现在你似乎在中国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你在《十三邀》节目中的采访唤起了你刚才描述的那种渴望：一种对更深层次的联系和控制的渴望——类似于普特南的书刚出版时所引发的那种渴望。

首先，你熟悉普特南的著作吗？两者在结构性因素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例如，普特南认为科技——尤其是电视——是社会衰败的驱动因素之一，因为它极易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在中国，智能手机和互联网也同样极易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对吗？

项：

现在一家人不再共用一个屏幕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屏幕——

张：

——这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了，对吧？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你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市场在社会中日益扩大的作用。

我认为不同之处在于，普特南的作品往往聚焦于群体聚会——比如保龄球联赛、工会等等。而你的作品并没有着重描绘这些。你更关注观察，鼓励年轻人以不同的视角看待当地社会，与人进行一对一的互动。你的作品并非像《独自打麻将》或《独自在茶馆品茶》那样，描绘的是独自在茶馆里消磨时光的场景，对吧？那么，你和普特南的作品之间为何存在这种差异呢？

项：

普特南的研究在实证上非常严谨可靠。他描述了电视、女性就业、郊区化以及中产阶级向郊区迁移如何削弱了公共生活——没有公共交通，没有邻里关系。

有些内容或许与中国语境相关，有些则不然。但真正促使我谈论“附近”的，并非是说生活正在衰落或腐朽，也不是出于怀旧之情。我感到，年轻人本身就感到不快乐。

张：

普特南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怀旧之情——对教堂或工会的怀旧。你却不会真正唤起这种怀旧之情。当你想到“附近”的地方时，是否会想到回到过去的某个地方？

项：

我没有。但我的读者经常会提起一些怀旧的往事。他们会谈到小时候的邻里生活——不用预约就能随意拜访邻居。大家会和邻居们见面，一起吃饭，甚至留宿。

如今，孩子们由父母接送，坐进车里，从一个辅导班送到另一个辅导班。所以，这其中存在着一些怀旧的参照点。但对我而言，怀旧在分析层面上并不重要。

张：

这其实不算是个问题，更像是一种想法——你关于“附近”的理念也引起了我的共鸣，作为一个经历过日益加剧的政治两极分化的美国人，我深有同感。

张：

或许我们可以更具体地谈谈您的建议。您曾参与中国大学的课程改革。据我了解，您鼓励学生与他们每天都会接触到的身边人互动——例如，公寓附近的保安，或者早上卖早餐的小贩。[注：项认为“身边的人”是年轻人与周围环境互动的新框架，他希望“促进”这种互动。]

在过去，当每个人都忙于工作赚钱的时候，这些人往往会被忽视。现在你想让学生与他们互动，建立关系。是这样吗？你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项：

是的，这是整套课程实验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学生尝试去了解那些他们平时很少关注的人。

许多学生表示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太害羞了。他们形容自己患有中国人所说的“社交恐惧症” （shekong）。

张：

——这是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项：

“附近”正在消失。我们通过手机关注数千公里外的战争或明星丑闻，却不知道邻居是谁。我们失去了与具体经验的联系。

回归附近，不是要回到过去的小农社会，而是要重新建立具体的社会关系，重新学会如何与不同的人打交道。这是找回生活意义的唯一途径。